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陷阱》：盛行于美国的“优绩神话”如何助长不平等？

优绩主义深深融入现代生活的主流叙事

1987年的夏天，就在优绩主义的理念开始流行之际，我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一所公立高中毕业，而后前往美国东北部进入耶鲁大学读本科。在那之后的近15年，我又先后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一路拿到了一串学位。

目前，我就职于耶鲁大学法学院。我的学生总会让我不安地想起年轻时的自己：他们大都名校毕业，父母也都是专业人士。我将之前我的老师赋予我的优势又传递给了他们。从这些层面来说，我的个人成就和社会地位得益于这些精英机构以及它们所提供的培训和就业机会。

今天，优绩主义盛行，那些集中培育精英的机构纷纷高举优绩主义的大旗。例如，哈佛大学自称是“全世界最雄心勃勃的学者的天堂”。它宣称自己的使命不仅是要追求学术成就的卓越，更是要“为我们的社会培养公民和公民领袖”，以使他们能学会“如何最好地服务于全世界”。那些吸纳了哈佛大学及其他顶尖高校大量毕业生的公司，也在成年人的精英世界中大力推行着相同的理念。高盛公司被称为“可能有史以来全世界精英聚集程度最高的工作社群”。公司网站上大肆宣扬着它在精英世界之外所促成的“进步”，例如通过促成投资，使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得以“复兴”，使新奥尔良“再度崛起”。这个熟悉的脚本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在鼓吹精英阶层非凡才能的同时，调和着精英世界的等级制度与民主社会的道德要求，具体途径是将精英与社会大众的共同利益联系起来，以促进共同繁荣。

优绩主义的这些承诺标志着一场革命。曾经，贵族依据种族或血统在一出生便享有优势地位，并且滥用自己的不正当特权来积累并不公正的优势。今天，精英阶层声称他们是通过自身的能力和努力赢得了社会地位，而且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正大光明地获得成功。

曾经，懒惰的贵族不事劳作，通过剥削他人的劳动而过着奢华的生活。今天，努力奋斗的精英们自认为已经尽职尽责，坚称他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为他们所引领的社会贡献出相当多的价值。过去的等级制度是邪恶的，而优绩主义声称是彰显公正与仁善的健全制度。优绩主义的英文“meritocracy”源自拉丁语，正如该词源所显示的，优绩主义制度只赞美通过努力而挣得的优势。它承诺要让精英适应民主时代的要求，以弥补等级制这一观念的不足。

优绩主义通过各种仪式将所崇尚的理念变得具体且可见，以此来使应得优势的理念深入人心。业已成为美国夏日气息一部分的大学毕业典礼，就完美地诠释了优绩主义的运作方式。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会持续两天，比尔·克林顿、乔·拜登、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和索尼娅·索托马约尔等知名人士受邀上台发表演讲，鼓励毕业生们要追随内心的热忱，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教授们戴上色彩鲜艳的学位帽，身穿用羊毛、丝绸甚至毛皮制成的学位服。校领导们佩戴着镶有宝石的衣领，手持典礼权杖。学院的一位前院长还穿上了全欧洲最古老且仍在持续运营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授予他法律荣誉博士学位时他所穿的学位服。

这些庆祝活动既不随意也不轻松。相反，它们犹如婚礼一般有着庄严的目的，并在政治和个人层面承载着深远的意义。典礼上的演讲者会一再强调精英阶层要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一自中世纪传承下来的庄严仪式使优绩主义有了它所取代的贵族等级制度的遗韵——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一切不过是旧瓶装新酒。在这座哥特式的方院建筑里，夏日午后的阴影在不断被拉长，历史让人感觉真实而鲜活。大学就像一条平滑的带子，在一代又一代毕业生之间不断地延伸着。毕业典礼则在永恒的过去与必然的未来之间实现了无缝衔接。它吸纳了所有历史变迁的重负，让站在成年门槛前的毕业生们感到释然。仪式让尚未到来的未来变得熟悉起来，将优绩主义深深地融入了现代生活的主流叙事。

优绩主义的表达方式和展示场景始终如一，由此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语言。随着在不同情境下反复出现，它也成为这个时代每一位公民都熟悉的一种生活方式。这让优绩主义富有魅力。它璀璨的光芒俘获了大家的想象力，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也同时钳制了批判性的意见，扼杀了改革。通过将自身的理念塑造为最基本的体面，并将这一理念巧妙融入日常生活经验的默认背景，优绩主义对所有遭遇到它的人所造成的伤害统统被掩藏了起来。事实上，它让其他奖励优绩的途径看上去很荒谬：要么就如同基于偏见或裙带关系来分配特权，是不公平的或充斥着腐败的；要么就像通过抽签来分配权位，显得愚蠢至极。

然而，随着优绩主义的不断发展，它产生了一种新的压迫性的等级制度，甚至上一代人都无法识别出这一等级制度。一种前所未有的、明显由优绩主义所带来的不平等，正在让一个新的镀金时代失去光泽。

精英阶层不光日渐垄断收入、财富和权力，还逐渐霸占勤劳的品质、外在的荣誉和内在的自尊。优绩主义不仅全面剥夺了中产阶层的社会和经济优势，而且让精英阶层本身为了保持其优越地位而陷入了恶性竞争之中。优绩主义制度下的不平等，即富人和其他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让美国转而踏上了一条不祥之路。

随着优绩主义的不平等持续加剧以及负担日益加重，它所宣称的道德主张逐步衰落，隆重的仪式感也正在丧失魅力。渐渐地，优绩主义的准则不再能钳制人们的想象力，同时人们对其教条理念的抗拒与日俱增。优绩主义通过促进公共利益来获取自身优势的老套承诺已不再具有说服力，昔日动人的腔调也不再能抚慰人心。取而代之的是，对优绩主义不平等的不满为反思与批判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观点是，造成美国人生活痛苦的根源并不在于优绩主义没有被完美推行，而在于这个制度本身。

一名35岁的精英很有可能还在求学

优绩主义制度下的竞争将美国的中产阶层排除在了魅力十足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之外，让他们无缘向上流动，无法触碰到社会地位、荣誉奖励和财富积累的门槛。尽管优绩主义理念具有的能量、雄心与创新曾经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但是它将这些充满活力的创意之源日趋集中在少数精英阶层的手中，使其越来越远离广大中产阶层的现实生活，甚至超出其想象范围。

优绩主义让美国常春藤盟校、硅谷和华尔街成为野心勃勃的精英们的竞技场。这里的创新能够重塑世界—斯坦福大学和谷歌的创新者改变了互联网，哈佛大学和脸书的创新者改变了社交媒体，普林斯顿大学和华尔街的创新者改变了金融业，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领域。

然而，对于在优绩主义制度下被置于边缘地带的中产家庭的孩子来说，他们不仅不太可能是下一个伟大创新的引领者，反而更有可能是未来创新的受害者。优绩主义已然将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公民驱逐至社会的边缘。中产阶层的孩子因此受困于平庸的学校，而中产阶层的成年人则被限制在毫无前途的工作之中。

优绩主义与机会均等时常被混为一谈。尽管优绩主义一度就是为机会均等服务的，也确实在早期使精英阶层对外开放，但是现在的它更像是在阻遏而非促进社会流动。曾经引领着美国普通人家的孩子通往精英阶层的“大道”如今已越来越狭窄。一方面，中产阶层的家庭无力负担富人家庭花重金为子女购买的精英教育；另一方面，普通学校无论在教学资源还是在教学质量上，都已远远落后于精英学校。

尽管美国的顶尖名校一直强调它们的选拔重点是学业成绩而非家庭出身，但事实上，中产阶层的孩子在这些学校的招生选拔中明显没有胜出的机会。从学生比例来看，精英学校显然倾向于录取富人家的孩子。简而言之，如今在美国的优绩主义制度下，教育的服务对象是精英阶层而非普罗大众。

优绩主义同样使工作机会更倾向于在顶尖名校接受过精英教育的毕业生。于是，学校教育产生的不平等进一步延伸到了职场。良好的个人能力和职业素养已不再能确保一个人可以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一个日益强调精英教育和大量培训的职场中，中产阶层没有顶尖名校学位的加持，处处碰壁、屡遭歧视。

优绩主义阻碍了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在这些实质性伤害之外，它所代表的价值理念还平添了一份道德羞辱。它一方面剥夺了中产阶层接受优质教育和从事有意义工作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将一个人在学校和工作中所能取得的成就变成荣耀的化身。优绩主义阻碍了人们为达到它所宣扬的标准而付出的努力，从而确保大多数人无法满足这一标准。精英阶层之外的美国人对此深有体会。精英阶层的活力只是凸显了中产阶层的懒散倦怠、无精打采。即便物质条件的差距尚可忍耐，优绩主义之下的不平等也让中产阶层的精神生活陷入了不可避免的缓慢而具有毁灭性的沉沦之中。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优绩主义带给精英阶层的不再只是优势和特权。它将过去平均分布在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和工作机会集中在了少数精英手中。然而，规模有限的精英阶层根本无力承担如此重任。当初耗尽中产阶层的重担，如今也让精英阶层不堪负荷。

如果说贵族是天生的，那么精英一定是培养出来的。旧的世袭贵族依靠与生俱来的继承权，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其社会地位与特权传递到子女手中。上一代贵族撒手人寰，下一代贵族自动继承父辈的头衔和豪宅。相比之下，优绩主义则要求：凡是期望下一代能继承并延续优势的家庭，必须不断建立和积累他们的特权。换句话说，每一代人都需要依靠自身的努力和成就来确保其精英地位。精英阶层的成员通过让子女接受精英教育来完成这一目标。因此，旧时贵族对子女的教育既欠缺热忱又缺乏能力，相较之下，当代的精英—尤其是女性，她们宁愿牺牲自己的事业也要履行精英母亲的职责—越来越将财富、技能与精力投入子女的教育之中。

富人家庭的孩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接受教育。在人生1/3的时间里，即从出生到成年，他们在受惠于精英教育的同时也在背负沉重的学业压力。这种压力是今天出身于中产家庭的孩子，甚至是富人家孩子那生活在半个世纪前的祖辈都无法想象的。美国宪法规定，年满35岁的成年人才有资格竞选美国总统。这个规定是为了确保参选者具备担当一国重任的成熟心智。然而，如今一名35岁的精英很有可能还在求学。

优绩主义制度越成熟，精英阶层的压力就越大。今天，那些曾历经千辛万苦到达社会顶层的人也转过头来开始声讨这种高强度的恶性竞争。千禧一代是完全在优绩主义理念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他们对这种重负的感受尤为深刻。千禧一代的精英阶层可能娇贵又脆弱，但他们绝非嘲讽者口中的“独一无二的雪花”。面对竞争压力，他们既没有伤心难过，也没有萎靡不振。他们既不放荡也不颓废，只是充满了紧张与疲惫。

他们的自我意识也日渐强烈。可以说，我在耶鲁大学的学生就是在优绩主义理念下成长起来的范本。面对自己享有的明显优势地位，他们并没有流露出自满甚至自信，反而更多的是深感压力与困惑。他们想要在业已取得的成绩之外寻求意义，并以一种近乎绝望的胆怯态度来回看这一路的过关斩将。他们绝大多数来自精英家庭，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已被过度渲染，并在心底里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拥有各种特权。来自精英家庭的学生在被大力培养的同时，也在接受学校的熏陶、调教、训练、塑造和包——所有的不懈努力都是为了确保他们学业出色，进而能够继续保持其阶层优势。同时，他们又对这种垄断优势的操作方式嗤之以鼻，并揶揄自己是身处其中的同谋。他们充满了一种在事关收入和地位的“声誉经济”中拔得头筹的“集体狂热”。

我的学生，与同属精英阶层的同龄人一样，纷纷陷入了一种担心自己掉队的“集体焦虑”之中。他们怀疑自己过去取得的成绩，担心在未来会一再地“重蹈覆辙”—只是从高度竞争的校园走向同样高度竞争的职场。即使是那些已经从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精英分子，也基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很合理的理由相信，优绩主义本身并没有促进繁荣，所以他们虽然会生活富足，却远谈不上生活幸福。

优绩主义悖论：同一种制度性疾病的两种不同症状

优绩主义那光鲜亮丽的外表俘获了大众的想象力，就连社会评论与分析人士也为之目眩神迷。它主宰着当代人们的自我形象认知，使任何批评和指责都显得无立足之地。然而，褪去光鲜亮丽的外衣，优绩主义内部存在着深深的不满情绪。优绩主义之下的这种不满具有如此强烈的讽刺意味，以至于从内部来看呈现出了一种悖论。

中产阶层对精英的怨恨似乎受到了误导。原则上，任何人在今天都可以走向成功。教育的经费从未像今天这般充足，教育的覆盖面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甚至连过去只从白人男性基督徒中选拔学生的顶尖学校和大学如今都以学业成绩作为录取依据。同样，工作岗位和职业发展也早已摆脱了过去的沙文主义，转而以努力和才干论英雄。

曾经依赖某种明确的资格设定而将普罗大众排斥在外的机构，如今也是只要能胜任即可入职。精英阶层内部感受到的焦虑尤其令人震惊。精英教育所提供的培训远比过去完备，毕业生的表现远比前辈出色，他们经由教育所获得的社会和经济优势也远比过去显著，他们理应为自己过往的成就感到骄傲，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然而，他们的抱怨和不满却在不断扩大。随着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加剧，以及优绩主义丧失它夺目的光芒，精英日益增加的焦虑与中产阶层已熟知的更早也更成熟的不满两相结合，形成了一股带有悲情色彩的怨气。这股怨气随着个人的生活经历与一个重要的真相相关联而日益加重。这种关联成了一把万能钥匙，用于解析主导当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问题，这种问题不光存在于个人生活中，也存在于政治生活中。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让原本看似怪诞的美国社会图景变得可信且具有政治影响力。

对优绩主义的不满引来了对现任政权结构上的攻击，其背后是对优绩主义本身的抨击。尽管中产阶层被压迫和精英阶层被剥削看上去互不相干，甚至彼此矛盾，但它们根植于同一片土壤。美国的精英阶层和中产阶层正在经由不同的方式和路径跌落进优绩主义的陷阱。

同所有宏大的建构一样，我们很难近距离地一探优绩主义的全貌。在经济不平等加剧50年之后，精英阶层与中产阶层在乍看之下，似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根据人们的普遍看法，如今世界存在两个美国：一个有钱人的美国和一个其他人的美国。如今这个国家最响亮的声音，无论出自左派还是右派，都坚定地指出美国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领域正走向分崩离析。

然而，我们后退一步，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读。精英阶层和中产阶层根本没有分道扬镳。相反，他们是共同陷入了一个单一的、共同的且对彼此均具有破坏性的经济和社会逻辑之中。他们所背负的看似完全不同的重担，实际上是同一种制度性疾病所表现出来的两种不同的症状。精英阶层通过将大多数普通美国人排除在外的残酷竞争来获取和维持自己的阶层优势。然而，那些真正跨过精英阶层门槛的人也同样在遭受无情的打击。一股能强烈感受到却无法言说的挫败感笼罩在两个阶层的上方—中产阶层前所未有的怨恨与精英阶层令人费解的焦虑，犹如一条河流里的两个漩涡，发源于同一股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