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兴之臣张居正的税制改革

 明中兴之臣张居正的税制改革

和睿达 忠心赤胆 2024年5月31日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在荆州江陵一个长江码头，一家人从马车上下来，搬下大包小包，扛着向江边的驳船走去，他们走过颤颤巍巍的跳板，登上一艘帆船。最后一个被搀扶着下马车的是一位老夫人，她不停地抽泣，眼泪似乎都已流干；她一步三回头，看得出来，她不愿离开。搀扶着老夫人的两位长者，不停地劝慰老夫人，终于把老人也搀扶上了船。船升起帆，就要逆江而上，船上所有人都表情凝重的看着岸边江陵市镇渐渐远去，老夫人嚎啕起来，那一家人眼里都噙满泪水。这一场景被伫立岸边的张居正看在眼里，从这家人的行李，张居正判断这不是大户人家，但也不是底层的穷苦百姓，这种人家在荆州一带是较多的。他明白这家人离去的原因，这几年在长江码头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离去。张居正也被悲伤的情绪感染，毕竟谁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张居正又一次陷入深思。

载着这家人的船经过宜昌后，驶入西陵峡，继续溯江而上。在峡江中行驶，船能借助风力的时间有限，更多的是依赖船夫们摇浆和纤夫们的拖拽。船历经漫长的旅程，到达了巴东县的神龙溪口。在这里，一家人下了船，转乘到一叶扁舟，由纤夫拉着向神龙溪上游驶去。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家人背井离乡，从历史悠久，自春秋即为楚国都城的郢(yǐng)都王家台逃到巴东神龙溪这崇山峻岭、与世隔绝的地方。他们的小舟被赤身裸体的纤夫们拉向上游，神龙溪很多地方水流湍急，纤夫们将身体几乎贴在河滩上，纤绳深深地嵌进他们的皮肉，他们必须用尽全力，向上游挪动。也有很多地方是绝岩峭壁，纤夫们必须在栈道上小心移步。乘船的小孩子对神龙溪两岸的他们从未见过的或壁立千仞、或郁郁葱葱的景色啧啧称叹，但大人们却没有好的心思欣赏风景。看得出是一家之主的中年男子老王静坐在船舱，眼角挂着泪珠。他无奈的回想着发生在他们家的一切：他们家所在的里甲，这几年由于逃(táo)遁(dùn)和投靠，已经不到80户了，但这80户却要负担原来110户的赋税，这对他们家来说实在承受不起，眼见得就要从殷实小康之家沦为穷苦农户。思来想去，摆在他们家面前的只有3条路，第一条是投靠的一个有税收特权的大户，将土地卖给大户，从此当大户的佃农。这样不用去直面税吏，短期内能使家庭赋役减轻点。但是，一旦走上这条路，就意味着整个王家人将来只能看着大户的眼色行事，依赖大户的鼻息生活。全家人的境遇好坏，只能依赖大户良心发现的程度。现在虽然可以选个相对仁厚的大户投靠，但想想以后要是大户的继承人成了恶棍，把他们王家人当奴隶对待，老王就不寒而栗。老王实在不愿将一家人送入虎口。第二条路是抛弃田产，到市镇开个小铺，做个小手艺。虽然老王从祖上开始，就学些医术，但医术不精，在乡里平时务农的闲暇时，给家人和乡亲们看个小病还凑活，到市镇做专职的郎中，老王自知不行。做其他的行当，更是没有手艺和经验。到时能否能养家糊口，老王实在没有把握。第三条路是落草为寇。虽然他们里甲就有个男人跑去当了土匪，但老王是读了几年私塾的，从小就接受了“三纲五常”思想，造反的念头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有的。且当土匪可是提着脑袋过日子。再说，当了土匪，全家人怎么办，不仅生活没有着落，很可能受到官府追究，从此倾家荡产。上面3条路，老王都走不通或不愿走，为了全家的生存和香火的延续，那就只剩下唯一的一条路，逃(táo)遁(dùn)到荒山野林。这就是为什么王家这一家子来到神龙溪的原因。因为神龙溪当时人迹罕至，进入神龙溪只有乘小舟、行栈道、渡险滩。当时明朝政府还未能将统治的触角伸及这个地方。

老王一家从此开始了与世隔绝的逃遁生活。他们来到神龙溪中段的一片没有人烟的地方，搭建房屋、开荒种地，生活繁衍，并将这片土地取名叶子坝。他们一家和很多类似的逃遁的家庭一样，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拍打到岸边的砂砾，其作用只是用小小的躯体构建着长江流域的土地。而长江后浪推前浪，浪花淘尽处，总会让英雄显现。张居正就是这样的一位英雄。

从嘉靖三十三年（1554）秋天，居正以因病请假为理由，从北京动身回湖北荆州老家休养，已经五年了。居正比一般在生活的困苦中挣扎的百姓来说，更了解其时百姓困苦的原因，也有挽狂澜于既倒的志向。只是当时嘉靖皇帝的荒唐无为和权臣严嵩的苛政乱政，使徐阶、高拱、居正这些有识之士无法施展变革图强的雄才大略。居正虽然是走的科举之路，但应试科举，高中进士对他这个”荆州神童”不是难事，不过是居正经世济民之路的敲门砖。本质上，居正胸怀匡(kuāng)正(zhèng)社(shè)稷(jì)、富国强兵、建立丰功伟业之志。正因为如此，居正非常认真地研究经世之学，对当时明朝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实情洞若观火。

作为世事洞明的政治家，他认为在严嵩当道时，治理好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但张居正以养病为由辞官，并不是从此政治理想消沉，他是在等待能施展抱负的时机。从他给其时内阁成员恩师徐阶的信中引用柳宗元对权德舆的表述，可见一斑：

“假令相公兴周、召之业，使如正者束带立朝，参制作之任，或拾遗左右，备九九之数，虽不能使恶言不至，门人加亲，然进(jìn)奋(fèn)短(duǎn)翮(hé)飞翔之用，退效杞梁一介之死，正虽至愚，敢不勉乎？”

张居正这是在对徐阶掏心窝子：假设相公能够像周公、召公那样，为国家建立不朽的功业，使像我这样的人，穿戴整齐的朝服进入朝廷正式任职，参与国家的重要事务，即使我不能担任重要的官职，只是作为拾遗这样的辅助官员，也愿意为国家尽忠职守，使国家的政策更加完备。虽然我不能保证完全避免恶意的言论和诽谤，也不能使所有的官员都更加团结亲近，但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国家效劳，就像杞梁一样，即使才能有限，也会奋不顾身地为国家付出一切。

居正回荆州养病，可以说是遵循了儒家“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为官处世原则。

嘉靖三十八年（1559）秋冬之间，严嵩虽暂仍在位，但颓败之势已渐明显；徐阶在名分上虽仍屈为次辅，但实际地位和影响已渐凌驾于嵩之上，政治局势似乎有了明显转机。正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折性时刻，蛰居在荆州原籍的居正，怀着某种兴奋和企望，再一次踏入北上的行程，开始他密切协助徐阶正本清源、治理朝政的时期。在其后，可以说历史选择了早有准备的居正，将其推到明朝行政首辅的位置。居正平生志向，有了施展的天地，他必将抓住天降的大任，成就非凡功名。

居正治理朝政，在整顿吏治、消灭倭寇、抵御北方外族入侵等方面都有显著成就，其另一巨大成就就是整治明朝的财政。

从明朝财政来看，张居正经过调查研究分析，认为其时已是千疮百孔。

首先，明制，皇子除太子外，皆受封亲王，亲王之子除世子外封郡王，郡王之子除世子外封镇国将军，以此类推。徐光启曾经推算皇家人口的增长率，洪武期间亲郡王有58人，到永乐达到了127人，基本30多年长一倍。这个规律一直延续到万历年间。这些人基本都是特权阶层，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却不用缴税，不用履行公共义务。两百多年下来，皇宫开销加上皇室成员成为明朝的严重财政负担。

其次，按官方统计，洪武初年，全国可征税田地有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弘治十五年（1502）只剩下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不仅田地大量减少，人丁的流失情况也是触目惊心的。著名学者罗洪先曾以江西省吉水和永丰两县的情况为例说：洪武初年，吉水成丁男子一十四万二千二百零七丁，犹永丰一十一万有零。到了嘉靖年间，吉水止有九万七百一十丁，而永丰则减为五万八千八百有零。税源严重流失。

再次，即使田地和人丁大量缩减的官方统计数据，也与实际情况严重背离。由于投靠、逃逸等，以及吏治松懈，懒政盛行，明初实行的里甲制度，以及户帖制、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三大税收工具基本形同虚设，朝廷掌握的数据与实际数据相差甚远。按照不合实际的土地和人丁数据征税，势必导致税赋严重不均，很多地方因为征纳矛盾导致武装冲突，严重威胁明朝体制。

最后，明朝官吏为了完成征粮任务，以及中饱私囊，在征粮及运粮过程中，大量克扣农民，变着法子虚增损耗，农民痛苦不堪。

在居正主政之前，不少有识之士就从理论到实际谋求改变明朝严重的财政危机，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整治。第一方面是，清丈田亩，摸清各户实际田亩数量，为公平征税奠定基础。如早在正德十六年（1521），巡按江西御史唐龙曾疏请丈田，并历陈其必要性，可视为要求丈量田亩的先声。唐龙的提议得到皇帝许可并进行了试点。再如著名清官海瑞曾在嘉靖三十七年，出任浙江淳安县知县；四十二年任江西兴国县知县；隆庆三年（1569），升右(yòu)佥(qiān)都(dōu)御(yù)史(shǐ)巡抚应天十府。在上述诸任中，海瑞都特别强调运用丈田以制裁兼并。海瑞在其任内大力推行清丈田亩，先后编撰了《均徭册式》《丈田则例》等文件以指导工作，并指出“丈田之举，无一人不喜曰二百年来复睹朝廷今日均平之美矣。”

第二方面是在清丈田亩的基础上，试行“一条编”法（后演化为“一条鞭”），简化税制，将税粮及苛捐杂税合并为仅按土地为税基的一次性征税，彻底断绝官吏利用征粮和运粮过程中巧立名目盘剥农民的情况。在嘉靖十七年（1538）苏州知府王仪在丈田亩的基础上，“请立法编签粮解，照田多寡为轻重，凡大小差役，总计其均徭数目，一条鞭征，充费雇办，役累悉除”。王仪的改革成效显著，当时很多已逃逸的农民纷纷回到家乡回归农田耕作。

居正主政之前，虽然不少仁人志士为清丈田亩和实施“一条鞭法”进行了大量的有意义和成果的实验，但这些人由于所处地位所限，施政能力所限，只能在局部进行变革，对全国大局影响有限。又由于这些改革严重触及大地主、皇亲贵胄的利益，遭到疯狂反击，改革基本都不能继续下去。

张居正不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密切注视和研究前人们的财政变革。对于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丈量田亩和一条鞭法的必要性，一直具有明确的认识，并且怀有在自己手中完成的强烈愿望。

从万历六年开始，在张居正的主持下，首先在福建进行清丈的试点。其所以选择福建，一因福建滨临海岸，山多田少，嘉隆以来，民变蜂起，倭患不断，而且赋役不均的问题相当突出，“闽素称难治”，通过丈田以缓和矛盾，有其迫切性。二因自居正执政以来，先后推荐任福建巡抚的庞尚鹏、耿定向、劳堪等三人，都是坚定主张丈量，并能认真督责进行的地方大吏，有可依靠以取得成功的力量。

为使福建的丈田工作，取得更堂堂正正的名义和最高层的表态支持，使耿定向能更放手地工作，居正还运用手中掌握票拟的权力，以谕旨的形式发布朝廷的指示：“以福建田粮不均，偏累小民，命抚、按着实清丈，明白具奏”。

由此可见，福建的丈田工作，一直是在张居正的支持和指导下进行的。到万历八年（1580），该省的土地丈量工作基本告成，重新编制的账实相符的“赋役黄册”，为公平税赋奠定了基础。这一次的试点成功，使张居正受到很大的鼓舞，大大提高了他的信心，促成了他立即在全国全面开展丈量的进一步部署。

在福建的清丈试点工作加紧进行的同时，在其他一些省份，对一些拥有特权人户土地的丈量核实，也已经开始进行，亦为全面丈田作好准备。如山东在清丈过程中，遇到原在“靖难之役”立有殊功的阳武侯薛禄后裔仍然要求保留额外优免的事件，山东巡抚杨俊民据以上报，表示难以定夺。居正当即复信，明确表示，不应有任何迁就。

对于号称“天(tiān)潢(huáng)贵(guì)胄(zhòu)”的朱姓宗室贵族，如有恃势阻挠丈田并闹事的，居正亦取到万历皇帝的同意，捧出“皇谕”，予以惩戒。万历九年（1581），对山西几个宗室勋贵的从重处理，不但是对有关人等的惩戒，亦是借此事件，对全国豪强大户给与警告。这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事。

正是由于张居正亲自裁理各省有关丈田的事务，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阻挠，才在数年之间，基本上在万历十一年（1583）完成了全国清丈的工作。至此，这一自洪武、永乐之后，第一次，亦是明代中后期仅有的一次，通过重新丈量以核定赋役的大工程，遂告胜利完成。据统计，通过清丈，全国十三布政司和南北两直隶，以及大同、蓟(jì)州(zhōu)、宣府、辽东等边镇，共新增地亩1828542.73顷，约占万历六年全国地亩总额7013976顷的26%。这一数字表明，万历清丈的成果是相当巨大的。其突出的特点，一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二是较为彻底，这是以前历次试行未能做到的。

在清丈田亩的同时，居正也全面推广一条鞭法。总的说来，一条鞭法是对赋役制度中历来为患于民的积弊作了一次大扫除，以新制取代旧制，是符合大多数人民普遍要求的。

一条鞭法的针对性很强，它主要的内容是：第一，在核定田亩为税基的基础上，将各种税赋役合并起来，归纳为一项，简化税制。第二，量出为入，各州县进行财政支出预算，不许额外再追加税赋。第三，除漕粮外，基本上改为用银两缴税，一则方便征输，二则避免征输过程中百姓被盘剥，三则便利百姓利用各种渠道的收入缴税，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将实物赋税基本上改为货币赋税，是赋税史上一大进步。第四，停止了通过里甲办理征解赋税的办法，改为官收官解，减少了经手层次，便于督责。第五，将原来规定里甲每十年一次轮役，改为每年编派一次，而且可以出钱代役。这些规定，改变了贫户被征重税，富户被征轻税的陋弊，尽可能均平负担，而且使国家的财政收入有切实的保障。所以即使在居正去世后被反攻倒算，其改革措施大都被复辟，“一条鞭法”仍然被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