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省太少，设市太多？中国的行政区划，到底合不合理？

在很多人的心中，地级市作为上传下达的二传手，本质上是多余的，尤其是在科技发展尤其是通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地级市的重要性不断下降，或者说基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性。所以他们认为，取消地级市，推行省管县势在必行。

应该说，从精兵简政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提法确实有一定道理。然而这种提法真的有可操作性吗？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从历史经验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作为历史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我们在如何管理庞大的帝国方面，进行过无数尝试。在诸侯林立的先秦时期，由于诸侯国普遍不大，因此推行郡县两级制度，秦朝统一后也仍然维持两级制，分天下为36郡。

西汉建立后，继续实行郡县制。然而由于帝国疆域大大扩张，中央很快不堪重负，于是派出刺史负责监察地方官，并在东汉演变成州的行政实体，地方变成“州—郡—县”三级制。

隋朝建立后，隋炀帝取消州，重新回到郡县制；唐朝建立后，把郡改名州，继续推行州县二级，但由于帝国疆域极其广阔，中央很快又不堪重负，于是增设了道一级，改为“道—州—县”三级。

元朝时期，疆域达到封建王朝之最，为管理帝国，元世祖忽必烈设置行省制度，形成“省—府—县”三级制，明清时期虽然进行过微调，但基本维持了“省—府—县”三级制，只是一些特殊县由省直接管理或者升半级为直隶州。

民国建立后，由于军阀混战的现实，各军阀在自己控制的一省或数省又开始推行两级制，即著名的“废府存县”，但很快发现行不通，于是又重新设道，改名“行政督察区”。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进行过省直管县的尝试，但很快发现没有郡级行政区根本不行，于是郡级行政区改名专区，再改名地级市。

可以说，秦代郡-县二级制、隋唐州/郡-县二级制、民国省-县二级制以及新中国的省直管县尝试，四次实践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证明二级制无法长期存在。

之所以无法实行二级制，静夜史认为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国土面积广阔，人口众多；二是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度。

自古以来，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中国的县级行政区数量太多。而县，作为我国极其稳定的行政层级，一是历朝历代直接面向群众，是国家政权稳固的基石，皇权止于县政又保证了地方自治的空间，达到了地方和基层的平衡；而县的设置，又不能太大，必须要保证周围，尤其是偏远区域的大部分人借助公共交通实现当天往返，这意味着县的大小天然有其上限，如果居民获取司法和行政等公共服务需要超过一天时间，就得自费解决住宿，这将是较大的苛政，会极大地增加群众的负担。

所以，除了地广人稀的西部，县的面积不能太大。而由于国土面积是固定的，所以县的数量必须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省直管县，那么一个省将直接面向约100个县，这必然让省级单位不堪重负。而如果增加省级单位数量，减少省管县的数量，那么中央同样也会因为面向更多的省而焦头烂额。

所以，以我国的人口、面积、经济水平和政务数量，三级制是必然的。推行三级制，一级向中央负责，一级面对基层，还有一级要位于前两者之间，也就是所谓的“统县政区”。

如果取消地级市，或者增加省份以推行省县二级制，不仅会增加省级政府的管理难度和复杂性，更有可能加剧区域发展更加不均衡，无法有效集中资源进行区域开发。毕竟县与省层级相差太大，无法与省的意志相抗衡。

概括来说，省直管县，无法绕开一个最基本的矛盾，那就是“邓巴数字”。

邓巴数字，即150定律，这是由英国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该定律根据猿猴的智力与社交网络推断出：人类智力将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48人，四舍五入大约是150人。

也就是说，150是管理的上限，按照这样的理论，无论是让中央面对100个省，还是让省面对100个县，都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所以，地级市的存在，看似鸡肋，实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符合中国作为大国的国情。

放眼世界，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也是推行三级制度，只有法国和日本这种国土面积相当于中国一个省的这种国家，才有可能实行二级制。

1983年开始，我国开始了地级市的改名进程。时至今日，勉强实现省管县的省市自治区，也只有重庆市、海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一些面积较小的省市自治区，对于大部分县级单位比较多的省份而言，三级制是最优的管理模式。

另外，地级市的存在，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也发挥了集中资源，或者说从省里争取资源的作用。比如高校、三甲医院等对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要求较高的实体，就需要放在地级市而不是县。如果没有地级市的存在，那么资源将最大限度地向省会集中，这对于全省的均衡发展无疑是不可避免的灾难。

所以，大政府框架之下，取消无论取消十一级还是拆分省份，本质上都是一个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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