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毛主席对李政道说：我的翻译唐闻生，我劝她改名叫唐闻死

1974年5月，著名的美籍华人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和妻子秦惠䇹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李政道此行除了探亲访友，还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祖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李政道回国的第一站是上海，他在复旦大学参观时，发现学校的教学情况很不乐观：学校的“工农兵学员”政治热情很高，绝大部分学生下乡劳动去了；少数在校的工农兵学员，连最基本的科学常识都缺少了解，有的近乎“科盲”……李政道的心情十分沉重，他经过再三考虑后，决定给中央领导人写信。

不久以后，李政道完成了一份题为《参观复旦大学后的感想》的建议书，他提出了这么几个观点：

1. 祖国应从现在起，就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

2.要培养建立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队伍，这支队伍只要占人口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比例即可。

3. 完全可以参照选拔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选拔十三四岁的孩子集中培养，到十九岁就能达到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

这份建议书很快就送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5月24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会见了李政道夫妇，参加会见的还有邓小平、郭沫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会见开始后，周恩来对李政道说：“您写的信和建议书已经呈报给毛主席了。今天，还是请您先讲讲您的想法好不好？”

李政道便谈起了自己对培养我国基础科学人才的一些看法，江青却对李政道讲话的内容感到很反感，她总想着插嘴“批判”几句。

当李政道谈到可以像上海芭蕾舞学校那样在十三四岁的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时，江青认为自己总算逮住了机会，她马上问李政道：“五十岁就不行了吗？”

李政道反问江青：“舞蹈人才不是从小开始训练的吗？”

江青没想到李政道竟然敢“顶撞”自己，她又回敬道：“舞蹈，是有持续性的。”

李政道也马上顶了回去：“基础科学也有持续性，研究效率最高也是在年轻时候。所以也应该在年轻时开始训练，也许在十三四岁，或更早一些。”

此时周恩来终于表态了，他对李政道说：“你的建议我们要研究、重视，方法可以不同。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这个问题你看有没有阻力？”

李政道马上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今天江青多次刁难自己，不正是充分说明了阻力的存在吗？他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我想阻力是会有的。”

5月30日早上，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接见了李政道。当时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但他依然幽默如故，他知道李政道在上海长大，便问李政道：“有上海，有没有下海啊？”

李政道当然没有听说过“下海”，只好说不知道，此时毛泽东笑着说：“有上海就有下海，不然就不相称，下海是一个镇子。”李政道没想到毛泽东的知识如此渊博，不禁钦佩不已。

随后毛泽东把谈话引入了正题，他说：“你提的培养人才的建议我是赞成的，但是你的那个理论没有讲清楚。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应用科学来的，然后又指导应用科学。”

随后毛泽东举起了形式逻辑的例子：“比如形式逻辑的大前提，凡是人都是要死的，从古以来老人都死了，就是这个大前提。”

毛泽东说到这里时，指着身旁的翻译唐闻生说：“‘唐闻生是人’是小前提，这个小前提就包含在大前提里头。‘凡是人’不是有个人吗？唐闻生是人，不是包含在大前提里头吗？所以唐闻生是要死的，这是结论，这就是三段论法。我曾劝唐闻生改个名字，叫‘唐闻死’，她说不好听！”

毛泽东的这番话看似漫不经心，但他关于生与死的阐发却闪耀着真理的光辉，而且使原先严肃拘谨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随后毛泽东又和李政道谈起了“宇称不守恒”的理论。谈话的最后，毛泽东接受了李政道的意见，表示中国的教育应该加强。

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李政道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终于得到贯彻。1978年3月，中国科技大学开设了“少年班”，正式开始面向全国招生，第一期招收了21名学生，平均年龄14岁，最小的11岁。我国人才培养超常教育模式的探索从此起步。

当时正在美国的李政道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不已，他专门发来贺电：

人才代出，他新当少年；

桃李天下，教育数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