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不是病，特权才要命？绑架俄罗斯的寡头政治是如何将俄罗斯推向深渊的？

俄罗斯，一个被寡头政治深度绑定的国家。

1604年，被罢官在家的顾宪成开始在东林书院聚众讲学，吸引并聚拢了一大批学者，并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逐渐产生了声势浩大的东林党。

东林人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精神，并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作为座右铭，与阉党等形成强烈反差。

但，这个诞生于江浙地区的士人团体，从一开始就代表了江南工商业地主阶级的利益，换句话说，他们都属于“士绅阶层”。

在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所著的《中华帝国的衰落》中，对士绅阶层有详细而深刻的论证，作为古代中国最为重要的阶层，士绅阶层介于皇权阶层与农民阶级之间，靠吸食农民阶级生存，充当着皇权统治基层的触角，在“皇权止于县政”的古代甚至发挥着基层政府的作用。

而士绅想要进步，成为皇权阶层的一部分，最主要的通道是科举，而科举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富裕的江浙地区有着天然的优势。

从南宋经济重心完成南移开始，江浙地区就一直是帝国最繁荣的地区，再加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出产瓷器的江西，出产丝绸的江苏浙江以及出产茶叶的福建长期发达，也是全国科举录取人数最多的地区。

科举人数的庞大，带来的是话语权的增强，从此财富和权力结合，帝国的福利更多地向东南倾斜，比如反对收商税，明朝统治者只能将负担压在西北等地区的农民身上，最终推动了农民阶级的揭竿而起。

而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明朝皇帝依然对尾大不掉的江浙地主阶级下不了手，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最终明朝万劫不复，有家无国的地主阶级也遭到了清朝统治者的疯狂清洗。

可以说，商人阶层天生就有攫取权力的本性，毕竟这是保住财富并获得更多利益的最佳途径，而这必然会造成帝国的风起云涌。所以千百年来“士农工商”的排列，对于维持统治有着巨大的意义。

唐太宗曾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过“读史使人明智”，不过对于今天的某些国家而言，历史教训似乎不值一提，而且它们或主动或被动，最终都重蹈了历史的覆辙甚至愈演愈烈，典型如俄罗斯、韩国等，只不过相比于韩国的无能为力，俄罗斯则是主动选择，而这也让俄罗斯比韩国等其他国家陷得更深。

作为世界上国土面积最辽阔的国家，俄罗斯有着令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国土面积，以及令它国垂涎欲滴的资源，但天赋异禀的俄罗斯却并没有因此富裕起来，反而长期一蹶不振甚至半死不活。

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当然是历史遗留问题，毕竟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的打击空前惨烈。但相比于叶利钦时代崛起的寡头集团，再沉重的历史包袱也不过是一缕青烟。可以说，今日俄罗斯之所以能走到一蹶不振的局面，寡头政治可谓“居功至伟”。

作为昔日的超级大国，苏联虽然存在时间只有69年，但却如巨石投湖，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掀起了排山倒海的巨浪。

虽然延续了不被西方国家喜欢的历史传统，但苏联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的最薄弱一环，却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星火燎原的地方。

从十月革命开始，苏俄红军陆续挫败了国内白军的反扑，并击退了帝国主义的疯狂干涉，并于1922年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924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上台，开始了苏联的工业化建设。作为务实的领导者，斯大林认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需要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做支撑，所以列宁时期大力反对的“大俄罗斯”主义死灰复燃，俄罗斯在苏联内部的地位不断提升，其他加盟国则逐渐沦为俄罗斯的“州”或者“自治共和国”。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的一体化也不断加强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建设。1929年，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苏联紧抓机遇大力引进西方人才和资本，推动了苏联的腾飞。1937年，苏联综合国力已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化强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通过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艰难胜利，苏联也将无产阶级革命向欧洲输出，形成了与资本主义阵营针锋相对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也一跃成为和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

但缔造了苏联的斯大林也给苏联留下了“斯大林模式”，这一高度集中的模式在苏联工业化建设时期及战后重建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但当苏联作为超级大国参与国际竞争后，斯大林模式则成为阻碍苏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沉重枷锁。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通过否认斯大林的方式试图缓解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但无济于事，而赫鲁晓夫的改革也触怒了权贵，最终导致了1964年的黯然下台。

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高层为平衡各方势力，将能力平平的勃列日涅夫推上前台，而勃列日涅夫在重回斯大林模式的同时，也对权贵阶层投桃报李，于是大量权贵子弟进入高层，并逐渐形成了尾大不掉的特权阶层，苏联社会也更加僵化，形成了可怕的“老人政治”。

等到勃列日涅夫去世，苏联已经积重难返，再加上戈尔巴乔夫急于求成和不切实际的改革，苏联最终在1991年分崩离析。

苏联解体前，由于所谓的西方化改革，大量西方资本疯狂涌入，而特权阶层又利用手中权力与西方资本勾结，低价贱卖苏联财产，并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新贵。

叶利钦作为西方国家最中意的代理人，可以说在苏联解体的历史中配合得天衣无缝，叶利钦家族也富可敌国，成为寡头集团的一部分。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领导着改旗易帜的俄罗斯一路向西，企图和西方世界冰释前嫌、称兄道弟，但西方资本用充满戏谑和不可思议的眼神进行了回应，并开始了变本加厉的疯狂打击。

为迅速融入西方，叶利钦盲目推行在玻利维亚取得成功的“休克疗法”，大力推动私有化。由于“休克疗法”严重水土不服，再加上私有化急于求成，尤其是为私有化而私有化，为特权阶层勾结西方资本的上下其手提供了充足空间，于是大量苏联遗产流失，卢布疯狂贬值，民众财富纷纷化为乌有，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矛盾也愈演愈烈。

不仅如此，因为苏联解体让俄罗斯在事实上失去了超过5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以及超过7000万的人口，再加上特权阶层的疯狂变卖，俄罗斯工业体系化为乌有，只能靠出卖油气资源为生。

而油气资源又掌握在特权阶层也就是寡头手中，所以民众对叶利钦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

而在对外关系上，除了北约和欧盟的疯狂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在东欧的战略回旋空间，西方国家还在高加索、中亚、蒙古甚至远东不断发难，迫使俄罗斯疲于奔命。而窘迫的经济环境不仅阻碍了俄罗斯的装备更新，更让俄军的战斗力一塌糊涂，所以1994年车臣战争爆发后，俄罗斯一败涂地，在国际社会声名狼藉。

到1996年第二个任期到来前，叶利钦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历史性的10％以下。

为了挽救统治，叶利钦在1996年3月秘密召见了7个金融寡头，即联合银行总裁别列佐夫斯基、大桥银行总裁古辛斯基、国际商业银行总裁维诺格拉多夫、首都储蓄银行总裁斯摩棱斯基、阿尔法银行总裁弗里德曼、梅纳捷普银行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俄罗斯信贷商业银行总裁马尔金，随后达成了政治交易。

根据交易，寡头利用所控制的资本和媒体等优势确保叶利钦顺利连任，连任后的叶利钦则充分保护寡头集团的利益。

随后叶利钦成功开启第二个任期，而俄罗斯也在潜移默化中进入了寡头政治时代。

对于叶利钦而言，寡头是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但对于俄罗斯而言，寡头集团的翻云覆雨则让俄罗斯彻底进入至暗时刻。

俄罗斯面临的内忧外患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更要命的是，当寡头集团走到前台，其野心暴露无遗，叶利钦的地位也越来越弱势，俄罗斯越来越像是七大寡头的私产，他们随意操纵总理人选，甚至叫嚣猴子也能当总理，激化了叶利钦和总理的矛盾，俄罗斯的危机在寡头集团的巧取豪夺中越来越深重。

叶利钦第二任期的3年多时间，是寡头集团的黄金时代，拥有权力和资本的他们在上窃据高位，在下巧取豪夺，虽然他们占总人口不到1%，但却拥有全国至少50%的财富，控制了全国70%的商品和80%的市场，俄罗斯在寡头集团的折腾下也加速滑向了二次解体的边缘。

眼看俄罗斯不断沉沦，自己罪责难逃，家族也可能被清算，叶利钦选择急流勇退，在20世纪的最后一天将权杖交给了自己的学生普京，换取家族的安然无恙。

普京忠实地履行了与恩师的“协议”，甚至将“既往不咎”列入宪法，但却对曾经与“并肩战斗”的寡头集团痛下杀手。普京上台后，面对置若罔闻甚至对新总统不屑一顾的七大寡头，首先“开除”了作为克里姆林宫最大代言人的叶利钦女儿塔季扬娜及其助手博罗金，剪除了寡头集团在俄罗斯权力中枢的触角。

随后普京利用强大的克格勃情报网络掌握了七大寡头的罪行，并以诈骗、偷税漏税、跨境洗钱等名义对七大寡头开刀，在枪炮等真理面前，七大寡头瞬间感觉自己有点儿理屈词穷，于是他们或亡命天涯，或当场去世，一时间俄罗斯的面貌焕然一新。

普京之所以能够“只身”挑战并击败不可一世的七大寡头，除了叶利钦的余荫，手握情报网和军队，更在于普京早在叶利钦时代就通过第二次车臣战争的锤炼成功立威，其强硬手腕在俄罗斯有着居高不下的支持率，所以普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普京的雷霆手段，极大地震慑了其它蠢蠢欲动的中小寡头，从此他们纷纷退出政坛，一心一意地扑在捞钱的事业上。而从七大寡头身上夺回大量资产的普京政府则借助2003年伊拉克战争导致石油价格飘涨的“东风”，靠出口油气资源赚得盆满钵满，俄罗斯也在打击七大寡头后逐渐恢复元气，这是普京能够在南奥塞梯战争、乌克兰危机以及叙利亚危机等事件中雷霆出击的重要底气。

而在俄罗斯恢复元气的过程中，普京的民意支持率也水涨船高，俄罗斯也逐渐形成了“大总统、小政府、弱议会”的政治格局。

对于俄罗斯人而言，普京“苏联式”甚至“沙俄式”的“复古改革”，让俄罗斯重新焕发了生机，所以普京是真正的“英雄造时势”，是现代俄罗斯的灵魂。

而强人政治的最大后果就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没有强势继承人的普京只能一次次连任中坚持为俄罗斯发光发热。

而比后继乏人更可怕的是：俄罗斯虽然有起色，尤其是重新成为西方国家忌惮的强大力量，但距离苏联式的超级大国地位似乎越来越远。

对于俄罗斯而言，想要成为超级大国，除了要重建苏联大厦，更要重新打造完善的工业体系，但普京根本就难以完成。

叶利钦时期的私有化太过迅速彻底，俄罗斯的历史欠账太多，想要脱胎换骨根本不现实。所以即便俄罗斯在伊拉克战争后经历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但可观的财富难以转化为大国复兴的不竭动力，当2014年因乌克兰危机遭遇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时，俄罗斯经济迅速被打回原形。

当然，比经济复兴更要命的，还要算野火烧不尽的寡头集团。

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俄罗斯加速堕落的叶利钦时代，叶利钦几乎是一纸协议，就将俄罗斯拉下了寡头政治的深渊。而当普京想要摆脱寡头政治的桎梏时，根本就是难于登天。

毕竟从叶利钦一脉相承下来，普京本质上是寡头政治的受益者，想要彻底破除寡头政治无疑就是自我革命，这对于普京和俄罗斯人民而言都无法接受。

而且从苏联后期以来，私有制早已积重难返，这是寡头集团成型的基础，如果想要终结寡头政治，必须要彻底否定俄罗斯现有的经济模式，这无疑是比自我革命更可怕的万劫不复。

所以，普京解决的是七大寡头，而不是其身后的寡头政治。某种程度上说，当前的俄罗斯，需要寡头政治予以维系，普京无法改变的现实，或许是俄罗斯的最佳选择。

但从长远来看，百年毛熊毁于寡头，绝不是耸人听闻。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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