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蒋廷黻回忆录十四章1节公版书

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





（一九三四—一九三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公开一些关于战争起源的秘密外交文件。凡尔赛条约把整个挑起战祸的责任委之于德国。然而，德国伟大的出版物《大政治报》（Die Grosse Politik）由许多学养深厚的学者撰稿，除了剖白德皇政府对战争所应负的责任外，还对一九一四年以前的世界外交情形有所说明。德国这种公开秘密文件的举措，使英、法和苏联也起而效尤。透过此种举措，世界历史家在战后十五年内能够写出自普法之战以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正确的世界政治史。在公布资料时，各国政府不仅帮了历史科学很大的忙，而且也启发了世界专家们的意见。



我对这些公开资料极感兴趣，特别是有关远东部分的。在这方面，德国、苏联和法国的资料中有极丰富的材料，英国资料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其中没有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关远东的资料。



除了苏联政府公布的文件外，俄国学者们还发行一本名叫《红色档案》（Red Archive）的刊物，其中有许多关于沙皇政府在远东的外交文件。我曾将它们译成英文在《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这些文件虽然替我解决了许多问题，同样的，也引起了许多新问题，而且我对这方面资料的需要越来越殷切。有人告诉我说，在莫斯科苏俄政府成立了中央档案室，把档案公开给世界学者。我找苏俄大使馆接洽，要求赴苏，到中央档案室去研究。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Bogomalov）很兴奋地答复我他绝对尽量替我设法，争取使用资料的许可。他要我详细指明我所需要的资料。我提出一张明细表，其中包括：（1）关于一八五〇年缪拉维耶夫（Muraviev）在阿穆尔河（黑龙江）一带的活动资料；（2）关于义纳铁耶夫（Ignatiev）一八六〇年在北京的资料；（3）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五年有关中亚的各项资料；（4）有关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四年朝鲜的资料；（5）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间有关我国东北的资料。关于我准备赴苏旅行的事，除了鲍格莫洛夫大使外，我还拜晤了好几位他的部下，他们也都对我很有礼貌。暑期来临，我不仅拿到护照，而且也获得对方的许可，我可以接触所有我所需要的资料。



除了苏联的文件外，使我特别感到兴趣的是英国档案处（British Public Record Office）的资料。虽然英国政府对外交函件及使领馆的报告的公布一向是相当自由的，我认为还是有很多的遗漏。最重要的一项遗漏是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四年英国在朝鲜的外交工作情形。从我所搜集的李鸿章的资料中，我获悉英国在那段期间内曾经支持过李在朝鲜的前进政策。除非我从英国方面得到反证，我认为在朝鲜纷争中大英帝国是和中国携手的。英国政策的目标是阻止苏俄渗入朝鲜。当一八九四年九月中日之战爆发时，英国宣告中立，没有参加对日作战。英国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我认为似乎充分说明了李鸿章在他逝世前六年所表现的对沙皇政府盲目而坚定的信任。我想我可以利用英国档案处的资料，花费部分假期时间，彻底研究一下中日之战前十年英国在远东的政策。



一般的说，研究中国近百年的外交关系，在一八八四年以前只需仔细研究中国文书资料就够了。但在一八八四年以后，则需中外资料并重。早期的作者写到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时代，都是按照西方的方法和西方的资料而不涉猎中国的资料。这就是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时代需要重新研究重新撰写的原因。一八八五年以后的情况稍有不同。在更近的期间中，西方和中国有些新文件出现，有助于历史的编写。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旬，学校放假，我急于前往欧洲。但是，我想起了蒋委员长年初在南昌时对我说的话，在我离国前应该先去看他。我不知道他在说话时认真的程度如何，我不想制造一种印象，争取好感，或是为了将来的政治前途与他建立一些关系。我先订了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票，预计七月中旬动身。大约离平的前五天，我接到蒋委员长的电报，要我再到牯岭去见他。我把车票往后延了一个星期。



当我在牯岭见到蒋委员长时，他想知道我的计划，他要我尽可能把时间用在苏联。他希望我能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此外，他要我研究苏联的情况。他所用的字眼很笼统，实在说起来，似乎有些不明确。我想他不作明确指示是有理由的。他希望我从事初步了解。如果我进行得顺利，他会采取适当的行动。在当时，如果请他作更明确的指示，我认为是不适当的。但是，由于这件事是很机密的，我认为他似乎应该选一位经验比我更丰富，比我更能获得他信任的人去担任。我告诉他如此重要工作由我来担任一定不会得到实际效果，因为这不是学术研究工作。他立即了解我的困难，他告诉我他会和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联络，此举可令苏联政府获悉他对我的信任。



为了在满洲里车站搭西伯利亚特快车，我要经过日本控制的东北。透过一位朋友的介绍，我告诉日本大使馆我要经过东北去苏联。我没有请求任何优待，沿途日本机关也没有找任何麻烦。



在火车上我遇到威尔·洛泽斯（Will Rogers）及他的太太和两个孩子。我们迅即成为朋友，谈论了各方面问题。洛夫人对苏联人极感兴趣。当她看到穷孩子们在车站时，她就对她先生说：“威尔，把这匣子巧克力打开，给这些孩子们一些。”威尔依言而行。沿途我们看到很多强壮的苏联妇女工作。在较大的车站，火车要彻底洗刷，这些工作完全由妇女担任。洛夫人不明白为什么苏联要他们的女同胞来担任这种吃力的工作。威尔先生突然得到灵感。他随时将他在西伯利亚途中捕捉到的灵感撰成新闻稿发往《纽约时报》。有一天，他的儿子给我看一页他写的稿子，上面写着：“一个中国人了不起。两个中国人平庸。三个中国人没有用。问题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合作。我在车上遇到一个中国人，他很了不起，我要向罗斯福总统推荐他作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