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战而活还是命不该绝？蒋介石被美国抛弃的命运，到底是不是朝鲜战争改变的？

1950年6月25日，三八线上突然万炮齐鸣，震惊世界的朝鲜战争爆发。

面对志在必得的朝鲜人民军，韩国军队一溃千里，战局在人民军的猛烈进攻下迅速呈现一边倒的态势。

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也吸引了各域外大国的高度关注，尤其是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不仅迅速将目光投向朝鲜半岛，更在6月27日命令第七舰队驶入海峡，公然阻挠我们的统一大业。

第七舰队的横插一杠，不仅严重侵犯了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更标志着在岛上苟延残喘的委员长政权起死回生。

因为当时我们的海军无论如何也难以和美国的航母舰队抗衡，委员长政权的安全有了切实的保障。

所以，更多人也习惯性地将1950年6月27日视为委员长“转运”的好日子。

真的是这样吗？当然真的不是，因为第七舰队驶入海峡，不是杜鲁门政府的头脑发热，而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杜鲁门政府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最理性决策。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一年多时间里，为了拉拢新生的新中国，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围绕着东亚，具体也就是新中国进行了无数次剑拔弩张的交锋，而这样的交锋也直接决定了委员长政权的命运。

1949年1月三大战役结束后，我国境内大局已定，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已经做好了抛弃委员长，拥抱新中国的准备，而当时美国的代言人，名叫“司徒雷登”。

但问题是美国希望新中国和南京国民政府一样听美国话，任美国驱驰，具体来说就是让新中国继续作为美国的殖民地，这自然令新中国难以接受。

而且此时的苏联，已经从二战中恢复了元气，也开始将目光投向东亚。

对于苏联而言，由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对自主，再加上我们的体量远大于苏联一手扶持的东欧小国，所以新中国不会像东欧小国一样对苏联言听计从。

这一点，斯大林心知肚明，所以他也尝试着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新中国交往，给新中国更多的平等对待，这获得了新中国的好感。

从当时新中国的角度考虑，倒向美国固然也是一个选择，但问题是意识形态的隔阂早已根深蒂固，而且美国提出条件我们绝对无法接受。

而且，一旦倒向美国，神州大地就将成为美苏争霸的最前沿，届时苏联陈兵北方，我国尤其是东北的工业化根本就无从谈起。

所以，我们绝不可能倒向美国。这一点，美国高层尽管国务院和军方分歧较大，但在这个问题上自然能够形成共识。

在这样的情况下，杜鲁门政府开始倾向于推动新中国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毕竟，只要新中国不倒向苏联，对于美国的亚洲政策而言就是一个巨大胜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湾岛就成为美国拉拢新中国的重要筹码。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拿着我们的土地做人情，美国的操作不是一般的无耻。但在弱肉强食的世界，这样的操作再正常不过。

为了离间中苏，美国代表司徒雷登向新中国传达了可以随时“喜新厌旧”的态度，但美国高高在上的姿态，让我们这个好不容易才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深恶痛绝，于是毛主席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宣告了中美首次接触的搁浅。

在中美双方谁也不肯让步的情况下，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51年1月6日提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防御线，即北起阿留申，南到菲律宾，不包括南朝鲜和宝岛。

这让李承晚和委员长都瞬间惶惶不可终日，但李承晚能跑到麦克阿瑟官邸哭诉，委员长却只能呆在岛上任凭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因为美国此举意味着它们已做出了放弃委员长的决策。

5年来要钱给钱、要物给物的支持，换来的只是一个“运输大队长”的荣誉称号，美国纳税人一再表示我去年买了个大手表。所以，失望透顶的美国最终选择了“有一种爱叫做放手”，而艾奇逊的表态无疑也是重申了那句“宝岛是我们内政”的表态。

委员长败退湾岛后，美国国务院和军方曾对委员长政权的留弃问题进行过激烈讨论。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美国军方表示不能放弃湾岛，因为新中国是美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宿敌，坐视我们解放湾岛必然损害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一旦失去对海峡的控制，日本和韩国的战略价值更要大打折扣。

而以艾奇逊为代表的美国国务院则从政治角度出发，认为只要保证新中国不倒向苏联，允许新中国解放湾岛又有什么问题呢？

于是杜鲁门总统经过反复斟酌，最终采纳了国务院的意见。而对委员长的态度就是听之任之，这对于美国而言，是处理宝岛问题的最佳方案，比支持其分立、大规模经济援助、军事干涉、联合国托管、军事占领以及扶持代理人都要好得多。

但新中国方面却“无福消受”这样的“好意。因为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不具备中立于美苏之间的能力。而从”不断的接触中逐渐发现，苏联无疑比美国更适合。

所以在经过多轮磋商和探讨后，中苏两国终于在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一消息的出现，对美国而言无疑是当头一棒，这意味着此前的所有计划全部失效。在这样的情况下，麦克阿瑟宣称：

“如果此时仍然对委员长坐视不理，就等于将湾岛送给我们”。

在美苏对抗前沿转移到太平洋沿岸的情况下，杜鲁门不得不考虑军方的建议。于是美国开始食言而肥，一再淡化此前宣称的“宝岛是我们内政”的表态。反而不断鼓吹“湾岛地位未定论”，毕竟只有这样美国才有可能在湾岛见缝插针。

也就是从中苏正式签约开始，美国逐渐放弃了令委员长“自生自灭”的态度，委员长的情况也开始“转危为安”。

1950年6月20日，美国国防部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来到日本的麦克阿瑟官邸，同麦克阿瑟一道制定了《保湾意见书》，标志着美国正式在湾岛问题上“转向”。

6月25日，连美国也没有预料到的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正好有了武装保湾的机会，于是第七舰队开入海峡。

为了表达美国的不离不弃之恩，朝鲜战争爆发后，委员长一再表示要提枪上朝鲜当炮灰，看大门跑腿也行。麦克阿瑟也不失时机地窜访湾岛，和委员长沆瀣一气。

不过，想到委员长“运输大队长”是个如雷贯耳的称号，杜鲁门一下子就清醒了。再加上美国担心苏联参战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所以和后面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虽然嘴上喊得震天响，但却始终没有答应委员长“助一臂之力”的殷切请求，为委员长保存了最后的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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