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好弟弟”苏辙：为了“捞”哥哥，我努力干成了宰执之臣？

【神奇的文人故事】唐宋时期文人辈出，这些为人所称道的名人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故事吗？

“大宋好弟弟”苏辙：为了“捞”哥哥，我努力干成了宰执之臣？

若论北宋文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三苏”自然是避不开的顶流组合。父亲苏洵自学成才，留下了“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的经典劝学故事。哥哥苏轼更是以其豪放恣肆的诗词文章与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至今为人称颂。而提及弟弟苏辙，或许在如今网友们中间流传甚广的是他“吃饭睡觉捞哥哥”的人生日常。当然，所谓“海底捞”不过是一种虚构式的调侃，但这对兄弟“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确实是亘古少有的佳话。

我少知子由，天资和而清

至今人们仍常戏言，北宋嘉祐二年（1057）礼部贡举是地狱级别难度，因为这实在是科举历史上群星璀璨的一页，这届考试的进士榜上出现了诸多日后昭彰史册的人才，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就在其中。这一年，苏轼时年二十二，苏辙刚刚十九。在“五十少进士”的中国古代，是名副其实的青年才俊。

作为一对亲兄弟，苏轼与苏辙常常被放在一起比较。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曾评价二人“长翁波涛万顷陂，少翁巉秀千寻麓”，另一位学士秦观的评价则更为形象，他形容苏轼“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世间众生都知其高明，苏辙则“如元气行于混沦之中”，万物由之而不知之。其实，关于这兄弟二人的性格，父亲苏洵在《名二子说》里早已提出了期待。轼，指古代马车前供人凭依的横木，似乎没什么实际用处，但不可或缺。苏洵担心这个大儿子不注重“外饰”，不会隐藏自己的锋芒。辙，指车轮压出来的痕迹，无论言车功过，都不关车辙的事。苏洵希望自己相对平和淡泊的小儿子能够善处祸福之间，安度一生。都说“知子莫若父”，苏洵对两个孩子名字的解释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他们一生的写照。不过，从来被认为沉静简洁的弟弟苏辙实际上“论事精确”有胜乃兄，他“汪洋澹泊”的文字里同样曾有着难以掩饰的锋芒。

在同登进士科后，兄弟二人又同策制举。年轻的苏辙在考卷中直言称宋仁宗年高，倦于政事，惑于女色，言辞切至。苏辙自己都抱着必然见黜的决心，众考官也是意见不一，最终还是宋仁宗决定不能因为直言进谏而将人才弃之不用，苏辙才得以入等，他“敢言”的一面已然初显。

可惜兄弟二人并未能在仁宗治下效力多久。治平三年（1066），苏洵去世，两兄弟随即回乡丁忧，再次返回朝廷时已是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执政，苏轼判官告院，苏辙则归于新设部门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在变行新法的第一线。此前苏辙就有上疏论及当时拖累朝廷财政的三大弊病：冗官、冗兵、冗费，一针见血指出了北宋中期最重要的“三冗”问题，《宋史》评价他论事精确，着实如此。不过苏轼、苏辙两人的政见与王安石的新法多有不同，苏轼有上《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变更科举之法，苏辙则对青苗法提出了异议。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措施中饱受争议的一项，主要是将昔日常平法中的储粮折算为本钱，在春季青黄不接之时以20%的利率贷与民众，待夏秋收获之后再行收回。王安石希望这样可以一方面缓和民间高利贷盘剥民众的情况，另一方面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苏辙认为完善唐代刘晏所作的常平法已然可行，青苗法“以钱贷民”，虽本意非为牟利，但在执行过程中官吏难免罔顾法纪，民众拿到贷款不免妄用，等到还款之日也可能有所拖欠，这样又要施以严刑，增加地方事务，不利于民。事实上，青苗法在之后的实施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于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后废止。

鉴于与执政不合，在条例司不多久，苏辙就比哥哥还要早一步外放出京，去陈州做了学官。次年，苏轼同样外放，任杭州通判。他先去陈州看望弟弟，又与弟弟同赴颍州拜谒欧阳修。作为曾经的主考官，欧阳修可谓是苏家兄弟的伯乐，只是如今两匹“千里驹”均在外放，“伯乐”本人也因反对新法加之年老体衰，刚刚致仕（退休）。之后，苏轼南下杭州，苏辙返回陈州，怎知这次兄弟一别就是六年之久，是除死亡外兄弟二人分别最久的一次。

熙宁六年（1073），苏辙为齐州掌书记。苏轼在杭州的任职期满后也希望换个离弟弟更近的地方，于次年任密州知州。熙宁九年（1076），苏辙回京为著作佐郎，同年年底，苏轼也离开了密州。苏辙自京师来迎，从前车马慢，次年二月，兄弟终于久别重逢。随后，苏辙送苏轼到徐州，待到中秋之后才赴南都任判官。这年中秋，兄弟二人饮酒赏月，席间苏辙思及去年此时兄长作《水调歌头》一词寄予自己，便也填《水调歌头》一首作别，苏轼以其语过悲，复又填词劝慰弟弟。只是面对即将到来的离别，旷达如苏轼也终是难解不舍之情，“此生此夜不长好，明年明月何处看”成为了又一千古传诵的思亲佳句。

异时君再来，携被山中宿

苏家兄弟这次相别时日未久，却甚为惊险。元丰二年（1079），苏轼改知湖州（在湖州当知州），上表以谢，却被御史李定等人加以解读。于是，苏轼被以“谤讪新政”为名逮赴台狱，是为北宋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哥哥入狱，弟弟苏辙在外自然也是心忧如焚，但他官职不显，又和苏轼一样早早得罪了新党，能做的其实十分有限。即便如此，他还是为此事上书皇帝，毕竟父母已去，这世间自己“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了。文中苏辙希望以自己一身官职换哥哥得免死罪，言辞实为恳切，令人动容。但这封上书并未使他如愿把哥哥“捞”出来，苏轼最终有赖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不仅是张方平、范镇等旧党故友，就连新党领袖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为他说话，劝谏宋神宗“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仁宗皇后曹氏彼时病势缠绵，也向神宗讲起昔年苏家兄弟同中制科时，仁宗曾高兴地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劝神宗不以冤滥致伤中和。最终，下狱百余日的苏轼得免死罪，充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也因此事谪监筠州盐酒税务，五年不得调离。

元丰三年（1080），苏辙赴任途中绕道送苏轼的妻儿至黄州。经此一事，兄弟二人自有无数言语相告，最终还是著名“E人”苏轼受不了了，拉着弟弟同游武昌西山。这座西山位于今湖北省鄂州市，北临长江，苏轼谪居黄州时常常泛舟南渡至此游玩，时至今日仍留有老饕苏轼在此创制“东坡饼”的各种故事版本。

别过兄长之后，苏辙赴筠州上任。相比“不得签书公事”的苏轼，苏辙初到筠州却是庶务缠身，白天坐守市场卖盐、沽酒、收税，晚上回到住处已是精疲力尽。但即使日日困于俗事之中，即使此番被贬的直接原因确是兄长获罪，苏辙也从未因此心生怨怼，依然保持着与哥哥高频的书信诗文往来。以文字为灵魂的寄托，兄弟二人互相陪伴着走过这段谪居岁月。

元丰五年（1082），苏辙再到黄州看望哥哥，兄弟二人又去武昌西山游玩。去西山要走过松柏密植的一段羊肠小道，才能到达一小块平坦之处，这里有一座破旧的亭子，可惜遗址狭小，难容众人，周围树木又甚粗壮，难以砍伐。苏轼每次来到这里，就成天看着这些大树。大抵树也被看得实在受不了了，遇一日风雨大作，其中一棵树主动“退位让贤”。这下苏轼可高兴了，就趁此机会把原先长树的地方增辟为亭址，是为九曲亭。看着眼前快乐的苏轼，想起少年时与哥哥同游的情景，这一刻，苏辙仿佛明白了哥哥乐观旷达的奥秘：“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只要无愧于中，无责于外，那就这样随心所欲，随遇而安，又有何不可呢？

谁言瘴雾中，乃有重逢喜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年仅十岁的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旧党诸臣被重新起用，苏家兄弟也得以还朝，迎来了仕宦生涯的“高光时刻”。元祐初年，苏轼累进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苏辙为右司谏，充分履行谏官职责，就朝中多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对新党中“过河拆桥”的吕惠卿，苏辙具疏其奸，坚决要将其贬黜出京。但对新法中的可取之处，苏辙也考虑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主张予以保留。例如司马光决意废止新法中由民众出钱、州县政府雇人服役的募役法，而复行之前百姓轮流服役的差役法，苏辙谏言说如今州县里征收的免役钱还足以支用几年，可以徐徐图之，今年仍行募役，并督促有司审议订立差役之法，待来年再行实行，比较稳妥。司马光又要废止科举中《三经新义》等属于“荆公新学”的内容，苏辙又谏言说进士来年秋试，已然时日无多，此时修改考试大纲实在是操之过急，可以明年科考暂且一切如旧，只是经义一门不专用王氏新学，之后再慢慢讨论元祐五年及以后的科举办法。

除却新旧更迭，对朝中其它事项，苏辙同样积极建言献策。元祐二年（1087），西夏频繁遣使入境，希望复兰州、五砦等地。苏辙劝谏说若此时不许，来日若西夏屯兵边境，战事一起，兵祸难止，况且此时皇帝年少，太后听政，军中尚不能完全俯首，朝中又无人可堪决断，实在不宜开战。此后，朝中又议将黄河改回故道，苏辙又谏言说黄河决堤改道，先帝尚不能改回，如今不说因循其道，修其未至，反而要改回故道，是觉得自己比先帝还要厉害了。这几句多少是有些阴阳了，但所言之事确有道理。这般不因自己见黜于新党就对新法视若仇雠，也可见苏辙“君子不党”之品质，只是这种品质必然使他和哥哥一样对新旧两派都有得罪之处。

元祐六年（1091），苏轼自知杭州还朝，升任吏部尚书。随后，苏辙也升任尚书右丞，成为了真正的宰执之臣。为避嫌，苏轼改为翰林学士承旨。兄弟二人均位极人臣，去世多年的父母也得到封赠，家族门楣仿佛在此时光耀至极，然而月满则亏，盛极的荣光背后往往掩藏着骤然而至的祸端。

这次兄弟二人均得授高官后，为避嫌，两人争相请辞。苏轼多次申请补外，好让弟弟留在朝中；苏辙则各种推辞相公之位，希望与哥哥同为从官，也好同留一处相守。最终，苏轼出知颍州，苏辙则留在朝中，更进为门下侍郎。可惜好景不长，元祐八年（1093）九月，宣仁皇后高氏逝世，哲宗亲政，新党诸人重新执政。次年，苏辙被指以先帝比汉武帝，因而见黜，出知汝州，后又改去袁州、筠州；时知定州的苏轼也被以讥斥先朝为名贬知惠州。谪居三年之后，兄弟二人继续左迁，苏辙为化州别驾、雷州安置，苏轼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

绍圣四年（1097）五月，南迁之路上的兄弟二人相逢于藤州，随后同行一月，至苏辙贬所雷州。六月，苏轼即将渡海至儋州。临别前夜，苏轼因病辗转难眠，苏辙也终宵不寐。这位宦海浮沉半生，做过相公，年近花甲的老人叮嘱哥哥以后要少饮酒，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或许苏辙还有很多话要对哥哥讲吧，如果他知道这次陪伴就是兄弟二人最后一次相见的话。只是世事无常，天纵英才如苏家兄弟也不会知道哪一次转身，就是永别。

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即位，苏轼终于自海南岛渡海北归。次年五月，苏轼行至真州时，瘴毒大作，至常州后已然病甚，七月，苏轼病逝于此，享年六十六岁。悲痛欲绝的苏辙遵照苏轼生前嘱托，为自己这位兄长、老师、朋友写下了最后的墓志铭，用近六千字记录了自己相识六十余年的哥哥。十余年后，政和二年（1112），苏辙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归葬于汝州郏城哥哥墓旁。

尽管“捞人”之语不过妄谈，但宦海沉浮之间，能有一人始终与自己同进同退，这本身已然是人世间十分难得了。无论是对床共眠，还是隔海相望，这份血脉相连的感情始终未曾减淡一分一毫。或许相比弟弟官居高位救自己于水火，这份患难与共的真情才是支持苏轼一次次渡过难关的力量源泉之一。所以，在落满乌鸦的御史台里，狱中已经准备安排后事的苏轼给弟弟写下了这样的期愿：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