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颖超临终之际，虚弱的说出“李鹏”二字，成最后遗言

阅读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方便您接收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支持！

1992年7月，邓颖超已在弥留之际。

10日晚约8时，李鹏与其夫人朱琳来到了病房。

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在她的耳边轻声告知后，她声音微弱沙哑，却还是艰难地叫了一声：“李鹏……”

这两个字，成为了她临终前的最后遗言。

献身革命，无儿无女

曾有传闻说，李鹏是周总理和邓颖超女士的养子。

但在回忆录中，李鹏明确澄清了这一外界的说法。

他深情地回忆道：“周总理、邓妈妈与我的关系，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烈士子女，不止我一个，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我们都称他们周伯伯、邓妈妈。”

周恩来和邓颖超伉俪情深，一生没有子女，却有“儿女满堂”。

1925年8月8日，邓颖超与周恩来在广州结为连理，随后不久，她便得知自己即将成为母亲。

然而，那时夫妇二人都肩负着重要的革命使命。

周恩来当时正忙于东征的指挥，而邓颖超本人也正投身于广东的妇女革命运动。

面对新生命的到来，邓颖超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深思熟虑后，她意识到在革命大局面前，个人的小家需要让步。

为了更广阔的革命事业，为了不影响周恩来的工作，也为了孩子能在更稳定的环境中成长，她决定放弃这个孩子。

邓颖超一个人去买了打胎药，药物的作用远比她预想的要猛烈。

剧痛如潮水般袭来，汗水浸湿了衣襟，她痛得蜷缩在地上，鲜血也未能止住。

心中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种，似乎给了她无尽的力量与勇气。

凭借着超乎常人的意志，邓颖超克服了身体上的剧痛与心理上的煎熬。

仅仅几日调养之后，她便重新投入到革命工作之中了。

后来，邓颖超抵达汕头与周恩来相见，她鼓起勇气，向丈夫坦露了私下堕胎的经过。

周恩来听后，罕见地动了怒：“孩子是未来的希望，属于国家，属于时代。你有什么权利剥夺他来到这世上的权利？你更不该这样伤害自己的身体！”

面对周恩来的严厉批评，邓颖超心中虽有万般委屈，却也深知自己行事欠妥，连连致歉。

周恩来虽怒火中烧，但也明白妻子这是把革命事业放在了第一位。

他懂得邓颖超的苦心与无奈，于是转而以温柔与理解包容她、关怀她。

1926年12月，周恩来被调任上海，身兼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及中央军委委员要职。

仅在上海停留三个多月，他便成功组织领导了震撼人心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与此同时，因怀孕待产而留在广州的邓颖超，正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难产。

孩子体重异常，超过了正常标准，经过漫长而艰难的三天三夜仍未顺利生产。

当时，医院的医疗条件没办法做剖腹产手术，如果继续拖下去，大人和孩子都会面临生命危险。

在得到邓颖超的同意后，医生采用了产钳助产的方式，最终成功诞下一个男孩。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助产过程中医生的操作力度过大，孩子的头颅遭受了严重损伤，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

在风雨如磐的岁月，周恩来日夜为转移同志、组织反击而忙碌。

但他的心，始终牵挂着在广州待产的邓颖超。

他发出密电，催促邓颖超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与他汇合。

然而，广州的军阀陈济棠，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大规模逮捕和屠杀。

南华银行二楼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机关，也遭到了军警的搜查。

在一片混乱中，一位同志机智地将周恩来的电报，交给了一名工友，叮嘱他务必亲手交给邓颖超。

中山大学也被大批军警包围，中共中山大学党支部委员陈铁军，在生死关头翻墙逃脱，冒险将消息告知了医院中的邓颖超。

邓颖超刚刚收到周恩来的密电，又得知了医院外的动荡，心中焦虑万分。

幸运的是，在医生的帮助下，她和母亲得以搭乘医院前往香港购买药品的小船逃离现场。

那时候，蒋介石悬赏巨款，抓捕周恩来。

因此抵达上海后，邓颖超只能通过秘密登报的方式，才与周恩来重新取得联系。

周恩来将邓颖超安置于福民医院，进行了检查。

邓颖超在分娩时极度紧张，后来又急于撤离，缺乏休息。

她的子宫未能有效恢复，未来或难以再孕。

为了革命事业，邓颖超失去了成为母亲的机会。

这不仅对她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影响，更在心灵深处留下了伤痛。

然而作为革命者，邓颖超以她博大的胸襟与爱心，将这份遗憾转化为对更多革命后代的关爱与呵护。

她以母亲般的慈爱与无私，抚养、温暖了许多革命后代。

救济难童，四处奔走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战火纷飞间，百姓流离，大批儿童失去了庇护，孤零无依。

南京沦陷后，武汉汇聚了全国上下众多救亡图存的团体与满腔热血的爱国志士。

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基于汉口难民营中儿童比例的统计，估算出庞大难民潮中，约有400万难童。

邓颖超心潮难平，深感责任重大，她深刻认识到救济难童刻不容缓。

她四处奔波，广结善缘，汇聚各方力量，探索并实施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难童救助措施。

1938年初，邓颖超携李德全、沈钧儒、郭沫若、蔡元培等一众志士仁人，于汉口青年会召开会议，决定创立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委会。

3月10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宣告成立，其组织架构初具雏形。

原本，邓颖超是组织委员会主任的有力候选，但国民党顽固派却企图全面掌控领导权。

面对此境，邓颖超以大局为重，主动让贤。

她明确表示保育会的根本宗旨在于抗日救国、庇护战乱中的儿童，而非个人名利的争夺：“我们因抗日救国之志、护佑儿童之心相聚，我无意于任何虚名。只要工作需要，我必全力以赴。”

保育会的主要工作，是战区儿童的紧急救援与保育院的筹建，同时积极筹募善款以支持各项救助行动。

保育会的成员组织队伍，数次穿越硝烟弥漫的战区，不顾个人安危，从炮火中拯救出无数孤苦无依的孩童。

他们的救援行动覆盖广泛，包括烈士遗孤、抗战将士后代、救亡志士子女及受战争波及的无辜儿童。

面对庞大的救助需求与资金压力，邓颖超与周恩来夫妇率先垂范，慷慨解囊。

此举迅速激发了社会各界的共鸣，纷纷慷慨捐赠，有效缓解了经费短缺的困境。

据统计，自1938年秋至1943年夏，保育会所获资金中，仅四分之一源自国民政府补助，其余皆为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慷慨捐助。

在邓颖超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保育会的足迹遍布全国14个省份。

成功建立了五十余所保育院，为超过两万九千余名苦难儿童，提供了庇护与教育的希望。

邓颖超以深远的眼光洞察到，对难童的援助远超越物质层面的给予，更在于教育。

针对当时社会上，将难童保育单纯视为慈善之举的偏见，她在1938年儿童节之际，于《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讲话：“保育儿童，是丰富伟大的事业，不仅要救济与教育儿童，尤其要以坚毅的精神，培养儿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

诞生于全民族抗战烽火中的重庆育才学校，其学生大多来自战时儿童保育院。

1940年9月，邓颖超亲赴育才学校考察，并慷慨解囊，为学校购置了急需的运动器材。

大爱无疆，视如己出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中，邓颖超与周恩来始终以慈爱之心，温暖着身边的孩子们。

李鹏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革命烈士李硕勋的后代，李鹏在父亲不幸牺牲后，随母亲赵君陶四处辗转，历经艰辛。

1939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得知李鹏暂居成都亲戚家中后，将他接到重庆，后又精心安排他前往延安深造。

从此，邓颖超不仅成为了李鹏精神上的灯塔，更在日常生活中给予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从学习的点滴进步，到思想的健康成长，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她都如同对待自己孩子般悉心关怀。

1945年11月，年仅十七岁的李鹏，已是一名怀揣信仰的共产党员。

当时，他即将响应组织号召，奔赴前线。

临行前夕，他来到周恩来与邓颖超所在的窑洞，向他们告别。

周恩来得知李鹏即将奔赴前线，很是欣慰，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不仅要形式上入党，更要思想上入党，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

邓颖超拿出一床延安生产的毛毯送给他，而他们自己铺盖的，是两床岁月磨砺下洗得发白的旧棉被。

李鹏推辞再三，却难挡“周伯伯”与“邓妈妈”的坚持，最终含泪收下这份沉甸甸的关爱。

岁月流转，李鹏屡建功勋，职位也越来越高。

但在“邓妈妈”心中，他永远是那个需要关怀与引导的孩子。

1983年6月，李鹏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了，而邓颖超已经79岁高龄。

尽管酷暑难耐，邓颖超仍不忘亲临李鹏办公室，反复叮咛：“勿忘初心，戒骄戒躁，不要脱离群众。”

对李鹏而言，周恩来与邓颖超不仅是他政治上的引路人，更是生命中亲密的家人、长辈。

“周伯伯”与“邓妈妈”的称呼，饱含了李鹏对他们无尽的感激与敬爱。

弥留之际，深情呼唤

邓颖超，这位在中国政治领域，熠熠生辉的女性革命家，其一生经历了无数风雨。

从解放前的艰难岁月到解放后的不懈奋斗，她的身体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她始终勤劳无怠，兢兢业业，但长期的劳累终究还是在身体上留下了伤痕。

进城后，她被确诊患有高血压与冠心病，还做了胆囊手术。

1983年，邓颖超肩负起政协全国第六届委员会主席的重任，以勤勉之姿在该岗位上默默耕耘了五个春秋。

彼时她已至耄耋之年，但依旧坚持工作。

秘书时常伴她左右，细心搀扶，以防不测。

然而，在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的招待会上，一个不留神的小疏忽，邓颖超不慎跌倒。

在场的所有人都心头一紧，医护人员迅速赶到，中央领导们也纷纷关切地询问她的身体状况。

当时，距离正式开场仅剩十分钟了，邓颖超马上就要上台。

或许也是顾及到这一点，她当即表示自己没事，能够继续完成讲话。

但事实上，在此之前她的身体已有站立不稳的迹象，有时只是起身也摇摇晃晃要摔倒。

1988年，84岁高龄的邓颖超，告别了繁忙的政务，开始与病魔抗争。

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不仅遭受着多种器质性病变的困扰，还患上了帕金森。

两年后，她的身体更是虚弱，一场接一场的感冒与肺炎，让她在短短一年内五次住院。

1991年夏天，邓颖超再次因肺炎引发高烧，被迫入院治疗。

高烧不退，身边的人都揪心不已。

医生也直言相告，说是这一次情况不太乐观，要做好准备。

转过年来，邓颖超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全身多个器官功能衰退。

7月10日清晨，她的病情急转直下，心率加速，呼吸异常，进食困难。

医生紧急判定为病危状态，并立即向中央通报了情况。

当晚8时许，李鹏夫妇匆匆赶至病房。

这时的邓颖超已经是生命垂危，可她依然保持着微弱的意识。

用那几乎听不见的沙哑嗓音，轻轻唤了李鹏的名字。

整个夜晚，邓颖超的病情未有丝毫改善。

直至次日，1992年7月11日清晨6时55分，她在一片宁静中缓缓闭上了眼睛，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参考文献

孟红《大公无私邓颖超》

李学通《邓颖超与战时儿童保育会》

本文由“文史风云”原创，已开通全网维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