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冲突搅动大国博弈？为何毛主席说中苏交战给美国出了个好做文章的题目？

1969年3月2日，中苏边防军队在珍宝岛周边大打出手。

在新中国参与的所有对外战争中，珍宝岛冲突规模最小时间最短，但产生的影响却空前深远。因为冲突的对象是超级大国苏联，而中苏的短兵相接又深刻改变了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的外交重心。

所以可以说，一场小小的珍宝岛冲突，改变了世界格局，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而作为这场冲突真正的运筹帷幄者，毛主席早已将中苏的边境冲突纳入到了新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的整体思路和策略安排中。而珍宝岛冲突作为中苏边境冲突的高潮，更直接促成了新中国在70年代初对外战略的转向。

珍宝岛事件爆发后，新中国首先在内部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应对措施，包括：

群众声讨，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在珍宝岛爆发后的10天时间里，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数量高达4亿人次以上；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除了不断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更在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将战备工作超出常备规模，在政治和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临战阶段。

可以说，因为超级大国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对手存在，让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但不屈不挠的我们也做好了和苏联全面对抗的准备。

因为在珍宝岛冲突中死伤惨重、吃亏甚大，所以苏联高层的反应空前强烈，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代表的苏联军方态度强硬，主张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意图，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为此他们主张在远东地区动用中程导弹，携带当量为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进行打击。

面对苏联的核威胁，毛主席轻松地表示，如果苏联对我们动用核武器，那么我们就打到外线去，到苏联境内安家落户。

可以说，在经历了数十年的不愉快后，反目成仇的中苏双方都彻底失去了耐心，即便是规模很小的珍宝岛冲突，也体现着双方你死我活的意志。

而面对国力如日中天的苏联，毛主席明显泰然自若。因为珍宝岛事件虽小，但因为中苏的大国身份，必然会搅动国际风云。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

时至今日，中苏双方不断解密的档案都显示，新中国针对苏联的举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做给美国看。

毛主席在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曾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一个题目，以后好做文章了……由于中苏分裂，美国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打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今后的外交取向。”

事实上，早在珍宝岛冲突爆发前的1969年2月，毛主席就曾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4位元帅一项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而后4位元帅在周总理的安排下，从6月到10月前后进行了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提交了《从世界看一棵珍宝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等报告，重点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提出中美都各以苏联为敌，所以苏联不敢同时和中美进行两面作战，这也意味着苏联不会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在报告的最后，陈毅还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而这一点，也是毛主席一直在考虑的。早在1969年年初以来，急于从越南抽身的美国在转入战略守势的情况下，就开始向新中国释放缓和关系的信号，而新中国在苏联的巨大威胁下，也不失时机地予以积极回应。

珍宝岛冲突后，苏联也开始了准备对新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准备。不过，对于新中国这样同样拥有核武器的大国而言，使用核武器明显就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届时中苏全面对抗不排除演变为世界大战的可能，所以美国的态度就至关重要。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通报苏联将对新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国意见，其目的是不是美国在中苏对抗时保持中立。

而美国尼克松政府决策层在经过全面分析后，认为苏联始终是美国的首要敌人，如果苏联核打击中国打破亚太平衡，更威胁到美国驻亚洲25万大军的安全。所以为了防止北极熊独霸全球，美国必须出面阻止。

而在中美对抗20年，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方式的情况下，尼克松政府让美国《华盛顿明星报》于8月28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文章。

此举在国际社会引发轩然大波，勃列日涅夫暴跳如雷，而后新中国进入全面临战状态。

而后苏联又在9月份煞有介事地表示苏联可能会对中国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

见苏联贼心不死，美国重拾华沙会谈，利用华约领导人做中间人传话，而后更是用破译的苏联密码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等发出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指令，得知消息的勃列日涅夫再度暴跳如雷，咒骂美国佬出卖了我们。

而后，新中国在9月23日和29日分别进行了当量为2.5万吨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空投300万吨氢弹热核爆炸实验，再度震惊世界。

在这样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政府终于知难而退，而珍宝岛事件中中美的默契配合，也为其后中美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面对中美两国的强硬姿态，苏联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中，在美苏争霸依然是苏联外交主要方向的情况下，苏联也不得不寻求和新中国关系的和解。

1969年9月2日，越南主席胡志明去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赴越南吊唁胡志明的机会，向新中国提出回国途中在北京和周总理会谈的要求，得到毛主席同意。

但9月11日双方在机场进行的三个半小时会谈并未达到中苏的目标。尽管双方达成了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苏联迫切表达了想要和新中国缓和关系的愿望。

但柯西金回国后，态度随之强硬，虽然向新中国口头做出了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保证，试图摆脱被中美联合牵制的被动局面。但问题是苏联始终未能消除边界陈兵百万对我国的巨大威胁，其在1962年重返蒙古更是让北京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子守国门”。

所以苏联的表里不一非但没有推动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反而使双方的紧张关系不断升温，进而更加剑拔弩张，而这也更坚定了新中国和美国改善关系的愿望。

1969年底，中断两年多时间的华沙会谈重启；

1970年10月1日国庆节，毛主席邀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即美国作家斯诺同自己一道在天安门检阅游行队伍，向美国传递了缓和关系的信息；

1971年，对美“乒乓外交攻势”成绩斐然，基辛格不远万里秘密访华；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由此开始；

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毛主席又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思想，最后在1974年2月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决策，对全球国家进行分类，最终完成了对新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宏观调整，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取得了新中国外交的突破性进展。

可以说，毛主席给美国人出的题，考生和考官都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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