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爱录 第11-14节之经典如何选读

《传习录》之经典如何选读（共7节）

[原文]

【11】爱问文中子①、韩退之②。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③？”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删述《六经》④，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⑤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⑥，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⑦：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弒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弒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⑧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⑨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⑩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⑪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爱曰：“如《三坟》⑫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⑬。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注释]

①王通（584—617），字仲淹，门人私谥“文中子”，隋朝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曾任蜀郡司户书佐。

②韩愈（768—824），字退之，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卒谥文，又称韩文公，唐朝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官至吏部侍郎，倡导儒学，辟佛道，有《昌黎先生集》。

③拟经之失：指王通仿效《六经》而制作经书，据朱彝尊《经义考》引司马光《补传》曰：“《礼论》二十二篇，《乐论》二十篇，《续书》百有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谓之《王氏六经》。”后世儒者多以此讥讽其好名之心。

④《六经》：孔子晚年编修删改《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易经》和《春秋》六种经典，即《六经》。

⑤《连山》、《归藏》：《周礼·春官·宗伯》云：“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连山》相传为夏朝的《易》，《归藏》相传为商朝的《易》，后都失传。

⑥《九丘》、《八索》：孔安国《古文尚书序》：“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

⑦笔削：语出《史记·孔子世家》：“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⑧伯（bà）：古同“霸”。

⑨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意为孔子说：“我还能够看到史书存疑的地方。有马的人，先借给别人使用，这种精神，今天没有了吧。”

⑩语出《孟子·尽心下》。

⑪羲、黄：分别指伏羲和黄帝。

⑫《三坟》：孔安国《古文尚书序》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坟，言大道也。”

⑬语出《孟子·离娄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译文]

我询问先生对文中子和韩退之两个人的评价。先生回答道：“韩退之，是文人中的豪杰；文中子，是贤明的儒者。后人只以文章诗词的缘故推崇韩愈，其实韩愈与文中子相差甚远。”我问：“那么为什么文中子会因为造经而遭到后世指责呢？”先生说：“仿造经书之事恐怕不能完全否定。你且说说看，后世儒者们著书立说的用意与文中子的造经之事相比如何？”我说：“后世儒者们著书立说，追求声名的心思当然有，但大体以明道为宗旨。而造经则纯粹是为了名声。”先生说：“著书立说来阐明道理，那是效法谁呢？”我说：“孔子曾删订《六经》，目的在于阐明大道。”先生说：“那为何唯独文中子的造经就不是效法孔子呢？”我说：“著书立说是要对大道有所阐发。而造经则仅仅模仿孔子删订《六经》之形式，对于阐明大道并没有什么帮助。”先生说：“你以为阐明大道的人是使他们回归淳朴状态，而在现实中笃实行动吗？还是要炫耀其华丽言辞，仅仅求得世人知晓他而已？天下混乱，主要在于虚浮的文辞盛行，而笃实的行为欠缺。假使大道明白于天下，则《六经》也不必阐述。孔子删订《六经》是不得已。伏羲画出八卦，然后到文王周公，这中间《易经》有《连山》、《归藏》等，纷繁杂芜，不知有多少，《易经》的真正精神被淆乱。孔子因为天下喜好文辞的风气日益昌盛，知道各种学说将没有一个尽头，于是才吸取文王、周公的学说而倡导它，认为只有这种学说才是《易经》的真正精神所在。于是其他各种纷扰的学说完全废弃，天下谈论《周易》的开始归为一统。《尚书》、《诗经》、《礼》、《乐》、《春秋》五经都是如此。《尚书》自《尧典》《大禹谟》之后，《诗经》自《周南》、《召南》以下，如《九丘》、《八索》之类，一切淫秽放荡的诗词，不知道有好几千篇；《礼经》、《乐经》中的各种名物制度，也是数不胜数。孔子都进行了删订和改正，然后其他各种学说开始废弃。如今《尚书》、《诗经》、《礼经》、《乐经》中，孔子何尝加入了自己的话？今天我们看到的《礼记》都是后儒附会造成的，已经不是孔子当时的原本了。至于《春秋》，虽然都说是孔子写的，其实都是鲁国历史的旧文。所谓‘笔’，只是顺延旧有的文辞，所谓‘削’，是删除繁琐重复，总之是有减无增。孔子阐述《六经》，担心繁杂的文辞扰乱天下，追求精简，使得天下务必去除繁杂的文辞，以追求真实，不是要以文辞来教化天下。《春秋》以后，繁杂的文辞越来越昌盛，天下也越来越乱。秦始皇焚书遭到后人指责，是出于个人私心，又不应当焚烧《六经》。如果当时志向在于阐明大道，对于那些叛经离道的学说，全部拿来焚烧，则正暗合孔子删订《六经》的用意。自从秦汉以下，文辞又日益兴盛。想要彻底摒弃，自然不可能，只适宜效法孔子，选取那些接近大道的东西而传播宣扬，则那些怪诞荒谬的学说，也就自然慢慢废弃了。不知道文中子当时造经的用意怎么样？我深切感受到他造经这件事仍然有可取之处，哪怕是圣人再世，也不能轻易改变。天下之所以治理不好，就是因为虚文昌盛而实行衰退，人人都各抒己见，标新立异以求显赫，以此在世人面前炫耀获得好的名声，扰乱了天下人的聪明智慧，混淆天下人的耳目，使天下跟风争着修饰文辞，以达到为世人所知晓的目的，而不再知道有崇尚实行、回归淳朴的行为，这都是著书立说的人带来的影响。”我说：“著述有的也不可或缺，比如说《春秋》一书，如果没有《左传》，恐怕很难看得明白。”先生说：“《春秋》必须靠《左传》才能明白，这是歇后迷语。圣人何苦要使用这种艰深晦涩的词语？《左传》也多是鲁国的旧文，如果《春秋》必须靠《左传》才能明白，那么孔子何必删削？”我说：“程伊川曾说：‘传是案，经是断’，比如写杀某个君主，讨伐某个国家，如果不详细说清楚这些事，恐怕也难以判断。”先生说：“程伊川这句话，恐怕也是沿袭了先前儒者们的讲法，还是没有领会圣人编订经书的用意。如写‘弒君’，那么殺君就是罪，何必追问殺君的详细情况？征伐诸侯国的命令必须出自天子，写‘伐国’，则‘伐国’就是罪行，何必去追问讨伐国家的详情？圣人阐述《六经》，主要是端正人心，只是要存养天理，去除人欲。对于存天理、去人欲的事情，圣人都说过；有时是因人请教，看事情的重要程度而有不同讲述，但也不肯讲很多，担心有人专门拘泥在语言上，所以孔子说‘予欲无言’。如果是一切放纵人欲、残害天理的事情，又怎敢详细地写出来给别人看呢？那岂不是助长混乱，引导奸佞吗？所以孟子说：‘孔子门下，没有人讲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所以后世没有把这些东西传下来。’这就是孔门儒学所定下的规范和准则。后世儒者只讲称霸的学问，所以要知道很多阴谋诡计，这完全是一片功利心，和圣人述说经书的用意正好相反，怎么思考得通畅呢？”由此先生叹息道：“不能上达天德的人，不能轻易和他谈论这些东西。”

先生又说：“孔子讲：‘我还能够看到史书存疑的地方。’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那还不如没有《尚书》，我对于《武成》这一篇，只相信其中的两三段话而已。’孔子删《尚书》，对于唐尧、虞舜、夏禹四五百年间的历史，不过几篇而已，难道就没有记载其他事？但所讲述的只有这些，圣人用意由此可知啊。圣人只是要删除那些繁杂重复的文本，后来的儒者们反而要添加上。”

我问：“圣人制作经书，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春秋五霸以下的历史，圣人不想详细地写出来给人看，那确实如此。但对于尧舜这些古代圣王以前的历史事实，为何也简略少见呢？”先生说：“伏羲黄帝时代的历史，事迹疏散，流传下来的也很少。由此也可以想象，那个时代全都是纯真素朴，几乎没有什么文采风气。这就是太古时代的治理状态，不是后世可以比得了的。”

我说：“如《三坟》这类东西，也流传了下来，孔子为何要删除它呢？”先生说：“纵然有流传，但也因为世道变化，逐渐变得不合时宜。风气越放开，文采日益兴盛，到了周朝末年，即便想变回到夏商时代的习俗，也不可能了，何况唐尧虞舜的时代呢！又何况伏羲黄帝的时代呢！然而不同时代具体治理方法虽然有差异，但治道却一脉相承。孔子效法尧舜之道，仿效文武做法。文王武王的做法就是尧舜之道。但根据不同的时代设置不同的治理措施，具体政令措施已经各自不同。就是夏商时期的治世方式，放到周朝，已经有不合时宜的地方。所以周公想要继承三王之治，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就仰天深思，夜以继日，况且太古时代的治理，怎么能再次实行呢？这本来就是圣人可以略过的地方。”又说：“专讲无为，不能像三王时代的因时而治，而必定要奉行太古的习俗，这就是佛教道家的学术主张。因时而治，不能像三王那样坚持一以贯之的道，而以追求功利的心思实行治理，这就是春秋五霸以下所奉行的。后世儒者们讲来讲去，只是在讲称霸的法术。”

【12】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译文]

先生又说：“唐尧虞舜以前的治理盛况，后世不可能恢复了，可以略去不论。三代以后的治理状况，后世不能效法，可以删削。只有三代之治可以推行。然而当世探讨三代之治的人往往不明白它的主旨，只知道效法它的枝节，那么三代之治也不可以恢复了。”

【13】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译文]

我说：“先儒讨论六经，认为《春秋》是史书。史书专门记载事实，恐怕与五经的体例题材终究有差异。”先生说：“从记载事实的角度而言称之为史，从蕴含根本道理的角度而言称之为经。史事中蕴含着道，道也离不开史事。《春秋》也是经，《五经》也是史。《易经》是伏羲时的历史，《尚书》是尧舜以下的历史，《礼经》、《乐经》是三代时的历史。所记载的史事是相同的，所蕴含的治道也是相同的，哪有什么差异呢？”

【14】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①，然否？”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②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③‘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④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注释]

①语出朱熹《论语集注·为政第二》。

②语出《论语·卫灵公》：“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意为摒弃郑国的乐曲，斥退小人。郑国的乐曲淫靡，小人危险。

③语出《论语·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意为厌恶紫色夺去了大红色的光彩和地位；厌恶郑国的乐曲破坏了典雅的乐曲；厌恶强嘴利舌颠覆国家。

④语出《礼记·乐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意为郑国和卫国的乐曲是扰乱世道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

[译文]

先生说：“《五经》也只是史书。史书旨在彰明善恶，以示训诫。善行可以作为典范的，就记载当时的善行，作为后世的榜样；罪恶可以作为惩戒，就记载这种惩戒，而删削具体事迹，以杜绝奸恶之人的效尤。”我说：“记载善行善举以作为准则，是保存天理的本然状态，删削具体事迹以防止奸恶，是为了遏制人欲的萌发吗？”先生说：“圣人制作经书，本来就是这个目的，但不必拘泥于文辞。”我又问：“恶行可以作为惩戒，保存戒律而删削事迹目的在于杜绝奸恶再犯，为何《诗经》中的郑风、卫风不删除呢？朱子说‘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对吗？”先生说：“《诗经》早已不是孔子所删订的原本了。孔子说：‘放郑声，郑声淫。’又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这些都是孔门所定下的规则。孔子所确定的三百篇，都是所谓雅乐，都可以在祭天地的郊宫和祭祖先的宗庙里演奏，也可以在家乡演奏，都是为了宣扬和谐，涵养德性，移风易俗，怎么会有郑卫之音呢？这是助长淫邪通导奸恶。这必定是秦始皇焚书之后，后儒穿凿附会凑足三百篇之数。凡是淫邪之词，世俗之人多喜欢传播，如今大街小巷都是这样。‘不好的事物可以警戒人纵欲放荡的志向’，是在不能真正了解《诗经》原始面貌，从而无法给出圆融解释的情况下，说出来的话。”

【41】问：“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几‘具体而微’①，惜其蚤死。”问：“如何却有续经之非？”曰：“续经亦未可尽非。”请问。良久，曰：“更觉良工心独苦②。”

[注释]

①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②语出杜甫《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王阳明引此，意为王通续经，颇费心思，自知其苦，难为他人言。

[译文]

问：“文中子是什么样的人？”先生说：“文中子差不多大体接近圣人，只是没有那么博大精微而已，可惜他死得太早。”问：“为什么他会在编撰经书这事情上遭人非议呢？”先生曰：“编撰经书也不能完全否定。”请问原因。过了很久，先生说：“更觉良工心独苦。”

【2】问：“‘思无邪’①一言，如何便盖得三百篇之义？”先生曰：“岂特三百篇？《六经》只此一言，便可该贯，以至穷古今天下圣贤的话，‘思无邪’一言，也可该贯。此外更有何说？此是一了百当的功夫。”

[注释]

①语出《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译文]

问：“‘思无邪’一句话，怎么能概括《诗经》三百篇的含义呢？”先生说：“哪里只是《诗经》？就是《六经》，也只是这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甚至所有古今天下圣贤的话，都可以用‘思无邪’一句话来概括。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话可以概括呢？这是一了百了的工夫。”

【247】一友问：“读书不记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

[译文]

一位朋友问：“读书不记得怎么办？”先生说：“只要领会了就行，何必要记住呢？要领会都已经是第二层要求了，关键是要明白自己的良知本体。如果只要求记得，就未必领会；如果只要求领会，就未必明白自己的本体。”

先生曰：“学者读书，只要归在自己身心上。若泥文著句，拘拘解释，定要求个执定道理，恐多不通。盖古人之言，惟示人以所向往而已。若于所示之向往，尚有未明，只归在良知上体会方得。”

王文成公全书序

徐　阶

凡读书者以身践之，则书与我为一；以言视之，则判然二耳。《论语》之为书，世未尝有不读，然而一贯之，唯自曾子以后无闻焉。岂以言视之之过乎？自公“致良知”之说兴，士之获闻者众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践之以身否也？夫能践之以身，则于公所垂训，诵其一言而已足，参诸《传习录》而已繁；否则虽尽读公之书无益也。阶不敏，愿相与戒之。

【导读】

一、阳明先生眼中的经典

研读《传习录》第11节，不少人以为先生在评论人物，其实不然，他是在借助徐爱的提问，借助对历史人物的评判，表达自己对经典和著书立说的看法，当然也是在验证自己对经典的理解。

先生曰：“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要判断何为经典，先看作者写作的动机与主要内容，“正人心”便是圣人著述的主旨，其主要内容就是阐述“存天理、去人欲”的正心之法。符合这一条的典籍才是经典，离开了这个宗旨，即便是名人大咖，哪怕是文章见解新颖、逻辑缜密，辞藻华丽，也不过是哗众取宠，沽名钓誉，容易过期的“流行歌曲”而已。抓住了这一条，我们就知道该如何选择经典来阅读了。

四书五经虽各有偏重，但也逃不过“正人心”这一主旨。理解了先生对经典的这一看法，也就好理解下面几章一以贯之的主线了：

史事中蕴含着道，道也离不开史事,这是对《五经》，包括《春秋》、《易》、《书》、《礼》、《乐》、《左传》核心义理的提炼；

《六经》只此一言，便可该贯，以至穷古今天下圣贤的话，‘思无邪’一言，也可该贯。《诗经》甚至《六经》也只是‘思无邪’这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甚至所有古今天下圣贤的话，都可以用‘思无邪’一句话来概括。

“思无邪”便是正人心的工夫，就是扩充善念，格去恶念的格物工夫，就是致良知。难怪先生认为这是一了百了的工夫。

二、经典的意义作用与选择

不少人每每打着“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旗号蔑视经典，阳明先生曾提醒弟子们：“经有何过，岂碍汝念”。意思是说，实践的同时，不要忘记随时回归经典，因为经典所记载的语言文字都是从圣贤内心流淌出来的，是人世间的真理。特别是我们自己的良知，尚未莹彻以前，通过阅读经典，比如《传习录》，与圣贤的伟大灵魂直接对话，是十分必要的。良知大道非由经典，但是良知大道亦不离经典。自悟是自行体认的必需，但是经典亦不可或缺。

经典之用，首在激起我们对圣贤的崇敬和对圣境的向往，从而激励我们树立起成圣成贤，不枉此生的坚定志向。许多初学者都有这个问题，儒家经典略知一二，孔孟思想不了解，四书都没有仔细看过，就想走捷径，直接学习“心学”致良知，到头来不是一头雾水，就是举步维艰，因为他的初衷居然是通过致良知来升官发财，成为“成功”人士，所以说，这一段工夫着实省不得；

经典学习的第二个作用在于启发疑问，佛学讲“疑情”，经典中无论是阐述的方法还是境界，都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对疑问的每一次突破，必然带来一次进步，其实就是一次小的开悟；

第三个作用在于验证己得，佛家“信解行证”的四个修习步骤，我们也不妨拿来一用。印证是极为关键的环节，不仅可以确保不发生方向性错误，还可以提振信心；

最后是磨砺心性。古时圣贤经历了种种的磨难，心学理论的形成和完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时刻要庆幸，有缘接触到它，正所谓“百千万劫难遭遇”。如果我们不顾经典，纯由自悟，往往流于狂妄而无知，其实精彩之处，古人早已悟到，只是我们不知，反而觉得自己独得天下。经典是一面镜子，不可或缺。读书，讲习，探讨交流，就是一个给自己“加持”的过程。在还没有修炼到动力源源不断的情况下，书本上一句激励的话，朋友圈一个共同的修行感悟，都是对自己莫大的帮助。自明诚,谓之教，说的就是通过经典懂得了道理，诚意正心的过程。

参修儒家心学，筑基工程是免不了的，钱穆先生曾列举了中国人必读的九本书，他们分别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坛经、近思录、传习录，这九本书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的精华，我花了六年才逐一读完。正所谓功不唐捐，在经典学习方面，从来不会有白花的力气，并且，钱先生把传习录放在最后，我想也不仅仅是因为年代排序的原因。

三、阅读经典之巧妙

既然圣人著述只是要正人心，那我们读圣人的书，当然目的就一个：正己心。何为“正心”呢？就是上一节十六字心法所提到的“念念存天理”，把人欲去掉了，纯乎天理了就是“心得其正”，也只有这样，就实现了读书从“记得”到“晓得”，最后到“明得自家的本体”，我称之为“心领神会”。

何为“心领神会”呢？我在修习李少波老师的真气运行法当中就有这样的体验。此法分为五步，其中第一步的文字是这样描述的：静坐时呼气注意心窝部，练功到三至五天，感到心窝部沉重，再往后，每呼气时，感觉到有一股热流注入心窝部。我在静坐的时候，先是“记得”，把这一段当作口诀牢牢记在心里，然后上网查找“心窝部”位置，做到“晓得”，然后开始练，直到练到第八天，感觉胃部上端有一种异样，就像想打嗝，却又堵在那打不出来的感觉。此时才知道，原来这就是李少波老师的“沉重感”，再练两天，心窝部的热感就越来越强烈，因为呼的气是持续和流动的，所以是“热流注入”。至此，我才真正建立起对这一段功夫描述的内心觉受，这就是“心领神会”。

在《王阳明全集》答季明德的书信中，先生说：“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虽或特见妙诣，开发之益一时不无，而意必之见流注潜伏，盖有反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觉者矣。”

很多人阅读经典时会拘泥执着于圣人在言语中所下的结论，而不问这个结论，圣人是如何得来的，所以到最后脑子里记住了一大堆圣人说教的道理，生搬硬套，简单效仿，变成意必固我之见。殊不知，圣人都是“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就是“啐啄同机”的意思。就好比鸡子孵化时，小鸡将出，于是在壳内吮声，谓之“啐”；母鸡为助其出而同时啮壳，称为“啄”。这种只针对师徒二人的“道理”，咱们直接拿来用，反而会成了“良知之障蔽”。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这句话其实是让我们反过来念，改写命运从读书开始，今天你读了什么书，决定了十年后你的命运。不要把“命”当作失败时的借口，而要把“运”作为成功时的谦辞。

潘鹰

二〇一八年一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