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江味农生平（蒋维乔作）

下面是江味农居士生平和金刚经的因缘：
蒋维乔作：

居士姓江，名叫忠业，字味农。法名叫妙煦。晚年的时候他改名杜，号称定翁。在他所写的书中，有时署名幻住，有时署名胜观。他随时根据自己的意愿取名，并没有固定的名字。居士的祖先原本居住在江苏江宁南乡淩阁村。因为他的祖父乐峰公在湖北省做官，于是全家就定居在了那里。居士在小的时候，就跟随乐峰公念诵金刚经，而且一直都没有中断过。居士的父亲讱吾公，是清朝的一位奉公守法的官员，有很好的政绩和声望。
居士在光绪壬寅年中举，随后被调任到陕西担任官职。但他为了陪伴和取悦父母，并不热衷于做官。讱吾公做官游历了几十年，从江西到四川，居士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帮忙。无论事情大小，居士都会亲自处理。居士在中年时失去了伴侣，认识到人生的无常，于是专心学习佛法。虽然因为父母的命令，他再次娶妻，但他早已下定决心，虽在家却如同出家一样。辛亥年的秋天，讱吾公因年老退休。居士侍奉父母，从四川返回湖北。当时正值革命兴起，家产全部丧失。为了避难，他们一路向东迁徙，最初住在武林，后来到上海。尽管颠沛流离，历尽艰辛，居士依然坚持奉养父母，乐在其中。讱吾公忠诚坚贞，他严格要求居士，不许他再次踏入仕途。居士谨记教诲，从未忘记。
丁巳年，讱吾公去世。居士在悲痛中，趁机劝母亲郭太夫人长期吃斋念佛。戊午年的春天，他向禅宗大德微军和尚拜师，并接受了菩萨戒。他努力参悟，颇有收获。当时，北方五省旱灾严重，居士受简照南的委托，带着钱款北上。他参加了佛教筹款赈灾会，放款十万，救活了很多人。
我在辛壬年间，在上海与居士相识。到这时，我们又在北京相见。那年夏天，道友徐文霨、梅光羲等人，邀请观宗寺的谛闲法师北上，讲解圆觉经。法师自己编写了讲义，分发给听众。然而，法师在讲解时，除了讲义内容外，还发挥了许多其他的内容。因此，我请居士和黄士恒，各自讲述他们所听到的内容。我每天记录，居士负责整理。整理完成后，我们把它呈现给谛闲法师。谛师认可了我们的记录，并将其命名为《圆觉亲闻记》。
当时京师图书馆收藏了敦煌石室写经八千多卷，其中有许多秘笈，需要专家进行校对和整理。于是我向教育部建议，请居士担任校对的职务。从戊午年到己未年，连续两年，居士在混乱的卷帙中，编辑完成了《大乘稻芊经随听疏》一卷和《净名经集解关中疏》两卷。
居士在《大乘稻芊经随听疏》的跋文中写道：“以前听说敦煌经卷中有十多卷关于《稻芊经》的疏解，是大藏经所缺失的。我来到图书馆后，急忙取来阅读。但内容芜杂错乱、伪脱严重，几乎无法阅读。我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排查，对比了重复卷目，互相勘验不同之处，也引用了其他书籍进行校补。对于无法考证的部分，我则保持存疑。经过八个月的努力，终于录成一卷，但仍然缺少首尾部分。恰逢傅增湘购得一份残卷，其中正好包含我所缺少的疏文。于是，这部千年的秘著终于成为了一部完整的书籍。”由此可见居士搜集和编辑的艰辛，同时也感叹时节因缘的不可思议。
居士在叙述《净名经集解关中疏》时写道：“这部疏解是在万卷残书中重新搜集整理而成的。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勘订成书，首尾完整，只是中间缺失了一小段，但不影响整体。关中地区的《净名经》疏解，现在还能听闻的，只有一肇注。但与此书相比，往往显得简略，由此可知它已经不是原本了。更何况，什门等人的作品，此书都有详细记载。而且还进行了科解，提纲挈领地进行分疏。补充了之前未涉及的内容，说出了之前未说的话。就好比无上的美味，汇聚并调和在一起，取其精华，用之更为宏大，品尝起来更加美味。这本书也是如此，一编之中，妙义兼备。如果能平息机心，静心面对，就能融会贯通，观察心灵而契合本体。还有什么经旨不能明了，什么神智不能开启呢？”由此可见这部疏解的珍贵和秘密。
庚申年，居士回到上海。他的母亲郭太夫人显示出病重，居士为她诵读大悲咒加持，并叫家人虔诚地诵读佛号来助她。太夫人在临终时坐起身来，向西合掌，念佛后离世。这件事使居士的信仰更加坚定。他曾感到遗憾的是多生的习气，想借助密教的神咒力量来消除。于是，他再次前往北京，恰好遇到日本的觉随和尚，这位和尚专门修行供养大圣欢喜天的法门。居士于是约了数位同志，请觉随和尚设坛传授这个法门。到法事圆满的那天，居士突然觉得自己现出了高大的身躯，上不见顶。觉随和尚对他说：“这次修法，你的福报最大。”之后，觉随和尚带着居士前往日本的高野山，研究东密。但最终因为其他事情的阻碍，没有能够进行深入的修行。
不久后居士回国，与简照南、玉阶兄弟一起，在上海筹办了功德林佛经流通处。他们搜集了南北刻经处及各名山的经版书籍，向全国流通，以此来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居士曾说，南岳思大师的大乘止观，是东方著述中的稀有瑰宝。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就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学者如果不先通晓南岳的义理，直接学习摩诃止观，将很难掌握其要领。然而，南岳的心法在海外已经失传很久。虽然在宋朝时传入中国，但真正关注的人很少，居士对此深感惋惜。
辛酉年夏天，海上的南园居士发起了讲经会。居士立即提议邀请谛闲法师来讲解大乘止观。居士每天都做笔记，并在深奥微妙的地方用曲折的比喻来解释说明。他多次与谛师交流确认。直到癸亥年才开始脱稿，命名为《述记》。谛师自谦地说，这本书有十之七八是居士所写，他不肯接受著作的名义。但居士认为谛师开启了这本书的端绪，坚持把著作的名义归给他。两人彼此谦让。又因为书中专有名词和典故句子，担心读者难以理解，所以多次修改。经过八年的时间，最终完成了二十卷的书，并刻板印刷发行。谛师也看到了居士的诚意，同意在书上署名。但他在给居士的信中说：“记文不仅词意通畅，其中关键深奥的地方，都被透彻明了地解释出来。这都是老维摩凭着他精妙的见地所发挥的。”
乙丑年夏天，白普仁尊者从南方来，他主持了金光明法会。上海的同修们公推居士去帮助尊者进行宣扬。于是居士从上海到杭州、湖南、湖北、浔阳、南京等地，辗转数千里，亲自参与会务，使得一切井然有序。借助这个机会，居士得以深入研究藏密。
己巳年秋天，应福建信徒的邀请，居士前往福州宣说佛法，三个月后才返回。庚午年秋天，居士在上海开讲《大乘止观述记》，这个讲座持续了一年多才结束。之后，省心莲社成立，居士被推举为社长。从此，他经常在社中开讲大乘经典，并带领社员念佛礼忏。
我知道居士对《金刚经》有独特的心得，所以在甲戌年夏天，我请居士为我讲述《金刚经》的大意。之后，省心莲社的同人要求居士公开讲解，于是居士就正式开讲。我每次都会做笔记，记完之后就会拿给居士修改。后来居士每次都自己写讲义，让我抄录。法会结束后，积累的讲稿达到了四大本。居士认为还需要润色，并且要把第一部分缺失的内容补足，才能成书。
同修们考虑到居士在家，来问道的人很多，他不能专心撰写。所以他们计划另外为居士开辟一个静室，让他在那里专心撰写，并谢绝一切打扰，期望他在一年内完成《金刚经讲义》的撰写和补充。然而，居士每年到了黄梅时节都会生病，而且一生病就是几个月。同时，他又怜悯南北死难的众生，因此启建了大悲忏，虔心超度。由于这些原因，讲义的撰写一直没有完成，但已经完成了全书的十之六七。
居士在解释《金刚经》时，有很多古德没有阐发的内容。例如，佛陀在讲述其他经典时，通常会放大光明、六种震动、现出各种瑞相。但在讲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部深奥的经典时，却只是说“世尊在吃饭时，穿着衣服，拿着钵，进入舍卫大城去乞食”等等。居士对此解释说：“这部经的最大旨趣是阐述不应住相之理。所以开头记述世尊的举动与寻常比丘相同，这就是成佛而不住佛相的表现。弟子们也只把他看作寻常人。只有须菩提窥知了佛陀的深意，所以才叹为稀有。否则的话，‘持钵乞食’这样的行为又怎会让人惊叹呢？”
现在流通的《金刚经》中，有两次问答都使用了“云何应住”的表述。但居士根据古注和敦煌的写经，校正为前一次问答用“应云何住”，后一次用“云何应住”。他认为这两次问答的意义完全不同，并解释说：“前一句‘应云何住’，是询问菩提心应该如何安住，使之不散失，这是对初次发大心修行者而言的。而后一句‘云何应住’，则是问既然应该离一切相发心，那么菩提心为何独独应该安住呢？如果不住于此法，那又怎么算是发心呢？如果不应住而应该降伏，那岂不是没有发心吗？那么又如何降伏其心呢？这是对已经发大心的修行者而言的。”居士对于金刚经的深奥意义有着精准的发挥，这只是他见解的冰山一角。
戊寅年的初夏，天气阴湿，居士又像往年一样生病了，胃口不好。我每隔两三天就去看望他。看到他躺在床上不能起来，病情比以往都重，我感到非常担忧。居士却说：“过了黄梅季节病就会突然好了。”他的弟子们在隔壁的佛堂为他念佛，佛号声终日不断。居士也安静地躺在床上默念，神志非常清楚。
到了旧历五月中旬，居士的病情加重，但他的神志却越来越清楚。道友朱光琪用大字写了劝他一心往生、不要留恋尘世的字条。居士仔细看了好几遍，合掌感谢朱光琪，并称赞他的建议。朱光琪离开后，居士对身边的人说：“我勤修一生，难道在这一关上还看不清楚吗？朱君可能是过于担心了。”
到了十八日晚上，居士说：“金光遍照，佛来接引。”他邀请了许多道友来聚会。蔡济平因为有事，直到十二点才来。居士还告诫他说：“修持以普贤行愿为最重要。”然后合掌不再说话，在道友和家人的佛号声中安详去世，享年六十七岁。
我和居士交往了二十多年，最初只知道他广泛涉猎各宗，最后归宿于净土宗。随着我们的交往日益密切，研讨也日益深入。我才知道居士一生得力于般若智慧，从事参究，很早就有了领悟。他豁然大悟后，心常常定在佛道上。他晚上从不做梦，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五年多。所以他常说：“教宗般若，行在弥陀。”
居士在说法时总是随性而谈，旁通曲达、自在无碍。我对于经典和修持功夫偶尔有怀疑的地方就去询问居士。他的解答总是高人一等。他的戒行严谨、进修精密足以成为一代模范。居士确实是佛门的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