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王者：雍正是孤独的

孤独的王者
1
雍正是孤独的。其实这也是所有王者的感受。
在雍正办公的养心殿西暖阁内，悬挂着他亲笔的“为君难”三个字，道出了他内心的声音。
“为君难”出自《论语》。定公问：“一言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孔子说的是，人们都说为君难，为臣也不易。可是君主能够知道为君之艰难，就会勤勉有加，严于律己，也就实现一言以兴邦了。
一言以蔽之，明君是可以一言兴邦的。
雍正就是要做千古明君，因此更感知到为君难和高处不胜寒的孤独。
雍正“为君难”的提醒无处不在，紫禁城内，有多方雍正“为君难”的印章，材质有寿山石、青田石等。档案中有关于雍正制作印章的记载：“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交红色寿山石双螭玦扁钮长方引首一方，红色寿山石飞熊钮图书一方，红色寿山石苍龙教子钮图书一方。奉旨：双螭玦钮长方引首下边砣做腰圆形，镌‘为君难’；飞熊钮图书镌‘朝乾夕惕’；苍龙教子钮图书镌‘雍正宸翰’。”
雍正要成为励精图治的大帝，推崇“一人治天下”，按照他的理想，应该是：“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他要的不仅是唯我独尊的权势，更是不愿做天下人高高捧着的无用皇帝。这句自我激励的话，却并非他的原创，出自唐朝贞观二年（628）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张蕴古给唐太宗的《大宝箴》，原文是：“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作福，为君实难。主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求，具僚和其所唱。是故兢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故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君临天下、乾纲独断，符合雍正的脾气。但做有才能、操守极高的帝王，才是雍正的本心。为此，他专门说：“天下事，有治人，无治法。得人办理，则无不允协。不得其人，其间舞文弄法，正自不少。”他认为，所有的一切靠的是人，而不是固定的法。再好的法律也是由人来执行的，缺少了优秀、公正的人，法即非法。
雍正的孤独，其实是所有封建帝王都具有的。
君王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孤独包含多方面，由孤独而衍生的独裁，渐渐演绎，成为一种独特的君王标配。韩非子指出围绕君王的“八奸”：
一曰“同床”，即“贵夫人，爱孺子”。说的是夫妻之间的危险。同床的贵妃常常巧言佞色迷惑君王，乘君王醉饱之时，诉说她的欲求。这时的君王是陶醉的、沉迷的，最容易糊涂地答应。这种后宫干政的例子，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女子的甜言蜜语，有时胜过无数刀枪剑戟。
二曰“在旁”，即“优笑侏儒，左右近习”。说的是身旁的人，也包括内侍太监等人，看起来在君王面前唯唯诺诺，但对外却大行不法之事。君王身边的高官更是应该警惕的对象。
三曰“父兄”，即“侧室公子”。这些人因为特殊的王室贵胄身份，最能挑拨大臣与君王之间的关系，从中得利或者扰乱朝廷法度。
四曰“养殃”，即臣子利用民脂民膏为君王“美宫室台池”“饰子女狗马”，以娱乱君王之心。这些马屁精打着为君王效力的旗号，做着奢靡颓废之事，不惜民脂民膏，只为博取君王一乐。
五曰“民萌”，做臣子的散发“公财”，向百姓行“小惠”，把名誉归大臣，却把各种不满情绪都归于君，最终导致社会动荡。
六曰“流行”，即臣子指使说客以巧文之言，笼络君王，使君王对养客之臣言听计从。若是听从了奸人的话，必定祸国殃民。
七曰“威强”，即做臣子的“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为己谋利、为己树威，损害了群臣百姓的利益，也即损害了君王的利益。
八曰“四方”，做臣子的故意利用国与国的矛盾以威胁、要挟君王，或者提高百姓赋税、搜刮国库金银贿赂他国，或者陈兵边境以削弱内部力量——这些都是对君王极其不利的。
凡此种种，无不形象地表明，做君王，并非易事。身边处处是危险，无时无刻不孤独。
身为君王，很可能你身边每个人说的话、做的事，都是假象，需要你仔细甄别，做出准确判断，才能利国利民。这样来看，君王的孤独是重之又重的，动辄牵扯到国家安危。
尤其像雍正这样致力于做明君的，就更为孤独。他要提防每个人，却又不得不重用某些人，所以就需要敏锐、睿智地做出自己的判断，不使小人得志、不使国法偏颇。
雍正在某次提到用人时，感慨地说：“朕自莅位以来，兢兢业业，事事知其至难，用一人必晓谕以用之之故，去一人必晓谕以去之之故，似乎不胜其烦。然亦有所甚不得已者，且事无一定，又不可拘执……是故或一缺而屡易其人，或一人而忽用忽舍，前后顿异。盖朕随时转移，以求其当者，亦出乎不得已。”任用一个人，雍正就要考虑这么多，你说该有多累，内心又该有多么孤独？这些话，说给谁听？
但雍正也极其享受这份孤独，这是帝王的特权。唯有拥有这份孤独，才称得起“寡人”，称得起“朕”。这是孤独者特有的幸福，是天子的荣耀！他不因孤独而妥协、气馁，反而因孤独而遇强愈强，顽强地缝补着属于他的王国。
2
雍正是优秀的斗争者。斗争是艰辛而艰难的。他面对的是臣，亦是臣工的组合体。皇帝只能胜利。
只能胜利的过程，自然就是孤独的旅程。尽管他可以调动很多力量，但最后的决策者只能是天子一人，无人可以替代。皇帝的决策是独门的、冷酷的、多变的、不可预测的。这种帝王的神秘性，吸引人千百年来对帝王这个位置趋之若鹜。
“我终于即位了！”雍正历经艰难，接替康熙的帝位，他敏锐地感知到，周围伺机而动的人中，最难对付的就是自己的兄弟们。
兄弟们对王位虎视眈眈，不惜使用各种污秽的语言和龌龊的手段来贬低、污蔑新登基的皇帝，使得雍正不得不小心翼翼对付这些潜在的却又是公开的政敌。
“雍正即位不合法”的言论在朝野散播开时，雍正感到，必须尽快让政局稳定下来，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自己可以运用任何手段，以确保来之不易的王位不会再落入旁人之手。
允禩集团表面上服从新皇帝的诏令，却不断制造麻烦，以此施展“威强”之术，不惜损害皇帝声誉，同时极力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对新君的权威不断试探和挑战。
雍正以铁血冷面的雷霆手段，让允禩等人变成了皇父早就看穿的“阿其那”和“塞思黑”，其集团声名一败涂地，局势逐渐趋于稳定。这期间，年羹尧和隆科多起到了股肱之臣的作用，也让雍正赢得了“凌逼弟辈”的恶名。
雍正索性将这种恶名扩大化，以保证胜利成果。雍正四年正月，在养心殿的西暖阁，雍正发布了处置允禩的谕旨。整篇谕旨近两千字，列举了允禩的诸多罪状：对康熙不忠不孝，结党营私；管理工部几次误事；管理理藩院之时不能处理好与蒙古的关系；管理上驷院则糜费钱粮；等等。最终，将允禩革去黄带子，并令宗人府将其除名。
除名是一个政治家最惯用的打压手段，目的就是要将你一踩到底，不被祖宗认可。
数月后，允禩和他的党羽相继死去，雍正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宣告这场漫长斗争的结束。
也是在这场斗争中，雍正处理政局变得更加老辣、娴熟、冷酷，不感情用事，不惧怕任何风雨。而其实这一切的背后，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只是不说而已。这种斗争前意志坚定，斗争中决不妥协，斗争后胜而不乐，都只能一个人默默咀嚼，无法将这些与他人分享。即使是最知心的十三弟允祥，也不能彻底理解对兄弟们“赶尽杀绝”的帝王心肠究竟有多硬。
这是帝王争夺中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后人真难以对雍正的残忍做任何过多的评判。设若允禩登基，未必会让雍正留下全身。历史不会开倒车，我们无法让历史服从“如果”的想象。
帝王之家的血腥，确实是封建王朝的一大脓疮，挑破任何一处，都会流出恶心的汁水。
虽然收拾兄弟中的政敌艰苦，但整顿康熙朝吏治腐败、积弊重重的烂摊子同样不轻松。
雍正五年十月，他谈起朝中吏治，对内阁们说：朕发现，数年以来，那些上奏折的人，并没有什么忠诚可信的话。还有些庸陋的科道员，既不敢直陈政务的弊端，又怕缄口不言而受责罚，于是就找些无关痛痒的琐碎之词上奏。甚至有的滥行条奏，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他们还以为，朕作为明君，应该听取这些人的话，若不加采纳，就是不能受谏。对那些乱说话的人稍为惩戒，就说朕对言官刻薄，杜绝了忠谏之路。这真是为君之难啊！
雍正可以对重大事件果断斗争，但这种小人物的劣迹和软抵抗，却也令他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慨叹！
还有一种难，就是面对吹捧。雍正五年十月十七日，总兵官马觌伯奏鄂尔昆、图拉地方（在今蒙古国境内）“瑞麦”一茎十五穗。
他和众多官员一样，知道雍正喜欢听祥瑞之事。
这一次，雍正冷言冷语地做出判断：“地方有司或有借嘉禾美名借端粉饰，隐匿旱潦者，雍正五年以后各省嘉禾俱停止进献奏闻。”
这是汇报祥瑞遭到的一次冷遇。雍正知道，之前所谓的祥瑞，总有虚假瞒报者，无非是要取悦自己，如果长期鼓励这样的作为，对朝廷是十分有害的，这才明令禁止了这种歌功颂德的形式主义。
3
雍正是很能忍耐的。
养心殿中曾经悬挂着“戒急用忍”的匾额。这四个字，是康熙评论幼年时胤禛的话。为控制自己的情绪，雍正曾数次命造办处制作“戒急用忍”牌，如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命人做珐琅“戒急用忍”铜胎吊牌一件；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传旨：“照做过的珐琅流云‘戒急用忍’牌做一件。”除了吊牌，他还命人制作相关的吊屏，悬挂在圆明园等处。如雍正十年九月二十二日，传旨：“将‘戒急用忍’吊屏安在安宁居，钦此。”
雍正即位后，一直以“戒急用忍”警醒自己。有件事，他就耿耿于怀，觉得自己缺乏调查，用人太急。
宗室阿布兰，被允禩保奏。即位之初，正在用人之际，雍正为稳定允禩和拉拢宗室，便特殊加恩，将阿布兰由辅国公晋升为贝勒。
但是很快，雍正就发现自己这个决定实在太草率了。
第一，阿布兰是允禩党羽，雍正竟然没有发现。
第二，允禵从军前回京时，阿布兰作为宗亲公爵，出班跪接。辅国公跪拜皇子，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可见此人品德不正且立场不坚定。
第三，宗人府建立碑亭，翰林院撰写的文字，阿布兰以为不佳，就另行修改。将歌颂皇考功德的部分修改成了称赞大将军允禵，拟文勒石。雍正即位后，这个家伙立刻扭转风向，将这些字磨去，可见其狡诈。
发现这些隐情后，雍正反复强调：朕用人原则——善则用之，不善则退之。
雍正懊悔不已，自责道：“今于阿布兰，既不加详查，任用太急，令伊自干不可宽宥之罪，又难以容忍，则皇考训诫之圣明益著，而朕亦知过矣。”
雍正急躁的性格，决定了他为政过程中严猛有余，发威时难以听进劝谏。
雍正四年，吏部尚书、云南巡抚杨名时误将该保密的密谕内容写入了题本，急躁的雍正小题大做，立刻将杨解任。
封疆大吏，说开除就开除，让朝野震动。
这还不算。杨名时被解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巡抚朱纲上任后，趁热打铁地参劾杨名时“在任七载，循隐废弛，库帑仓谷，借歉亏空”。
杨名时不得不自我辩解，但这种行为被雍正看作是“巧诈”“沽名邀誉”，最终，雍正决定，命杨名时留在云南待后命。
尽管雍正打击杨名时的真正目的是杀鸡儆猴——打击以杨名时为首的士人集团。但作为皇帝，不问情由、不分青红皂白就撤销吏部尚书，确实有些急躁不冷静。
“戒急用忍”的核心是“戒”。但雍正的性格难以做到大事临前不动声色，他往往很快做出判断，非此即彼，而不是像康熙那样宽容、忍让后仅仅言语惩戒。在著名的打击科甲朋党案件中，李绂和田文镜互参，雍正就明显失之偏颇地站在田文镜这边，让李绂最终彻底败北。
雍正的急躁还表现在说一不二上。他是史上皇帝中少有的话痨，不论对大臣还是皇族，只要是辩论，就非要论到底，戳穿你的底线，说出最犀利的话语。别人并非都辩论不过他，因为他是皇帝，有些理只能他说，别人不能反驳。急躁加上强势，让他的有些行为显得过于刻薄。
比如对杨名时，他就是要有意羞辱。
杨名时，科甲出身，是名儒李光地的学生。此时，李光地已去世。在雍正的眼中，打击科甲朋党的对象便是李绂、谢济世、杨名时等人。杨名时泄露朱批后，雍正说他是“怙恶不悛、大奸大诈，全无人臣之礼”，这种批语未免过于严厉。杨名时也曾多次上奏折认错并解释，但雍正丝毫不肯宽宥，相反却愈加厌恶他。雍正五年三月初八，杨名时上折奏报奉命护送陈时夏的母亲前往苏州见儿一事，陈述了雍正对陈时夏母亲安排之周详，并以此称颂雍正关怀臣下，念及母子之情，且考虑安全备极周至。可是，因奏折最后一句“殊恩洵属人生稀有之遇，缙绅莫不羡为奇荣”，又触怒了雍正。
雍正当即驳斥杨名时：“‘缙绅莫不羡为奇荣’——照你这么说，要是罚一人，则缙绅都应该以为耻而尽怨朕。”一句话得杨名时无言以对。他还说杨名时简直是“无理悖逆之言”。
一个人在上级面前不吃香了，你做什么都是错的。从你被冷落的那一刻起，很可能就会“一错到底”。
果然，当杨名时奏报办理铜盐课项折中，雍正在开头竟然批道：“杨名时有颜言及盐铜，亦可谓廉耻丧尽矣。”大臣向你汇报税收，如何就不顾廉耻了？雍正的急躁和震怒，也是导致其孤独的主要原因之一。
急躁有时也因繁忙嫌官员白忙活。雍正五年十二月，署江南总督范时绎上折奏报江南下大雪，本意是歌颂盛世，文辞十分华丽。年终岁尾，雍正正值政务繁忙之时，他讨厌范时绎没眼色：“朕日理万机，毫不体朕！况岁底事更繁，哪里有工夫看此幕客写来的闲文章，岂有此理！况朕屡有训谕，只待秋成方可释怀。今冬雪乃预耳，若如此夸张声势，则汝毫无主敬以待之心矣。下愚不移，奈何！”
雍正对父皇给予自己“喜怒不定”四字评价十分在意，自尊心极强的他因此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多年后，他还专门在康熙面前恳求，能否将这一评语收回：“今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请“将谕旨内此四字，恩免记载”。做父亲的康熙，看到儿子如此恳求，只好答应，以消除他的心理障碍。
雍正即位后，没有了康熙的约束，又急于全方位改造国家，要大干实干，因此在诸事上就总是很急躁。
作为至高无上的王者，雍正的孤独很多时候似乎使他缺失了人情味道，但其以强者永不回头的坚韧，操控着大清朝这艘航船，朝着更为广阔深邃的海洋一路驶去。自从担任了这艘船的船长，就意味着永无歇息之日。
前行之路，由不得王顾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