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冯友兰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毛主席指示：要尊重他的人格

在中国哲学史上，出现了两位“千古风流人物”：一位是指点江山、叱咤风云的毛泽东；一位是心怀四化、意寄三松的冯友兰。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和冯友兰之间也有着深厚的友谊，今天帝哥就来说说他们之间的故事。

1946年9月，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邀请，前往美国出任该校的客座教授，并取得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但身居异国讲授中国哲学史，使冯友兰感到非常心酸，他终于认识到：“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1947年，冯友兰毅然回国，回到了久别的清华园。

1948年12月，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派飞机去北平接胡适、冯友兰等文化名人去台湾，冯友兰坚决不去，胡适却去了。事后胡适说：“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冯友兰字芝生）右者。”冯友兰却说：“胡适顶聪明，但他做了过河卒子，只得勇往直前，我却不受这种约束。”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他过去只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准备在5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几天后，毛泽东给冯友兰回信说：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

毛泽东的回信如此之快，令冯友兰感慨万分，但他对信中“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这句话，一直弄不大懂，甚至还有一点反感，他心想：到底什么才算是老实态度？我又有什么不老实的呢？

时间长了以后，冯友兰才逐渐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把马克思主义“化”了才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自己想在5年内用马克思主义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又怎么可能完成？他后来感叹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大话、空话、假话，夸夸其谈，没有实际内容，这就是不老实态度。”

从此以后，冯友兰开始以真诚的心态和老实的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也在和毛泽东的不断交流中，对毛泽东产生了无限的崇敬与热爱。

1964年，全国政协委员会开大会，冯友兰也应邀参加。大会闭幕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与参会同志合影留念，冯友兰正好被安排坐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见到冯友兰后，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

冯友兰说：“主席比我大。”

毛泽东感叹道：“不行了，我已露了老态！”

毛泽东又询问冯友兰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他说：“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吗？”

冯友兰连忙谦虚地说：“我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

毛泽东听后夸奖冯友兰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

毛泽东平易近人的态度，使冯友兰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回到家后，一气呵成写下了一首诗：

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

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运动”爆发后，冯友兰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受尽了批判。1968年，毛泽东得知冯友兰的遭遇后，专门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提到了他：

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论，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

正是毛泽东的这一番话，把冯友兰解救了出来，他离开牛棚恢复了自由。

1973年，冯友兰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与信任，参加了“批林批孔”运动，犯了一些错误。对于自己的错误，冯友兰后来回忆说：“1973年我写的文章，主要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总觉得毛主席、党中央一定比我对。”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不幸去世，冯友兰悲痛欲绝，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他含泪为毛泽东写下了最后一首诗：

纪念碑前众如林，无声哀于动地音。

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