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号被停机，解封跟社保挂钩有多大必要？| 新京报快评

据华商报大风新闻报道，7月15日，一位移动手机用户发视频称，自己用了14年的深圳卡移动号码到移动营业大厅办理解封，被告知需要提供在深圳的参保信息，而该男子因为近年来没在深圳发展恰恰没有参保信息。

7月22日，记者联系深圳一家沟通100营业厅，询问深圳卡手机解锁条件，工作人员答复称：“先打10086，客服让带什么证件就带什么，必须要有粤居码和深圳社保。”

手机号解封跟社保挂钩真的有必要吗？这则新闻看起来有些荒诞，但现实却正是如此。起码在深圳，手机号解封跟个人社保挂上了钩。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事件中，当事男子并无任何过错，他的手机号被限制也属于“保护性停机”。但他却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比如他为了解封专门从东莞赶赴深圳，耽误很长时间不说，如果手机号长期被限制，还有可能影响生意和个人信用。当然运营商也没错，它的初衷是“反诈和保护”。

用户正常使用手机，但却遭反电诈措施误伤，近年来类似事件时有发生。

比如去年陕西就有一位联通用户为筹备婚礼群发短信通知亲友，却被误以为是诈骗短信，自动进行了屏蔽、拦截，导致婚宴当天很多亲友未能出席。今年还有一位负责部门招聘工作的田先生因远程面试，一个多小时内拨打了10多位应聘者的电话，因“大数据识别为诈骗号码”被运营商停机。

无论是何种原因导致被限，想要解封都很麻烦。除了携带身份证、手机卡到营业厅进行认证复核的程序之外，一些地方还要求提供在职证明和无犯罪证明，深圳要求提供的“粤居码”应该就是类似情况。

电信诈骗可谓现代社会的全民公敌，有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反电诈可以理解，但前提是应平衡反电诈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之间的关系。如果为了高效反电诈而忽视权益保护，长此以往，结果恐将得不偿失。

如果此两者是必须二选一的关系尚可理解，消费者可以让渡一部分权益去扫除犯罪，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而之所以出现问题，还是因为部分单位为了提高效率，减少成本支出，高度依赖于技术手段反电诈。反诈技术系统遇可疑信号动辄执行屏蔽指令，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同时，遭误伤的消费者只能自行前往解封，而解封过程中又要面对另外一套程序。

最好的解决办法当然是有关部门提高技术水平，减少误伤率。但技术的进步往往不能一蹴而就，这时候就需要人的力量及时补位，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把客户损失减到最少，使客户情绪最快恢复。

这都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所做不到的，只能靠人的服务。另外，相关机构针对“解封”环节多投入一定技术成本，亦能起到缓解作用。

事实上，针对难以避免的“误伤”情况，《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是有规定的：“被处置对象可以向作出决定或者采取措施的部门、单位提出申诉。作出决定的部门、单位应当建立完善申诉渠道，及时受理申诉并核查，核查通过的，应当即时解除有关措施”。

但问题在于，用户申诉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很多时候还不低。而个体付出的成本，汇聚起来就是社会成本。

针对频频出现的误伤问题，有关部门最好能够做出一个综合评估，采取相应措施，从整体上降低因此产生的社会成本。

另外，也可以给运营商等具体执行反诈措施的部门加加担子，比如将误伤率列入考核，想必可以有力敦促其快速提升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