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当汉奸有多难？3次想当领袖，日本：领袖必须是重庆这2人

汪精卫当汉奸有多难？3次想当领袖，日本：领袖必须是重庆这2人

作者：棠棣之华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常棣tandy

1939年，汪精卫组建的中央政府的筹备活动，在马不停蹄地进行，日期一天天临近，一切基本就绪，汪精卫只等“黄袍加身”了。

1、汪精卫的“领袖梦”

1925年7月1日，他当上孙中山逝世后组建的国民政府的第一位主席，为时不到一年，被蒋介石搞下野到欧洲去了。

过了一年，武汉国民党和对共产党开杀戒的蒋介石，都请他回国主持大计。

他踌躇满志地回来，本打算“骑墙”观望，两面逢迎，当上宁汉共同拥戴的“正统”领袖。

蒋介石一个“四·一二”，堵死了他到南京当元首的路，胡汉民在蒋介石枪杆子支持下，接受了南京政府大印。之后，他今天反蒋，明天拥蒋，威信扫地，时而国内，时而国外，始终不如意。

1936年，一度出现当总统的幻梦，很快便破灭了。好不容易盼来一个西安事变，乘蒋介石“危难”之际，匆匆回国，拟收拾残局，出乎意外，蒋介石获释，重回南京。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一直骂张学良，表示同情蒋介石、拥护蒋介石，满以为蒋介石会感激他，尊崇他，让他稳坐中政会的第一把交椅。哪曾想为时仅数月，蒋介石变换一个花样，又把他降到副手的位置。

他哭天喊地、卑躬屈膝地乞求做日本的傀儡领袖，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要实现了。

汪精卫掐指计算，到了1940年3月17日，离预定“组府”之日——3月26日，还有九天。

偏偏就在汪精卫如饥似渴地

侧耳等待

开台锣鼓声的时刻，意外地接到日本侵华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命令，将“组府”延到4月15日。汪精卫如遇冷水浇头，可又无可奈何，只得再等，再乞求。

2、日本“蒋汪合流”的美梦

日本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原来，汪精卫乞求日本批准他成立伪中央政府时，打保票说，他能把重庆国民党拉过来降日剿共。

这当然是日本愿意得到的不战而获的结果，但事实表明，汪精卫没有这种神通和力量。不但重庆国民党主体他拉不动，就连他昔日同党、同盟，都没有多少人来替他捧场。

日本对他不能不有几分保留，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组府”方案。

日本政府批准的伪中央政府建立方案，先是吴佩孚、汪精卫合作的伪中央政府，即所谓一武一文。这显然注意到了汪精卫在武的方面的弱点。吴佩孚不上日本的圈套，汪精卫开足了马力去拉吴佩孚，竞毫无效果。

同时，又一个新方案在酝酿和操作。

日本侵略者们异想天开，以为当初“出乎意外地汪兆铭跳了出来”，日本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国民党的二把手，如果努一把力，也许能拉过它的一把手蒋介石。

因而试图让蒋介石和汪精卫合组这个伪中央政府。

早在1939年五、六月间，日本和汪精卫秘密谈判，并决定建立以汪精卫为中心的伪中央政府的同时，也和重庆政府秘密进行和谈。

它的动因就在于，日本支持、利用汪精卫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当诱饵，实现“全面和平”——中国政府向日本屈膝投降，签订卖国和约。

但汪精卫在日本未占领的中国西南地区建立基地，招降纳叛，以瓦解诱降重庆政府的计划落空；到上海后，突然要在日本占领地区内建立伪政府，用“自己建立的和平政府”推动重庆政府转向“和平”，从而与“和平政府”合并。

原先从事拉汪精卫

投降日本工作的今井，对汪精卫的新计划不以为然，认为那样很快就会暴露汪精卫的汉奸卖国贼嘴脸，建立的组织也明明白白是傀儡，与“临时”、“维新”两政府没有什么区别，不能发挥对重庆的诱降作用，反而会成为“全面和平”的障碍。

但他又不想在汪精卫同日本政府谈判成立伪中央政府时，公然提出反对意见。今井于1939年3月被晋升大佐，任参谋本部中国课长。

日本政府决定以汪精卫为中心组建伪政府之后，他请求从中央调到中国派遣军，进行新的对重庆“和平”工作。

3、诱降蒋介石的方案

他派中国课

铃木卓尔去香港开辟对重庆政权工作的路线。

和铃木有联系的少壮派军官认为：

要解决陷入泥潭的事变，“不管你愿不愿意，非得和重庆直接谈判不可。”

其中参谋本部中佐秩父官雍仁，于1938年9月曾向天皇申诉：应“以蒋为对手，立即无条件停战”。

这些人对建立汪伪政权持批评态度。今井并不主张放弃汪精卫，而是只把它作为诱导重庆政府放弃抗战主义，转向“全面和平”的“中日合作”的实验。

今井等人的想法被采纳，9月15日，参谋本部起草文件：

《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高方针》中，写上了这样的字句：

“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包括促成重庆停战的指导，吸收其武力，财力”。

于是，日本把支持汪精卫建立伪中央政府和对蒋介石诱降并列起来，同时进行，力争在汪伪政权建立之前和重庆停战，不得已时才在汪伪政权建立之后与重庆讲和，并使蒋汪合流。

其方向就是：停战，汪蒋合流，“全面和平”。

1939年11月21日，铃木调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他以日本驻香港武官的名义，向香港当局申报设立“香港机关”，随后开始活动。

他的目标是宋子良，宋子良是宋子文和宋美龄的弟弟，中央银行理事，以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常驻香港。

宋美龄常往来于香港、重庆之间。铃木有意利用宋子良和宋美龄、宋子文的关系，把日本的“和平”条件转达给蒋介石。

12月中旬，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沟通，要与宋子良会面。宋子良以需其兄宋子文同意为理由，予以拒绝。

12月27日，因为“宋子良”又转而同意与铃木会面，铃木得以与“宋子良”开始第一次会谈。日军总司令部、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都十分重视与“宋子良”的谈判，将谈判计划上奏天皇，并正式派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铃木和今井武夫为代表，以“桐工作”命名，与“宋子良”进行谈判，确定的方针是：“对重庆，或者把它包括进来或者使之瓦解”。

4、神秘的“桐工作”

1940年3月7日至10日，双方在香港举行圆桌会谈。

中国方面的代表，除“宋子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原驻德参赞、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外，副侍从长、陆军少将张汉年作为候补代表，张治平作为联络员，也参加了会谈。

陈超霖说：

从重庆出发前，蒋介石特别指示注意三件事：（一）必须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证；（二）明确日本的条件；（三）会谈在秘密中进行。

会谈中争论的中心问题有三：

一是承认伪满洲国问题。

双方主张不同，经请求，重庆方面指示：对这个问题暂且避开，因为共产党坚持收复失地，东北系、西北系坚决反对，如承认，恐引起党分裂、国大乱。

一是驻兵问题。

中国方面承认把内蒙作为特殊地区，但反对华北驻兵，要求日军提出撤兵计划。关于驻兵问题，可在恢复和平后再行协商。

一是关于汪精卫伪政府问题。

由于中国国内反汪气氛强烈，不能考虑与其合流，将作为国内问题处理。

日本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备忘录交给中国代表：

（一）恢复和平后，原则上承认伪满洲国；（二）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三)缔结防共协定，以密约规定在内蒙及华北若干地区驻兵；(四)经济合作；（五）保证两国人民的居住、营业的自由；(六)招聘日本军事及经济顾问；（七）停战协定后与汪精卫一派协力合作；（八)日本尽快撤兵。

中国代表在3月10日答复日方说：

接到蒋介石训令，不要签字，以相互领受对方意见形式暂时妥协。

11日，“宋子良”回重庆，约定一周内带着正式签复返回香港，臼井于14日回东京汇报香港谈判情况，日本政府拟定了“桐工作”实施要领及停战条件等。

然而，日本的希望落了空，蒋介石的答复中说：

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遭到东北军将领的反对，现正在努力说服，要求延至4月15日再做答复。日本为了等待蒋介石的答复，所以推迟汪伪政府成立的时间。

但拖得太久，日本恐怕两头落空，经过反复研究，于3月30日成立了汪精卫伪中央政府，但对重庆的诱降活动不停。

“宋子良”于6月初在澳门与日本谈判，曾议定促成蒋介石、板垣、汪精卫在长沙或洞庭湖上会谈。但“宋子良”一拖再拖。9月27日，日军总司令部中止“桐工作”。事后，日本查明“宋子良”是军统人员曾广。

5、日本“蒋汪合流”美梦的破碎

日本向蒋介石诱降的活动，是多头的，不只“桐工作”一条线。

1939年五、六月间，在上海从事对苏特务活动的小野寺信与国民党上海市地下党部执行委员姜豪，商谈中日“和平”问题。

日本政界很担心苏联对日本开战，使日本两面受敌，迫切希望早日结束在中国的战争，腾出手来对付苏联。

小野寺信说，日本元老重臣、资本家，乃至少壮派军人的一部分，都希望早日“和平”。

他要求姜豪介绍重庆方面负责人和他接头。6月，姜豪到重庆汇报，10月回香港，以“私人”资格与日本人吉田东祐、铃木卓尔等人，就日本撤兵问题、剿共和经济合作等条件会谈，并随时把情况汇报给戴笠。

这次会谈无结果中断。

1940年1月，日本首相阿部信行的秘书神田正雄到香港，通过原上海市政府法文秘书王长春，向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吴铁城等提出中日“和平”条件：

日本认为与汪精卫言和，不能结束战争，不如直接与重庆洽商，可望早日实现“和平”。但日本不能撇开汪精卫，直接与重庆交涉，所以提出以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为前提。

蒋汪合作后，日本改变疏远蒋介石的态度，从而有与蒋介石妥协的可能。蒋汪合作与日本缔结停战协定，日军撤退当能及时实现。

神田的条件和日本让汪精卫“组府”的目的一致，担心汪精卫先“组府”后，实现不了拉重庆下水的目标，所以直接向重庆方面提出，促使蒋介石和汪精卫同上一条船。

无论从哪个角度，蒋介石都不会答应日本的条件，神田的活动成绩等于零。

日本还曾托司徒雷登转达“和平”意向给蒋介石。司徒雷登当时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校长，和王克敏比较熟。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及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官喜多诚一，通过王克敏托司徒雷登与重庆联系。

1940年2月，多田骏要司徒雷登向蒋介石转达：

如果蒋介石肯根本改变容共抗日政策，肃清重庆共产分子，与汪精卫合作，汪精卫可以接受。

蒋介石对时局的意见，最好与汪精卫直接谈，否则，王克敏可从中传达，并盼派密使来谈。

同月24日，周佛海在上海与司徒雷登会见，要他向蒋介石表示：

建立伪中央政府势在必行，但决不成为东京与重庆间的障碍。

司徒雷登将了解到的蒋介石八项“和平”条件，转达给日本，其主要内容是日本要以蒋介石为对手，以近卫三原则为和平的基本条件；华北、蒙疆为防共地带，但不意味日本驻兵；原则上日本必须撤兵，华北、蒙疆军队可暂时留下，东北问题待“和平”后妥善处理。

这样谈来谈去，蒋介石毫无与汪精卫上同一条船的意思，日本的“蒋汪合流”共组伪中央政府的计划落空。

蒋介石留下抗日，汪精卫卖国，各走各的路。

日本诱降对蒋介石所起的作用是积极剿共。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蒋介石重庆政府与南京伪政权之间，为了共同剿共，为了阻止日伪军向共产党的军队投降，而实现过合流。在蒋介石看来，这与日本撮合的“蒋汪合流”，在性质上和彼此地位上，根本不一样。

6、汪伪政权的成立

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日本导演下的中国沦陷区的伪中央政府，名为“国民政府”，汪精卫等举行“就职典礼”。

不曰“建立”，而曰“还都”。汪精卫宣读了《还都宣言》，要求在重庆和各地的国民政府公务人员到南京报到；一般将士即日对日停战待命；各地游击队遵命停止活动，听候点验收编。

宣布该“政府”执行“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两大方针，全国“只有此唯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

汪精卫是重庆国民政府的罪犯。

早在1939年6月8日，即汪精卫已逃往日本占领区上海，并由上海去东京，向日本政府乞求当傀儡之际，重庆国民政府就以其自附于汉奸之列：

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敌祸国行为，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之规定，并海内外民众同深愤慨，先后呈请通缉严惩者，不下千余起之多，下令：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纪纲”。

伪中央政府成立前后，陆续被重庆政府通缉的还有褚民谊、周佛海、鲍文樾、李圣五、林柏生、杨揆一、叶蓬、陈璧君、陈春圃、缪斌、陈群、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赵正平、赵航松、渚青来、岑德广、陈济成、麦奇峰、任援道、刘郁芬、王克敏等汉奸百余人。

南京“国民政府”就是由这些重庆国民政府的罪犯们，冒国民政府之名拼凑的日本傀儡组织。

7、诱降林森的把戏

汪伪国民政府的头目是汪精卫，但成立时却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代理主席，声称主席是林森，因其被“劫持”不能就任，故由汪精卫代理。

这种做法的依据，一是冒名，冒政府之名，必无法不冒主席之名；二是日本还沉浸在“蒋汪合流”实现“全面和平”的梦幻之中，用“主席”头衔引诱重庆。

不论日本和汪精卫怎么打算，林森是不会就任伪政府主席的。

林森是国民党元老，跟着孙中山革命多年，在国民党内资历深，有威望，抗日坚决，不会做人类所不齿的事。况且，他对于个人地位、权力向来看得很淡，与那种利欲薰心，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不属同类。

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是1931年底的事。那时宁粤由对立到和平，蒋介石下野，政府改制，实行行政院负责制，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不兼其他官职。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讨论国民政府主席人选标准时，定为“年高德劭者”，林森是符合标准者之一。

在“年高德劭者”中，他更是不负实际政治责任的最佳人选。

国民党派系林立，斗争激烈复杂，他虽为西山会议派成员，在多年派系纷争中，却经常处于超然地位，与事无争。

用蒋介石的话说，他“一向爱清闲”，所以当选为国民政府不负实际责任的主席。

按国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任期二年，连任一次，但林森实际担任主席12年，直到1943年8月1日逝世，蒋介石才继任国民政府主席。

之所以超期任职，固然与1936年要开国民大会有关，更主要的还是林森“雍容垂拱”，“始终维持超然的地位，不参预政治，‘恬静守法’”。

这种品德的人，怎么会出卖灵魂换取高位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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