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印佛院士逝世​

据光明日报微博消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的矿床地质学家，安徽省原地矿局副局长、总工程师、技术顾问常印佛，于2024年4月2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合肥逝世，享年93岁。

从小立志做一个地质学家

常印佛1931年出生于江苏泰兴，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动荡。1940年，常印佛的父亲去世后，他便与母亲和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常印佛很早就从长辈和老师口中知道了泰兴当地的两位名人丁文江和严爽。丁文江是我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之一，领导了中国早期地质调查与研究工作；严爽则是著名的采矿和石油工程专家。常印佛当时理想就是效仿丁文江和严爽，做一个地质学家，把祖国地下的资源开采出来，让国家变得富强。故填报高考志愿时，第一和第二志愿分别选择了清华大学地质系和北京大学地质系，最终被前者录取。

在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为常印佛一生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教授常印佛专业课的老师中，有10位后来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地质科学的源泉在野外”

1952年毕业后，常印佛别分配到安徽铜陵321地质队。在最初三年里，他几乎把地质工作的所有工种都摸了一遍：看管钻机、岩芯编录、区域测量、地质普查与勘探、协助队长编写勘探报告等等。他有近半时间在野外度过，先后到青石山、贵池铜山、湖北繁昌等多地做地质普查填图，并迅速成长，锻炼出了野外独立工作的能力。

李四光的一句名言被常印佛奉为座右铭：“地质科学的源泉在野外。这里，也只有在这里，才能产生真正的科学问题和科学理论！”

1955年起，常印佛调至华东地质局有色金属办公室工作一年，随后又重返长江中下游野外一线，先后在374队和321队担任技术负责人、总工程师，直到1964年底。到30岁左右，他已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质地貌，多种矿床类型及分布了如指掌，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常印佛寄语年轻地质工作者：“野外工作非常重要，对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我积极鼓励他们去野外，起码在野外工作五到十年，然后再选择研究机构、学校，从事教学、科研都行，但是最基本的素质要在野外培养出来。”

常印佛曾先后被派往越南和阿尔巴尼亚做地质援助工作。当时，援越地质专家在老街地区的勘查工作，总结了当地铜矿成矿规律，在主要规模的找矿远景方面具有较大贡献，地质报告获得越南政府高度认可，为越南矿产开发和经济建设贡献了力量。常印佛作为援越地质专家组的负责人，作出了较大贡献，在项目结束次年获得越南国会颁发的二级劳动勋章；在阿尔巴尼亚，常印佛作为援阿地质大队总工程师，负责全区整个项目的地质技术管理和指导工作，在他所负责的成矿带内，经过实际调查，推翻了原先对地形构造的认识，找到了符合实际的控矿规律，并扩大了矿产储量。常印佛获阿尔巴尼亚政府授予的一级劳动勋章，以此表彰他在援阿地质工作中作出的贡献。

常印佛曾先后担任安徽省地质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兼副局长等职。在1985年地质部在太原召开的固体矿产普查会议上，常印佛代表安徽省地质局发言。他首次提出把全国矿产普查工作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积极倡导遵循由浅到深，由“点”到“面”再到“体”的地质认识规律，指出在当下技术和方法手段允许，且工业开采能力有长足进步的条件下，应向深部找矿，并建议在重要成矿远景区开展立体地质填图。

在1980年代，他先是推掉了担任安徽省地质局局长的任命意向，又婉拒担任地质部地矿司司长职务，专心守在总工程师位置上。

“既有理论贡献又有实践能力的科学家”

常印佛是从野外走出的地质学家，一生著述不多，但都极有分量。实践性强，成为他学术的最大特征。

1979年和1980年，常印佛分别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和地质部劳动模范称号。1991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在院士评选大会上，一位地理学界的资深院士在听完对常印佛的介绍后发言：“科学院学部委员多数都是作理论研究的，现在地学部正需要这样既有理论贡献又有实践能力的科学家。”

当选为院士后，常印佛继续主持完成了科技部“八五”科技攻关项目，主持或参与指导完成“九五”“十五”期间多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和安徽省科研项目。只要有机会常印佛仍亲自到野外，放大镜随身必带，每到一地都会用它仔细端详岩石。他把野外当作课堂和实验室，从那里发现真正的问题，也从那里捕捉解决问题的线索。

进入晚年后，常印佛更多地是为地质工作提供指导和建议。

对于从事一辈子的地质工作，常印佛称之为“与大山结缘”。“问花花解语，听月月有声。”他这样形容所看到和理解的自然界，无论是崇山深谷，还是穷乡僻壤，自然界无处不充满生机。尽管野外地质工作艰辛，甚至被一些人视为畏途，但只要真正投入到把自己和大自然互相交融的境界中去，就会发现其中乐趣无穷。

“探宝建功铜官山，成矿是论矽卡岩，淡泊名利耕不辍，初心使命一如坚。”这是常印佛对自己地质生涯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