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大学生，为解决“食堂胃”想尽办法

对即将跨入大学校门的学子来说，吃饭是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而在上世纪前半叶，一批批青年克服重重困难到大学求学，他们无法考虑营养与美味，仅仅是吃饱饭，就用尽了洪荒之力。与当代大学生主要在学校食堂解决吃饭问题不同，在经济落后、条件有限的过去，大学生有三种搭伙方式：校办食堂、餐馆包饭、自办膳食团。

校办食堂：每月伙食费6元

首先是校办食堂。学生人数较多、硬件条件尚可的大学，一般都开办食堂。学生们在学期之初缴纳膳费，由校方采购食材、聘请厨师制作饭食，在学校的公共食堂内就餐。

大学生要缴多少钱？当时，一个月的膳费大约在5-8元。1918年前后的清华大学，学生每月交膳费3.5元，学校另外补助3元，合计6.5元；1931年，私立齐鲁大学规定：文理两学院，每学期开学时缴纳膳费30元，按一学期5个月算，每月膳费6元；1937年，国立山东大学每学年收膳费60元，每月大约也是6元。

上世纪四十年代，燕京大学学生在食堂就餐。

以这样的膳费，学生们吃得如何呢？作家梁实秋1915年-1923年在清华大学读书，他回忆说：“八个人一桌，四盘四碗四碟咸菜，盘碗是荤素各半，馒头白饭管够。冬季四碗改为火锅。早点是馒头稀饭咸菜四色，萝卜干、八宝菜、腌萝卜、腌白菜，随意加麻油。”作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经费较为充足，八人一桌，可以吃到四荤四素外加四碟咸菜，这是相当不错的。

抗战爆发后，很多高校辗转内迁，饮食条件比战前艰苦了很多，很多食堂连凳子也没有。科学家杨振宁1938年秋进入昆明西南联大学习，对食堂的简陋印象深刻：“饭堂没有板凳和椅子，大家都站着吃。饭是粗米，里面常有糠皮、小石子……饭是拿一个大桶，从厨房挑过来。因为饭桶很大，又是很多人吃，假如你第一碗盛得比较满，你吃得比较慢，你去盛第二碗的时候，饭没有了。”

有的学校，甚至需要学生自己淘米备饭。杨水心老先生1943年秋考入福建省建阳国民师范，这所学校是四年前被迫从建瓯迁来的，教室、宿舍和食堂的条件很简陋。战时物价昂贵，学生每个月膳费却依然只有6元。早餐、晚餐是稀饭，搭配二十几粒黄豆或者几片酱萝卜；只有中午能吃上一顿干饭，配菜是时令蔬菜，如芥菜、白菜、萝卜、春笋、冬瓜等，肉和蛋几乎没有，蛋白质的最主要来源，是黄豆和豆腐之类的豆制品。中午这顿干饭很有特点，每名学生都备有一个竹筒，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早晨把米淘好，装入竹筒中，由食堂统一蒸制。中午下课，就能吃到香喷喷的竹筒饭了。风味虽然独特，只是不能敞开肚皮吃，吃完就没法再添了。

餐馆包饭：费用高吃得稍好

第二种是餐馆包饭。

学生在校外餐馆而不是校内食堂就餐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学校人数较少，或者硬件条件有限，暂时没有自办食堂的能力；一种是学生主动选择，家庭条件稍好的学生，吃腻了食堂的大锅饭，愿意多花点钱到餐馆改善伙食。民国时期很多城市的街头有“包饭作”或“包饭馆”，专门为机关、商店职员等提供工作餐，大学生也是他们的服务对象。1935年的《新生》杂志，有小小说《包饭馆里》，写的就是开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学生们放学后三三两两地赶来吃饭发生的故事。

1921年，大学生在国立东南大学食堂就餐。

上海私立震旦大学属于前一种情况。据1929年夏考入该校的龚灿光回忆，当年录取的新生只有94名，学校没有开设食堂，学生们只能在校外饭馆包饭。饭馆提供两种套餐，一是早中晚三餐，每月7.5元；二是午晚两餐，每月7元。龚灿光这样的穷学生，为了省五角钱，一天只吃两餐饭。连7元餐费都交不出的时候，只能靠自来水泡干面包度日。

后一种情况如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当时西南联大的食堂伙食不好，早晨是稀饭，搭配一点煮蚕豆作咸菜；中午和晚上的米饭是陈米，混入谷子、麸皮、沙子、稗子等煮熟，被学生们戏称“八宝饭”，菜经常是清水煮萝卜、煮芸豆之类唱主角，不仅没什么油水，盐也放得少。青年学子们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对此苦不堪言。于是，一部分条件稍微宽裕的同学，开始到校外文林街等处的小餐馆包饭。

联大学生走幸田回忆：“文林街有的是小馆子，而包饭又是最时麾的事。在外面住的同学，当然宁愿出三倍的价钱，懒得每餐饭跋涉到学校，又可以有几片肉点缀点缀，一举几得，当然不愿再到学校来吃‘八宝饭’了。”另一位联大学生、翻译家许渊冲1938年-1943年就读于外语系，他在餐馆包饭的原因，除了饭菜好一些外，是怀念在饭店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感觉、不愿接受学校食堂按时就餐的束缚，于是“在大西门外一家小饭馆花十二元包了一个月伙食”。

膳食团：每分钱花在刀刃上

第三种是学生自办膳食团，抗战前后，这是很多学校的通行做法。为什么由学生自办伙食？一是大学经费有限，拿不出多少钱补贴学生的饮食，为了尽量减少中间环节的折耗、节省厨房用工的成本，学校倡导学生自办伙食团。由学生采购米面菜蔬、监督厨房工友操作，每一分钱都要花在饭碗里；二是学生来自天南地北，饮食习惯不同，经济条件也不一样，由学生们自由组合组成膳食团，更能满足个性化需求。

旧时大学师生席地就餐。

天津北洋大学是实行学生膳食自治的学校之一。1925年的《餐膳规则》规定：“本校餐膳完全由学生自行组合掌管，每组合设组长一人经理之。”这种组合就是当时所称的“膳食团”。学生们按照籍贯、饮食习惯、经济条件，自主成立了多个膳食团，在校内的第一、第二、第三、自治等食堂就餐。就餐场地、厨房、锅碗瓢盆等硬件设施，由学校提供。除此之外，厨师的聘请、菜单的制定、食堂的卫生整理等，都由学生负责。到上世纪30年代，北洋大学的膳食团已有十数个，口味合适、价格合理的膳食团，吸引力也大，可达三十多人；小的膳食团则只有十人左右。膳食团实行分桌进餐，每桌六人，餐费每月每人3-6元。早点是馒头、稀饭和咸菜；午餐和晚餐是四菜一汤，六人分享。

当时，很多学校成立了膳食委员会，选出学生代表充任委员。以1936年国立上海商学院的膳食委员会为例，设有常委委员，负责排列学生用餐桌次、核准菜单、批准膳费的交付等；会计，负责核对每日厨房所开桌数、管理账簿、公布账目等；文书，负责保管印章、草拟文件等；卫生委员，负责厨房、食堂、餐具的清洁等等，可谓五脏俱全。

学生参与膳食管理，还是很辛苦的。首先要负责支出的预算。学期初，要按照米、煤、油、盐、蔬菜、厨房工人工钱等项目，列出预算；之后，每天晚上，学生委员要会同事务员，计算好一天的账目。责任更重大的，还是保管收上来的膳费。西南联大学生匡南曾抽签担任学校的膳食委员，负责收取膳费。当时收到两千多元，这笔巨款匡南放在哪里都觉得不安全，只好暂存在朋友处。

每日还需采购，并监督厨房工友操作。天不亮，值日的膳食委员就要起床，采购一日所需的蔬菜、油盐等等。上世纪40年代初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就读的韩荣鑫，清楚地记得：当时每天选一名同学担任“监厨”，凌晨五点就要爬起来，和厨师们步行到十数里外的磁器口菜市场采购蔬菜、油盐酱醋等。监厨在市场上巡视一圈，选中要购买的蔬菜，委托厨师与菜农商量价格，最后由监厨付款结算。步行回到学校后，还要继续监督厨师们洗菜烧饭、整理卫生等。辛苦一大早晨，报酬是可以享用一顿丰盛的早餐，相比只能喝稀饭的其他同学，是相当不错的待遇了。

以上提到的，是三种最主要的就餐方式。此外，学生们还经常下馆子调剂一下自己的“食堂胃”。“燕园三老”之一的张中行，上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书，他记得附近“开了不少小饭馆，自西往东，有二院对面的华顺居、景山东街东口内路北的德胜斋、东斋北侧的海泉居、斜对面的林盛居、沙滩西端路南的佚名切面铺、一院对面的四川馆等”，其中张先生豆腐，味道很好，只是价格太高，一盘要一角六分，而包饭一天只要二角，只能偶尔为之了。

不管哪个年代的大学生，“吃”都将是他们毕业后最重要的回忆之一。文中提到的大学生们，在当时虽然承受着吃不饱、吃不好的折磨，但这些经历也都成了他们的人生财富，鼓励着他们努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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