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于人海：圣人的低调生活丨在宥译文

《庄子·在宥》其六译文

那些微不足道，却又只能听之任之、顺其自然生长的，就是天地万物；

那些人微言轻，却又只能随之顺之、任其纵横驰骋的，就是人间生民；

不可预知结果，却又不得不做的，就是事；

粗疏而不尽完善，却又不得不实行的，就是法；

去道疏远，却又不能不遵守的，就是义；

有偏爱之嫌，却又不能不推广的，就是仁；

有繁文缛节之嫌，却又不能不往来周旋的，就是礼；

中和处世、卑顺于物，却又能志行清高的，才称得上有德；

通生万物，却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才称得上是道；

神妙莫测而又能够有所作为的，就是天。

这一段中，很多说法与前文表述有所龃龉（jǔ yǔ）。孟子提出“仁者，爱人”，但道家认为，只有要爱，就会有偏，哪怕倡导“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也总会有不值得爱的人。所以，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家认为，不爱才是真正的大爱。庄子一贯认为礼制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主张绝圣弃智，抛弃仁义，而这一段却认为，仁虽有偏爱之嫌，但却不得不推广，“义”虽远离大道，却不能不遵守，这些话显然背离了庄子的一贯主张。

上文中提到，物、民、事、法、仁、义、礼、德、道、天，是自下而上，而圣人要统筹斟酌好这十个方面，就要把顺序倒过来，自上而下：

圣人要体察天道，而不要刻意作为；

要成就万物，让德性自然形成，而不要劳心劳力、为物所累；

要顺其自然，而不要有意筹谋；

言行举止要合乎仁，又不能自视甚高；

要无限接近于义，又不能刻意累积，令义成为一种道德资本；

待人接物要守礼，又不要太过拘束；

遇事认真应对，绝不推辞；

根据法令规定行事，绝不乱来；

依赖于人民而绝不轻视他们；

随顺万物而绝不背离它们的自然属性。

天下万物本来就有它们禀乎自然的生灭规律，不能乱作为，也不能不作为。不明白自然之理，就不能令万物之德纯粹；不领悟天地大道，不能虚己待物，则做什么事都行不通。那些不懂得大道的人，真是可悲啊！

什么是道？道有两种，一种是天道，一种是人道。 悠游在上而任万物自为，就是天道；刻意作为而劳心劳力者，就是人道。这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天道为主，人道为次，天道处于主导地位，而人道处于从属地位。任物、因民是天道，而陈法、居义、广仁等等则是属于积极作为的人道。两者劳逸不同、相去甚远，所以都该各守其分，不可不察。

只是，这些观点也都与《在宥》全篇的主旨不合，可能是《天道》篇的错简，也可能是后世倡导黄老学说之人的伪作。

对于这一讲的内容，清代文人宣颖在《南华经解》中指出：“此一段意肤文杂，与本篇之义不甚切，且其粗浅，全不似庄子之笔。”清代学者刘凤苞也认为，此段：“意浅词肤，绝无真气贯注其间，几于画蛇添足矣。”

《在宥》一篇的主旨，其实在前五讲中就已经论述得非常完整。

文章开篇便抛出惊人之语，认为暴君与仁君虽一者令人恐惧，一者令人快乐，但对世人的伤害却都是一样的，就是使人“喜怒失位、居处无常”，失去了恬淡无为的本性，从而导致“天下脊脊大乱”。因此，君临天下，莫若无为，只有绝圣弃智、虚静无为，任万物自化，才能真正实现“天下大治”。

接着，作者又通过崔瞿问老聃、黄帝问广成子、云将问鸿蒙三则寓言故事来反复论证这一观点。在这三则寓言中，老聃、广成子和鸿蒙都是守一处和、臻于至道的得道高人，他们一致认为，比起那种把天下看得比自己性命还重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我们更应该将天下托付给一个懂得修身养性、只把治理天下当作馀事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顺应天地万物的本性，也只有这样的人“明乎物物者非物”的道理。

最后总结全篇，提出“有大物者”，应该“处乎无响，行乎无方”，隐身人海，被人遗忘。全篇有论述、有故事，有正反，有虚实，旨趣高妙、切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