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元稹，人设是怎样崩塌的？

【神奇的文人故事】唐宋时期文人辈出，这些为人所称道的名人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故事吗？

“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元稹，人设是怎样崩塌的？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的这句情诗脍炙人口，奠定了他忠贞不渝的痴情形象，然而他在《莺莺传》中“无中生友”，为变心人强行辩护，又让读者直呼“下头”。

自赵令畤论证张生为元稹自寓开始，一般认为《莺莺传》 是元稹假托张生讲自己的恋爱故事。

那么怎么看待和理解这种矛盾？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有关学者提醒我们，要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从文本内外来看待这一问题。

随着科举取士的推行，以文学素养取得政治权力的文化精英登上历史舞台，情色风流成为一种被肯定的价值，“风流才子”形象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

士人通过讲述和写作来分享情爱诗歌和故事，既有彰显才情、建构自我的需要，还出于维持社会人际关系、积累文化资本的目的。

有学者认为，“风流”被视为某个时代知识阶层的“症候”，追问自由恋爱与理想爱情如何发生，将刷新你对爱情的一些刻板印象。

元稹的多情和无情、痴情和负心，应该放到唐五代的情感书写这个社会背景、这个文学脉络中来看。

“始乱终弃”的元稹
原来并非孤例？

对现代读者来说，《莺莺传》最激发读者兴趣的部分，是张生解释他为什么离开莺莺。张生给出的理由是，莺莺是危险的“尤物”，因此他不得不“忍情”离开，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莺莺传》的叙述者也认同这一说法，说自己常常向人讲述这个故事，以“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然而，故事对莺莺的描写并不支持这一论断。故事为张生、莺莺各自提供了对恋情的不同叙事，争夺读者的同情。

多数现代读者同情莺莺，拒绝张生的“尤物”说，认为那是“文过饰非，遂堕恶趣”，是“最为可厌”的“迂矫议论”，张生的说辞只是“场面话”，是“为了使具体描绘自己的恋爱过程成为可能”。

然而叙述者这么说，某种程度上说明这种说法在当时有一定“市场”。有学者指出，这需要放在中唐士人对情爱的迷恋与焦虑的社会背景中去理解。年轻士人从全国各地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接触到发达的伎乐文化，与妓女和其他身份低于士人的女子交往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通过创作情欲和爱恋主题的诗歌和故事塑造风流才子的形象，传播文学声誉；但对情欲的迷恋可能引发“失序”，与道德观念和理性自我之间产生冲突，导致焦虑。迷恋与焦虑的交织推动了中唐情爱故事的产生，回应了这一问题。

元稹写《莺莺传》前，《李娃传》和孟简的《咏欧阳行周事》在长安流传，都曾告诫人们及时斩断情丝，避免因情爱葬送前程和性命。

学者指出，中唐士人用“尤物”一词表达对情欲的破坏力的不安。孟简和元稹都主张在情爱使人偏离正轨前及时割舍，这种观点使张生离开莺莺被理解为理智之举，而非负心薄情。

以元稹的文学才能
为何没能自圆其说？

那么为何小说叙述的主人公，给人留下的只是负心薄情的印象呢？或者说，以元稹的文学才能，为何没能够弥合二者的矛盾？

也有学者就从叙事学的角度提出了两种可能，要么他是在阴阳怪气地反讽，要么他没有意识到写作出现了盲点，对莺莺的描写提供了莺莺的视角，足以与张生的说法抗衡。

有关专家则指出，并非元稹要充当“反讽大师”，元稹之所以采用没有确定视点的叙述，是处理生活经验内在矛盾的需求。在这里，他既要赞美情爱，又要为男主人公抛弃恋人与恋情辩护。

为歌咏情爱，他描写常见的情爱场景，如艳遇，结合，离别后的思念，旁观者对情事的赞叹。为了给张生弃莺莺寻找合理的解释，他把莺莺塑造为“尤物”，小心排除张生承诺莺莺的证据，使他不会成为违背誓约的负心恋人。

但问题是，歌咏情爱与为变心人辩护互相矛盾。莺莺对爱和思念的表达，虽然有助于渲染情爱，却动摇了她被赋予的“尤物”形象。而张生的沉默和不承诺虽然可以让他摆脱违背誓言的名声，却使他成为一个不称职的恋人。

元稹努力把张生塑造为令人同情的形象，可莺莺的深情和痛苦似乎更有感染力。结果是，莺莺的声音揭示了张生将莺莺命名为“尤物”的男性中心话语，也动摇、削弱了叙述者为张生辩护的努力。

此外，这还和元稹采用的文类有关系，例如元稹还在自叙诗《梦游春》中反思这段感情对自己人生的意义，他以造梦的形式描述男女情爱，用悔悟主题强调情感经验对于成长的教谕意义，矛盾感就没有那么强烈。

梦魂良易惊，灵境难久寓。
夜夜望天河，无由重沿溯。
结念心所期，返如禅顿悟。
觉来八九年，不向花回顾。
杂合两京春，喧阗众禽护。
我到看花时，但作怀仙句。
浮生转经历，道性尤坚固。
近作梦仙诗，亦知劳肺腑。
一梦何足云，良时事婚娶。

在《梦游春》中，元稹对追逐艳色这一经验的处理更复杂，对“转折”的描写也更为曲折。

而当他用传奇故事自述恋情，最大问题是作者、叙述者、男主人公之间距离过近，会影响对情爱事件的看法和叙述。

其他中唐情爱故事谴责背弃恋人者，但元稹要为自己或朋友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因此精心选择纳入与排除的内容，叙述的裂缝却由此而生。

爱情作为一种话语
为何非要这样讲述？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元稹为何不采取更保险的形式，讲述一个舆论上更安全的歌颂爱情、反叛权威的故事？而要用多重文体自述恋情，毕竟这在当时也很特别。

专家也给出了看法，一方面是情感因素，年轻时的恋爱经验让他难以忘怀，在之后的十年间是让他牵挂的心结，此外也有性格的原因，元稹争强好胜、好冒险，什么事都要为他人所不敢为、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也是他书写禁忌题材的重要原因。

在中晚唐，创作与传播以情欲和爱恋为主题的诗歌和故事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也是以文学仕进的士人在竞争的大环境中展现文学才华、经营社会关系、建构自我身份的一种方式。

不过，讲述自己的恋情仍然是讳言的话题。杜牧晚年准备自编文集时焚毁了可能被解读为自己情爱经验的诗篇，李商隐则直接否认自己的风流诗作与生活经验有任何关联。

李商隐曾将自己与柳枝相遇之事题写在洛阳里巷的墙壁上，将自己展现为风流才子，但是也曾自道“清白”。

即便元稹“特立独行”，仍旧注意“社会影响”，例如在《梦游春》等文本中，借助隐晦私密的表达方式，希望在当时认同浪漫情爱价值的小圈子里炫耀自己不羁风流，同时避免来自广大士人群体的非议责难。

他在小说中的一些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情节，例如向朋友炫耀莺莺的信，其实也是当时的常情。和朋友谈论浪漫情事，是建立风流才子身份的重要方式，故事收录崔莺莺的信，还可以让男性读者参与情爱故事。

然而也正是这些信，加剧了文本叙述的裂缝，让我们看见背后更广阔的时代，看见那个时代作为知识阶层“症候”的“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