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S 2024-07-18 20:29 疑心

“大跃进”兴起后，全国到处都出现了热火朝天的场面，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这个建设高潮带来的奇迹。从当时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的言行中亦可一窥当时的头脑发热。例如，我党创始人之一，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在1956年5月份发表的文章中就指出：“水稻的最高产量则更已达到36000多斤……。”我国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不可谓对农村不熟。但他精神异常兴奋，着手书写中国唯一的一部歌颂“大跃进”的著作：《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数据来证明“大跃进”创造的“无法估量的雄奇”。1974年2月去世的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的日记是在他去世后才被发现的。日记中记述他在“大跃进”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在1958年11月22日科学院召开的全国土壤会议上，中国科学院西北土壤研究所报告人介绍，通过施肥的丰产试验，亩产达12万斤。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当然说了一些过于自信的话，“又想快，又担心过快了出大乱子，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常常出现的一种矛盾心情。多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这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是，‘大跃进’的列车既然被推上了加速的轨道，奔驰向前，事实上已经很难使它放慢下来。”（《毛泽东传》第814页）毛泽东是最早察觉和发现“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的中央领导人。这是与他注意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全面考虑问题分不开的。他的日常活动主要是实地考察和召集会议，而重大决策的酝酿出台，也都是建立在发扬民主集中制的讨论基础之上的。亲历关于1958年钢指标座谈会的时任冶金部副部长的袁宝华后来曾说：“……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落。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