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经济学家贾康：“耐心资本”前提一定要有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

7月21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正式对外发布。

《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决定》还提到，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那么，如何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为什么要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还需要哪些新举措？红星新闻记者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

贾康

最前沿的新赛道是“数实融合”

制度创新必须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

红星新闻：《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该如何理解？

贾康：大家都关注和重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也有了很多的讨论，进而更要注重落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因地制宜，一方面应要求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集团、市场主体，在各自特定的辖区、领域和赛道上，要能够有定制化解决方案来贯彻落地；另一方面在具体落实中，高科技产业和企业，必须特别强调数字经济带头的创新突破；而传统产业和企业，应更多地强调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形成全要素生产率潜力的发掘。

健全体制机制，就是需要进行实质性深化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体制机制，一定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而解放生产力的，因此需要革除原有体制机制的弊病。比如破除成为沉疴顽疾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的制度性根源。

因此，三中全会特别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新赛道上的有效制度供给，需要以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来形成。目前，最前沿的新赛道就是“数实融合”，领头的就是大模型、人工智能+。这方面得承认我们跟国外最先进水平相比是有明显差距的，必须急起直追才行。所需的制度创新，必须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许多问题大家直观感觉是科技的问题，背后其实是人才和教育的问题。例如破解“钱学森之问”“李约瑟之谜”，教育、科研单位如何符合教育和科研的规律来运行，还有很多难题；“政产学研金”结合推动创新方面，也存在许多矛盾、堵点；最为深层的制约因素，还在于体制机制的弊端造成的不适应。

在法治化轨道之下创造弹性试错空间

红星新闻：目前来看，有些领域、赛道存在“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问题，如何破解？

贾康：传统体制下，运行方面确实存在“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再放”的“放、乱、收、死”循环。现在有了改革几十年间的推进，有很多的发展成绩，但仍然存在一些改革不彻底不到位的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要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达到高水平，应该是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良性循环状态。

为此，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应弥补市场的不足和缺陷，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此外，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础上，还需在法治化轨道之下创造弹性试错空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让多元主体在创新取向下的试错之中，发现哪些路不通，哪些错误要避免，才能在正确道路上越走越宽。

直接融资的投入增长

是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红星新闻：什么是未来产业？为什么要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

贾康：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几个概念有重合之处。新兴产业的特点容易认定，过去没有的，现在出来了叫新兴；未来发展中能起战略主导作用的，叫战略性新兴产业，我理解是未来产业的主导内容。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有专门的名录，比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新材料、低空经济等产业。未来产业应该是重点抓住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类别，属于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关键支撑与引领作用的产业。

至于要求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从代表性的案例观察，未来产业具有信息革命时代的前沿创新色彩浓重、初期探索开拓中成功率低、失败率高、相关投入要求有更为足够支持力量的特点。未来产业发展过程中对于投融资的需求，越来越多的是能够适应项目风险类型的直接融资。

这种直接融资的比较前沿的类型称作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支持我国产业和供应链升级，必须大力鼓励发展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优化产业投资基金功能。这种直接融资的投入增长，是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耐心资本”前提一定要有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

红星新闻：资本都有逐利性。《决定》提出“发展耐心资本”，如何让资本专注于长期的项目或投资活动，并对风险有较高承受力？

贾康：一般而言，逐利是指资本本性是要以保值为底线而追求增值。“耐心资本”指的是在长期主义行为模式下运行的资本。现在关于“耐心资本”概念，更主要的含义是指长期在一个产业一个赛道上“咬定青山不放松”，保持战略定力，追求行稳致远。

“耐心资本”所需要的长期主义行为模式从哪来呢？前提一定是要有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保护产权、公平竞争、减少制约和阻碍要素流动的壁垒，从而让市场主体对未来有良好的预期，能够怀着创业、创新的信心而大胆试错，敢于承担创新中间必然存在的风险。

红星新闻：《决定》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现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看，需要进行哪些调整和转变？

贾康：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应体现的生产关系。所表现的制度机制安排，应该是有效、有序市场加上有为、有限政府。它一定是落在制度机制和生产关系层面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新的生产力。

克服“改革综合疲劳症”

冲破可能存在的“后发劣势”约束

红星新闻：经济学上有一对名词，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您认为我们在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如何发挥优势，规避劣势？

贾康：这些年，学界在很多讨论中很看重上述两个概念，但认识上有些差异。“后发优势”主要强调技术性视角，讲的是后发的追赶型经济体在很大程度可以在比较优势原则起作用的空间里，利用先发经济体已成熟的套路，避免再走弯路，快速实现追赶。“后发优势”到一定的阶段，必须依靠自身生成前沿创新能力，作为继续发展的引领。

“后发劣势”则侧重于制度视角而言。相对于技术层面的模仿、学习、追赶，后发经济体有可能忽视解决制度创新、迟迟不能解决适应长期发展要求的制度安排攻坚克难问题。如果爬坡过坎、攻坚克难遇到瓶颈，到了某个临界点，制度问题造成的“后发劣势”就会明显表现出来而拖累发展全局。

认识上，如从“后发优势”的技术视角转为“后发劣势”的制度视角，有利于认识为什么必须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为什么强调要“啃硬骨头”。

中央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体会就是要克服“改革综合疲劳症”，在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合乎逻辑地针对着冲破可能存在的“后发劣势”约束，避免形成战略性拖累。

我国在技术层面的一些“后发优势”是不断有所表现的，比如大型盾构机这样的工程机械、某些大型装备制造、高铁、特高压输变电、5G及其通讯装备等，冲在世界前沿，但在另一些前沿的技术高地上，我们现在还不敢乐观，比如人工智能大模型、高端芯片等，让我们感受到追赶过程中，要清醒地看到差距。突破这类“卡脖子”的制约，如同破解“钱学森之问”一样，需要进一步破除官本位、行政化、形式主义等各种不合理的约束，充分尊重科学研究规律和市场力量，进一步激发调动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和聪明才智的潜力，取得更明显和有支撑力的原创性突破成果。

红星新闻：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人才引领。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还需要哪些新举措？

贾康：我感觉最突出的是怎么样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所依靠的制度根基。科研、教育方面仍然“官气”太重，不鼓励标新立异，不尊重学术探索科技创新需要自由、宽容的规律性，这样很难形成有利于教育、科研高端人才脱颖而出的人文关怀环境条件和社会氛围。如果要破除这些弊端，需要进行很艰巨的改革。

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张炎良 实习生 黄文泓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