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姜萍，我谈谈中专生的求学之路

因为一场考试，姜萍正在成为近年来最受网络关注的教育新闻人物之一。

她是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的在读学生，以93分的高分入围阿里全球数学竞赛，列第12名。“中专生”“数学”“全球第12名”，凡此种种关键词，让这条消息多次登上社交媒体热搜。她的数学老师是从江苏大学硕士毕业后来这里教书的王闰秋，他也是阿里全球数学竞赛的参加者，多次入围，今年列第125名。在姜萍成为众人焦点时，这段“伯乐”与“千里马”的师生故事也得到了传颂。因为姜萍这则消息，许多读者或许第一次知道了涟水县，也第一次听说坊间有个数学竞赛叫阿里全球数学竞赛。

一名在县中专学校读服装设计专业的农村孩子，能取得如此成绩，无论如何都让人感慨万千。

在人们称赞姜萍的同时，另一位中专生也受到关注。据黑龙江省林业卫生学校的公众号推送文章报道，2024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获奖成绩于6月5日揭晓，该校学生由益嘉以83.14分的成绩获全省一等奖第一名。

两名中专生的竞赛成绩打破了人们多年来形成的刻板印象。在这套刻板印象中，中专生作为人们口中的“职校生”“技校生”，是分流到职校的“差生”。当然，更多时候，中专生是被人们忽略的一个学生群体，连讨论也是稀缺的。

那么未来，具有学科特长的中专生如何上大学，谁录取他们？其实在姜萍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就有网友自发在网上“@”各大高校，并且查询各项特长生招聘计划。

与普高学生一样，职高学生也可以在高三毕业时参加全国统一的高考，录取标准一样。无论是姜萍，还是由益嘉，两位同学都可以公平地参加高考。不过因为高中阶段所学的内容不一样，中专生早早选择了专业，其高考复习程度也往往不如普高生。他们参加的更多的是职教高考。也因此姜萍的数学老师王闰秋介绍，由于专业限制，她只能就读于江苏省内的三所高校，最理想的去处是常熟理工学院。无论是参加普通高考还是职教高考，优秀的中专生都能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不过总的来说，这条路并不容易，其难度远大于普高学生。

本文作者陈心想也曾是中专生。上世纪90年代初，他考上了中师，成为那个年代农村地区最受欢迎的“中师生”，此后考大学、考研，其硕士学位论文发表在国内社会学排名第一的期刊《社会学研究》，成为该刊为数极少的“学生身份作者”，后出国留学读博、在国外教书、回国教书，如今是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这是一条不容易的求学之路。他也曾是 “配额”的受益者。

祝福姜萍在决赛中也取得好成绩。

中专生，“配额”

近期热搜新闻，即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的在读学生姜萍，成功入围2024年阿里全球数学竞赛，以93分的高分名列阿里全球数学竞赛第12名的事情，引发了我对中专生这个群体和配额制议题再次发生兴趣。我更关注的是在高校招生制度里，是否可以给中专生中的优秀者或者特长分子一定的大学配额指标，让他们有继续发展的机会。

我是1991年初中毕业考上的中师，在那个年代，中专生和中师生是农村孩子“鲤鱼跳龙门”获得城镇户口这个“铁饭碗”的重要渠道。不平衡发展带来的一些弱势群体的孩子获得社会流动的机会非常不易，其中我当时参加的中师生的考试就是把名额分配到每个乡镇的。当下的中专生与普通高中生相比，确实也有弱势之嫌，得不到应有的价值认可与关注。

配额制由来已久，远在周代的“痒序”，上学的学生已是配额的；汉代的察举制二十万人推荐一人，支撑了大汉数百年；明代开科取士，因为南北成绩差别太悬殊，就采取了南、北、中三大区域的配额制，平衡了地域差别。我们的高考，大学在各省的招生名额，不也是配额制吗？

反对配额制的人士认为配额制弊大于利。其中一位反对者坦诚其反对的对象是在中国今天精英高校照顾贫困农村地区考生的问题上。要点在于反对重点大学招生应该照顾贫困地区，照顾的措施包括配额制和优先录取制。反对者认为，从逻辑上说，你不能因为古代中国实行过这种制度，就论证今天照顾贫困农村地区的制度合理，那样任何配额制都成为合理的了。我从来没说任何配额制都是合理的，比如向优势群体倾斜的配额制我就认为很不合理；但是我用古代的配额制整合社会的功能，来类比今日重点高校在贫困农村地区的配额的类似功能，不是不可以。

反对配额制，就是反对向贫困农村地区高考生特别招生，是因为其有三个主要弊端：一是配额制必然导致质量差；二是配额制会因为特权问题照顾不到想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三是，在个体上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就其中配额制必然导致质量低的观点，我想谈一下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

1991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中师。当时中师是为培养合格的小学教师的中等师范学校，录取就是配额制，按照每个乡镇人口多少给指标。我所在的乡，当时大概5万人，1991年给了8个指标，前4名公费。公费生开学时只需交430元书本等学习和生活用品的费用，自费生除要交430元之外，还要另交3000元。一邻乡两三万人，给了3个指标，2个公费，1个自费。我就读的师范学校1991年招了250名左右的学生，都是这样从各个乡镇配额招生的。那个年代，因为一旦考上中师中专，农村孩子就可以吃“商品粮”，捧上“铁饭碗”，所以竞争极为激烈，县城的孩子也来竞争。

师范生要求特别高，包括必须是应届毕业生，体检和面试要完全符合标准等。配额制保证了这些学生的来源地域可以分散，因为他们毕业后基本上都要回到自己本乡镇工作，甚至自己的村小、初中就业。那时候老师都是住在自己家里，离学校远了，风里来雨里去不方便，让住在此乡镇的老师到另一个乡镇工作，来回跑路不太可行，让县城里的孩子毕业了下到乡村来，也不太现实，所以，这个配额制实在是适合了当时的情况。当然，现在人口就业流动起来了，那个配额的功能不再存在。但是，尽管现在就业流动起来了，但流动的方向和聚集点还是不一样的，有些外面人不愿意去的地方，而对本乡人来说，方便之故更可能回到家乡工作。

招生，质量

那么中师招生的学生质量如何呢？整体水平远高于考上重点高中的那些孩子，因为几乎所有初中毕业生首选不是高中，重点高中也要退后，中师中专是首选。当年的中师生现在基本上都在教育一线，他们可以作证。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配额，结果都是质量低。或许有观点认为这只是中师生源好，如果不配额，没有受照顾的学生，招生质量会更高。如果考虑到多元问题，未必如此。既然是配额，就是考虑事项不仅仅是考分，比如地域等因素考虑了进来，这样因为配额而分散多样的录取群体也会提高学生整体质量。

再举一个例子，恰好我上大学又是配额制的结果。

我中师毕业时河南高校在各个中师学校给0.5%的指标可以上大学，但必须是师范口。一个中师学校200名学生才能有一个名额。我就读学校1994年给了两个指标。保送要求很高，三好生、奖学金等是资格前提，学校又进行了三次全校的公开选拔，决出6名候选人，到郑州参加全省中师生保送统一考试。6人中我考了第二名，所以有机会上了大学。但是这里面配额制的规定也有些弹性，比如这6名学生考试成绩在全省都是前十名，则全部可以录取，因为成绩太好。如果6人都考得实在太差，指标也会废掉。实际上这种极端情况未发生过。这样保证了中师保送生的配额结果是“藏龙卧虎”的群体。我在河师大的班级里，35人是中师保送生，恰好班级59名学生，可以有个关于“高中考来的”和“中师考来的”对比。天然的实验告诉我们，配额制同样可以产生高质量的结果。

思考“配额”的理由

至于配额制是否能够照顾到弱势群体，我们要注意弱势总是相对的，比如城乡之间，总体上城好于乡。

我考中师那年，来自县城或者师范附属中学的考生与我们一起竞争本乡8个指标，这的确不公平，他们受的教育条件好，复习资料丰富，且多是教师子弟。教师子弟还有个特权，中考考中师加10分。我所在的乡村初中，整个学校只有一个毕业班，老师手里只有一本省里发的参考书，结果还被某人盗走。中招考试时，不少考试题目就是该参考书的原题，我等考生与那些县城和师范附中学子竞争，劣势极为明显。好在我们还有机会。比如我最终考了全乡第二名。师范开学后发现我的全乡第二名在班级里只是中等成绩。我想说的是，我是彻彻底底的弱势群体一分子，当时穷到吃不上饭交不起学费。但是，有这个配额制，我考上了中师，并且是公费。不是因为我得益于配额制而支持配额制，而是这个制度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我在这里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只是为了方便说明问题——我曾坚持多年不拿自己的经历说事，但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受惠于配额制的是一个群体，最终受益的还是整个大社会。

配额制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比如汉代的察举制，按照许倬云的说法，二十万人推举一个代表，既是朝廷精英分子，又代表了地方，在信息和资源上把地方和上层联通起来了。你若说，我这个群体更优秀，都得从这个群体出精英，那么另一个群体就脱节了，社会需要链接纽带和整合。如果一个地方从来不能出一个大学生，那么这个地方的人们就可能很少有这个念想了。如果我们照顾一下，至少不会找不到一个聪明合格的人选吧。稍微照顾点，也让这个地方的人们有了希望，让这个地方也不至于脱节社会。

有人可能会说，照顾的又是当地的优势群体，这么说的话就只能是所有方面都极差的“白卷英雄”才真弱势了？这样肯定会出现招生质量极差的结果。就如同上面的中师招生和中师保送大学一样，虽然配额一定程度上让差一些的地域也同样有学生考上，但不是一竿子到底配额到那个最弱势的人，而不顾学生质量。事实上，我们多年的高招配额制，照顾的大多是优势群体，因为配额制让优势群体钻了空子。这是一个难题。法久弊生，当一个制度开始后，本来不错，可是一些优势群体可能越来越钻空子，时间一久，逐渐破坏了制度本来的正功能。

关于配额制对个人平等的挑战，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如果因为配额，让一些人虽然分数明显高出其他人，但其他人因为配额而上了好大学，这部分人却不能。这也许是任何制度都无法回避的代价吧。在社会大功能和个体代价面前，确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令人揪心的事情。乡村里，我幼时见到，一些家庭为了供养一个大学生，会牺牲掉其他孩子的教育前程。在现实约束面前，也颇无可奈何。但配额制的代价与整体社会功能相比，配额制还是比较好的选择。

有人同意支持帮助弱势群体，但仍然认为配额制不是好办法，好办法应该是从幼儿时期来支持贫困乡村孩子。我同意，美国的早期儿童项目就是对贫困家庭孩子从2-3岁开始联邦政府出钱帮助他们学习和成长。但是我们不可能让已经要高考的人返回到童年时代再重来一次，从他们儿童时期开始辅助。既然他们长大了高考了，不妨照顾一下。记得郑也夫在《城市社会学》里提到城乡教育不平等和配额制问题时说过：“其实就学生的潜力和后劲来说，也应该是早年条件不好的群体在获得同样条件后更出色。”是不是这样？“这个事情是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如果这个猜想为真，那么这个照顾就又多了一个坚实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