放得下意识形态却放不下傲慢？美国和新中国到底是如何反目成仇的？

现代中美关系肇始于1944年，而后6年，双方关系冷热交替，跌宕起伏，并最终成为不共戴天的宿敌。

失败的对华政策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即《对华政策白皮书》。

在这本100多万字的报告中，美国回顾了抗日战争以来的美中关系，就美国支持蒋家王朝的原因向美国民众解释，指出中国目前改天换地的局面罪在蒋家王朝的无能，意图通过推卸美国支持蒋家王朝打内战的责任重塑美国爱好和平的形象。

《白皮书》一出，立刻在海内外引发轩然大波，随后毛主席连续发表5篇评论性文章，对《白皮书》进行猛烈的驳斥，其中在8月18日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尤其具有代表性。

而这篇揭露司徒雷登迷惑性本质并对其进行辛辣讽刺的文章一经发表，就基本等于在神州大地判了司徒雷登社会性死刑，从此这个为近代中国教育作出过较大贡献的燕京大学校长，彻底成为人神共愤的众矢之的。

彼时的司徒雷登，早在8月2日就离开南京，登上了去琉球群岛的飞机，随后返回美国国内。

此前一个月，司徒雷登还与他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也就是南京外事处主任黄华有过频繁的接触和交流，甚至司徒雷登还差点儿北上北京和我国领导人见面。

而事情之所以急转直下，根本原因在于司徒雷登在八字还没有一撇的情况下，就将和黄华接触的内容公诸于众，并号召各国使节与自己保持一致。这让此刻派遣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并争取苏联援助的我们极为被动，所以为了打消斯大林的疑虑，促进中苏友好，毛主席在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重申了三个月前提出的“一边倒”外交政策。

而这也等于宣告了司徒雷登努力的失败，再一次关上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司徒雷登的美梦

事实上早在1944年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我党和美国的半外交关系就开始了。而后美国代表赫尔利开始奔走于国共之间居中调停，但由于美国对华态度暧昧不清尤其是支持蒋家王朝，最终导致了我们和美国关系从“放手合作”到“中立”。而后在内战爆发后，双方关系更是进一步走到“准备斗争”的程度。

直到司徒雷登与我们接触，双方关系才再一次“回暖”，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

因为美国提出的要求，我们根本就不能接受。

中美关系的第一步，是相互承认，不过双方似乎都不愿意迈出第一步。

司徒雷登当时给出的底线是：

（1）新政权应维护美国的在华“合法”权益；

（2）新政府应吸纳开明人士，也就是亲美派加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疯狂地在国统区“劫收”，以前所未有的寡廉鲜耻夺取国民财富，导致国统区经济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迅速崩溃。而后美国势力汹涌而至，通过大量向中国倾销战争剩余物资的方式低价套买破产抵押的资产，使美国以极低的成本控制了我国的经济命脉。

不仅如此，美国还与蒋家王朝签订了《美国在华空中摄影协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中美航空协定草案》、《中美三十年船坞秘密协定》、《中美宪警联合勤务议定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航空协定》、《中美救济协定》、《中美海军协定》、《中美农业协定》等，尤其是1946年11月4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标志着我国彻底成为美国殖民地，蒋家王朝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了连袁世凯、汪精卫都不敢做的事。

而司徒雷登提出的第一条，就是维护美国此前在蒋家王朝身上攫取的暴利，换句话说，蒋家王朝跪着许下的诺言，美国让我们跪着兑现。美国在蒋家王朝身上砸钱打的水漂，让我们替蒋家王朝还。

真是岂有此理！

不仅如此，司徒雷登还要求我们接纳所谓亲美人士，不仅公然干涉我国内政，更要挟制我们的未来！狼子野心，路人皆知！

所以，我方也亮出了底线：

（1）外国武装全部撤出中国；

（2）停止继续援助国民政府；

（3）断绝同国民政府的关系。

这当然不是美国想要的，所以当司徒雷登表达出想要北上北平甚至和周总理等领导人会面时，美国杜鲁门政府在7月1日要求司徒雷登不要北上，并尽快以述职名义回国，于是司徒雷登在8月2日离开南京。

不甘的美国政府

不过，就像司徒雷登在途径琉球群岛时依然对中美关系充满乐观一样，即便是司徒雷登马失前蹄，美国杜鲁门政府依然对新中国充满期待。

原因无他，美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为了对抗苏联，美国愿意放下意识形态的分歧。

但问题是，美国除了需要放下分歧，还需要放下身段甚至傲慢，但杜鲁门一再表示自己做不到。

司徒雷登回国后，美国国务院随即发表了国务卿艾奇逊推动的《对华政策白皮书》，引起中美激烈论战。

而在论战时，艾奇逊再度重申了承认新政权的3个基本条件，即：

新政权必须能有效控制所有领土（不受苏联摆布）；

新政权必须继续履行国际义务（维护美国在华利益）；

新政府必须得到本国人民的支持（接纳亲美人士举行所谓民选）。

司徒雷登，就是根据艾奇逊的思路和我们进行谈判的，可想而知这样的条件我们根本不可能接受。

从艾奇逊和司徒雷登的底牌可以看出，美国虽然为了离间我们和苏联关系不惜放下意识形态的隔阂，但却依然难以放下控制中国的执念。

说白了，美国想要接纳中国，国内经过激烈争论后也终于形成了统一意见，但我们不可能配合美国跪下来。

所以美国在分裂中国以及奴役中国的野心陆续破产后，开始使出杀手锏，那就是宝岛问题。

作为世界霸主，美国一直希望将宝岛问题作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筹码。这让我们更是怒不可遏，因为我们虽然在底线中亮明美国不许帮助蒋帮，但却始终将宝岛作为自己的家务事来看待，不希望任何国家的干涉，美国这种拿着我们的东西做筹码的无耻行径，自然加大了两国的隔阂。

所以美国打“宝岛牌”和此前司徒雷登要求我国在政府接纳亲美人士一样，都充满着美国式的霸道，而这正是我们最深恶痛绝的。

所以，双方注定难有结果。

相比之下，尽管毛主席一再请求斯大林援助飞机军舰，为解放宝岛做准备。但斯大林惧怕解放宝岛会引发美国干涉，进而引发美苏将帅见面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斯大林只是表示会提供武器装备但并不会直接武装干涉。

这种态度无疑是我们相对而言乐于接受的。而且新中国成立后，苏联还陆续吐出了很多在华权益，这无疑更能博取我们好感。

所以美国越是大打“宝岛牌”，中美的关系就越是恶化。

中美的反目成仇

在美国看来，只要新中国不倒向苏联，美国就能将不干涉宝岛问题作为送给新中国的“人情”。毕竟：

蒋帮早已烂泥扶不上墙，美国早就对这个干啥啥不行的政权失望透顶了。

而且当时的新中国，尤其是东北人民对苏联的印象并不好，这一点在《亮剑》中体现得也相当明显，尤其是作为民主人士的田墨轩。

更重要的是，艾奇逊敏锐地认识到：新中国相比于靠苏联铁蹄建立的东欧各政权，有着更多的自主性，所以在苏联企图将新中国纳入为苏联卫星国时必然不会任由苏联摆布。

所以美国始终相信自己能将新中国拉过来，作为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

而后，当国防部一再认为宝岛不能抛弃时，国务院从政治角度通盘考虑，表示宝岛问题不能单纯从军事角度考虑，要站在政治高度。美国应该以不干涉宝岛问题的表态作为筹码，博取我国好感，并离间中苏关系。只要宝岛不在苏联手里，被我们解放又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外宣布，宝岛是中国内政问题，美国从来不干涉。

1950年1月16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讲话时确定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防线，不包含南朝鲜和宝岛，试图做最后的努力。

而后，新中国和苏联在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正式“一边倒”向苏联，这等于彻底浇灭了美国的“一厢情愿”。

这时麦克阿瑟表示：

“如果此时再不改变政策，那就等于将宝岛让给苏联。如果苏联将势力延伸到太平洋，宝岛就相当于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势必更加被动”。

于是美国开始“反悔”，但问题是话一出口，再食言而肥实在太不地道。6月20日，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来到日本，同麦克阿瑟一道制定了《保台意见书》。而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从趁机在6月27日宣布“宝岛地位未定”，并派遣第七舰队进入海峡。

今天的很多人，将朝鲜战争爆发视为我国无法完成统一大业的根本因素。事实上，美国干涉宝岛的思想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就已经成型，“宝岛地位未定论”就是最终标志，即便没有朝鲜战争的炮火，美国也会以各种理由“重返”海峡，保护蒋帮。

而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迅速干涉我国内政的无耻行径，无疑激起了毛主席的雷霆愤怒，更坚定了毛主席出征朝鲜，打败美国野心狼的决心。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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