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评论 | 秸秆处置再引热议，“禁烧令”的成本与收益该怎么算？

□蒋璟璟

近年来，禁止秸秆焚烧对防治大气污染起到积极作用，但部分农民反映，这也带来了病虫害加重、化肥农药用量增加等问题。记者在东北部分地区走访发现，随着种植品种、种植方式发生变化，田里的秸秆更多了。秸秆不能随便烧，但离田还田都存在弊病，如何处置让基层干部和农民犯了难。黑龙江一些农民表示，秋收后地块被严看死守，实在处理不了的，只能在春耕前“找机会”烧了。

“秸秆处置”问题，老生常谈却一直未获彻底解决。近些年来，在职能部门以“禁烧令”为主要手段的强力管束下，以往那种粗放式连片集中焚烧秸秆的场景，确实得到了极大遏制。然而也应该看到的是，关于“不烧之后怎么办”，时至今日依旧没有很好的答案。在一些地方，那些“替代焚烧”的秸秆处理方案，越发被证明难堪大用。并且随着时间的延续，越来越多的累积性“后遗症”也加快暴露出来。在此语境下，最近相关话题再次走热，也就不难理解了。

毋庸讳言，秸秆禁烧的治理成果，很大程度上是以严管重罚作为前提的。为此下沉的人员、投入的资源，不可谓不多。东北一个农业大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跟记者算了笔账：秋收后到落雪前约1个月，期间全县仅供应看守干部的餐食费用就需支出十多万元——以小见大，推而广之，足可见这项工作代价不菲！据此，不少人认为“不值”。但需要说明的是，“禁烧秸秆”的成本是显性的、可量化的，而其收益则是隐性的、非量化的。判断其到底值不值，远比想象中复杂！

“严看死守村民烧秸秆，光干部餐食费就花了十多万，最后还是烧了”，就此，有吐槽认为是徒劳无功、没有意义。可应该看到的是，这种化整为零的“分散焚烧”与过去那种集中连片焚烧毕竟不是一回事。后者是一种短时间内爆发式的“污染物生产和扩散”，大大超出了环境的承载和自净能力。与之相较，那种见缝插针、错峰错时的焚烧，则要温和得多，对环境的破坏看起来也没那么大——可即便如此，这依然不是治本之策。

目前来看，即便舆论已有相关讨论，可是在规则层面给“焚烧秸秆”重新开个口子，或许还不切实际。与之相较，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抓大放小”的策略，对非秋收等重点时段的“秸秆处置”，采取了更为包容、灵活的姿态。总结这种非正式化的执法经验，是否可以对优化正式化的管理举措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