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周总理震怒的诈骗案，王倬如何用总理假签名骗走人行两袋现金？

1960年3月18日下午，位于北京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秘书室，进来一名中年男子。

该男子自报家门，声称自己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寄件，并递上了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

然后他打开一个紫色封皮的发文本，要求秘书室的办事员在指定位置签字，随后男子收起发文本从容离开。

见信封上有“急件”二字，办事员不敢怠慢，迅速将信封送到行长办公室。由于行长不在，信封上又标有“速送，限5:40到”的字样，行长秘书感觉事不宜迟，便拆开信封，内有一封周总理亲笔批示的公函，内容是：

“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9:00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由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如此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落款是当天，右侧有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刻拨给20万元”。下面还有：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2、要拾元票；

3、包装好看点，7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

面对如此一反常态的做法，年轻的秘书总感觉事有蹊跷，但总理白纸黑字的潇洒签名实在再熟悉不过。

更重要的是，此时已经6:12，距离交款时间仅剩一个小时不到，于是她立刻给发行局下达命令，要求半小时内按照公函要求务必准备好20万现金，表示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先不要管手续问题。

放下电话，秘书又立刻找到值班领导计研局王副局长，交上信函和总理批示。王副局长同样疑虑重重，问20万这样的大数目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

未等秘书解释，“总理办公室”一个电话打来，要求7点前务必准时将款送到。

放下电话，王副局长立刻通知发行局火速送款。

接到指示的发行局当班朱科长放下电话，命令工作人员老吴乘轿车火速赶往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分行工作人员按照要求迅速点好旧票装入两个麻袋。

刚打包完毕，朱科长也奉命前来催办，三人立刻加麻袋抬进小轿车，直奔民族饭店。

七点整，三人准时将现金抬进了民族饭店前厅专门，并见到了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

随后，赵全一拿出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的信函，上有：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朱科长接过信函后，多留了个心眼，又让赵全一打了个收条，随后朱科长三人离开民族饭店。

但是，巨款送达后，连续5天过去，人行都没有等到总理办公室交代如何入账的通知。直到第6天，沉不住气的他们才打电话询问总理办公室，结果对方莫名其妙，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要求将“总理批示”和批示送去核对，才发现这是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诈骗案。

要知道，此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忍饥挨饿。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有骗子骗取国家财产高达20万元，而且还是伪造周总理的批示。

周总理闻讯后，对此极为震怒。

3月23日，人行总行计研局王副局长向公安部报案。3月24日，总理办公室一个紧急通知递到了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面前，通知写着：

“一个化名‘赵全一’的骗子，伪造周总理批示骗取中国人民银行总行20万现金……中央负责同志责成公安部立即组织力量，迅速破案”。

面对如此恶劣的案件，公安部迅速组织精干力量在北京开展拉网式排查。几百万北京市民纷纷行动起来，对所有可疑的线索进行上报，但却一无所获，想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赵全一”如同大海捞针。

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办案人员开始从物证方面入手。经相关部门的鉴定确认，罪犯使用的牛皮纸信封是真的国务院信封，公文用纸是大机关用的15行横格纸，这说明罪犯极有可能是机关内部人员。

而从罪犯用蜡纸刻后沾红印油涂印伪造的“总理办公室”小方章以及将“赵全一”写成“赵金一”等情况来看，罪犯习惯于写“金”字，而且文化水平较高，熟悉公文格式和用语，这更验证了内部作案的可能性。

另外，办案人员从犯罪分子开“收据”的用纸确认，这种用纸由前门外恒昌文具厂印制，但自1952年3月起就已经停止生产。此时的国务院档案室，一名叫刘文的科长在收条上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字，他想从这个符号入手，但翻阅了上千份文件都没有发现蛛丝马迹。

虽然查到外贸部给国务院领导的报告中，所用信纸和犯罪分子所用的信纸完全一样，但依然没有那个“￥”字。不过专案组人员很快查出那个国务院的信封就曾经是国务院向外贸部发文用的，于是所有线索很快指向外贸部。

碰巧一名女电车售票员也到外贸部反映，说她发现一个长得同犯罪分子外貌特征相似的人鬼鬼祟祟，最后走进了外贸部。

线索越来越明确，随后各路人马齐聚外贸部，最终锁定了犯罪分子王倬。

根据和王倬一个办公室的董林指认，他早在几天前就怀疑王倬了。因为王倬在案发当天请假，说带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但当前医院并没有相关记录。

除此之外，董林还发现王倬这几天的行为很不正常，比如提到最近的诈骗案时烦躁易怒、草木皆兵，而且业务熟练的他还在填报格时出现了低级错误。

虽然他总说春季上火，耳朵不好使，但提到20万这个词汇时，王卓依然十分敏感，甚至说出了“什么没骗过10万、20万”的话，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痕迹十分明显。

于是技术鉴定科很快对王倬的笔记进行了鉴定，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而后为“赵全一”画像的工作人员也迅速赶来，发现与王倬的笔记高度相似。

不过，即便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专案组也没有立刻行动。因为不确定是不是团伙作案，贸然行动必然打草惊蛇。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北京市局刑侦处处长刘汉臣亲自带领10多名侦查员到李广桥南街蹲点儿，监视王倬行踪，最终确定犯罪行为是其个人所为。

4月4日零点，专案组统一行动，很快将王倬抓捕归案。同时在其家中找到了作案的自行车和绳子，以及剪成碎片的呢子上衣。但找到装钱的麻袋，却并未找到20万赃款。

天亮后，专案组在王倬家院子掘地三尺，终于在西屋厨房煤炉下以及南侧的蜂窝煤堆下找到了大部分赃款。原来因为不敢花，王倬只能将赃款焚毁，但小小的炉子根本烧不完，所以只能将大部分赃款埋藏起来。

随后，专案组又在王倬办公室的文件柜中发现了伪造批件的钢板。在人证物证俱在的情况下，王倬最终供认不讳。

王倬是个非常精明的人，年轻时曾尝试过发行杂志，但很快失败。而后王倬开始尝试造假，比如伪造人民币、火车票、路条，但同样无法快速致富。在此期间，王倬还稿费数年心血制作了“永动机”，但却遭到了无情拒绝。

接二连三的失败让王倬坚定了坑蒙拐骗道路的决心，并在这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工作期间，王倬经常看到总理的批示本单位都是无条件执行，于是他也萌生了模仿周总理笔记，让人民银行给自己批钱的邪恶想法。

为了作案成功，王倬前后花了更多心血，不亚于又造了一个永动机。为了不露馅，使人行更信服自己，王倬除夜以继日地模仿周总理笔记，还利用1959年西藏动荡的背景，以修缮寺庙的理由要求拨款。

为了保证作案顺利，王倬反复推敲了款项的数额以及作案的时间，并本着“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的原则，将作案地点选在民族大饭店。

而后，王倬换上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外套灰色人字呢大衣，穿上锃亮的皮鞋，带着装着伪造公函、介绍信的牛皮纸大信袋出发了。出乎王倬意料的是，他的行骗畅通无阻。

应该说，王倬的胆大心细，确实受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毕竟，谁能想到，竟有人敢冒充周总理的签名到中国人民银行诈骗呢，还是20万的巨款。

但百密一疏，王倬还是留下了太多蛛丝马迹，更要命的是，他忽视了人民群众组成的天网，令王倬根本无处可藏。所以作案后的王倬在将两麻袋人民币用自行车驮回家中后，也不敢拿出来花，只敢给母亲张可民100元改善生活，剩下的准备全部付之一炬。

只可惜，即便是“烧钱”，盖不住的气味也逃不过外人的法眼。

最终王倬落网，包庇儿子的王倬母亲张可民也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不过周总理表示张可民是典型的中国旧式妇女，包庇儿子是本能反应，押押就算了。随后张可民在服刑3年后提前释放，不久回到东北老家。

1960年7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王倬死刑。至此，这场数额巨大的诈骗案最终落下帷幕。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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