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照明比丘《华严经决疑论序》记载,李长者是李唐皇家支脉,青年时期曾钻研《周易》,精通易理。“年过四十,绝览外书”,这里的外书指佛教以外的著作。李长者就此主要研究《华严经》,后来他到方山隐居,一直著书立说。主要著作是根据八十卷《华严经》写出的一部四十卷《新华严经论》,然后对此论从修行次第、解惑答疑的角度展开论述,又写了一本四卷的《略释新华严经修行次第决疑论》,篇幅比较短,但非常经典,计划后期把这本四卷的《次第决疑论》也进行学习。通过这样反复的熏习,使大家对于圆顿教、《华严经》,当然也包含禅宗和般若学等,有一个更深的理解。又据云居散人马支的记述,李长者先是隐居在山西太原孟县西的同颖乡大贤村中一个叫高仙奴的人家里三年。之后又向南走了五六里在马氏的古佛堂自己建了一个土室,在这里修行了十年。后来又隐居到太原的寿阳县方山的一个土龛前,也就是类似于窑洞之类的屋子吧,在这里直到他的晚年。至公元774年李长者完成了四十卷《新华严经论》、较短篇的《解迷显智成悲十明论》两部重要论典的写作。后于大历九年被比丘广超所获,之后广超和他的弟子道光两位法师,将上述两部经典大力传写、弘扬、流布四方,使后代南北学人,皆悉得以参阅。这两部经典能够得以广为流传,确实要归功于广超和道光两位法师。[1]至公元1088年,中国的佛教史上非常有名的大居士、大护法张商英(号无尽居士),此人和王安石差不多前后时代或同时代,写有护教篇,另外张居士也与圆悟克勤有着非常深入的交往,和大慧宗杲禅师也有一定的交往。他在李长者的华严经思想传承方面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次他在造访方山昭化院的时候,在破屋里发现了四卷的《华严修行决疑论》。我们前面曾经提过很多次,张商英和圆悟克勤禅师有过一段很长的对话[2],其中讲到华严宗的四法界境界和禅宗的境界的问题,即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在给张居士讲到事事无碍法界法界时,圆悟克勤说你前面讲的还在法界量里,即还有法界之量与心量。圆悟在给他讲到禅宗最终所达到的事事无碍法界境界时,引用了临济宗真净克文禅师的偈子,‘事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净戒。 趁出淫房,未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等等,代表破除一切相的圆融无碍的自在境界。张居士心中肯定有对华严宗与禅宗的疑惑,所以和圆悟克勤禅师对此进行交流。其实大慧宗杲禅师在参禅的过程中,最终彻悟也是有一次在读《华严经》的时候,他才真正的明白了禅宗很根本、彻底的一些东西。张商英,他当时是政府里类似于宰相级别一个官员,他到寿阳县去考察的时候,就去探访了李长者造经论的地方--方山昭化院。他在这个地方发掘了一个可能很早就被人遗忘的东西,就是四卷的《华严修行决疑论》,这个文本可能已经淹没了好几百年了没人知道,直至他发现后,才把《华严修行决疑论》流通出来。我们中国有的时候很奇怪,历朝历代都有毁灭破坏的倾向,文章著述时隐时现。最早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很多东西被毁掉了,但在民间可能保留下来一部分,后来慢慢又出现,薪火相传下去。张商英在读了四卷《华严修行决疑论》之后,对曾经阅读《华严经》时所存的疑情,顿然销释。当地的民风喜好建立祠堂事鬼,张商英利用中央政府的权力,让官员拆掉此类“淫祀或多至数千所”。他说你们这儿有个大菩萨就是李通玄,你们应该在祠堂里安置李长者的像来为大众祈福,对当时鬼神崇拜的风气形成了很大的改变。李长者的很多著作都失传了,很可惜。我们中国有很多东西过段时间就没了,比如到五代时期,天台宗的著作就散失殆尽,当时的法眼宗德韶禅师,通过吴越王钱俶写信,派遣政府使者从韩国即当时的高丽国中,才请回了很多的天台宗著作。近代也是这样,经典遗失严重,杨仁山居士后来从日本找回了大量失传的经疏,推动了我国近现代佛教的复兴,所以有人称杨仁山是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因为他的不懈努力,那些国内久已失传的要典,都从日本搜得底本,重新刻版流通,使得后人不管是学习、修行、研究,都有了经典依据。否则这些文本资料只能少部分人看到,比如当初胡适就是在大英博物馆看到敦煌的文本资料后,开始写文章,研究敦煌学。但是很多学者是没有这个机会看到的,所以基本面的信息流通还是非常重要。我们身处现在这个时代,相对而言是比较幸运的,我们想要得到的资料都可以得到,但是如何真正能够理解、应用并发挥这些文字资料的作用,又很难。很多似是而非的解释实际上掩盖了经论的原貌,而形成了另外的东西,这是一个矛盾。但总的来说,现代人是适合广学博闻。最有用的广学博闻,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建立在精通一两个东西的基础上,一通百通。比如先精通某一宗、某一经、某一论,确实精通以后,再去广学博闻,那所有道理都容易融会贯通,否则可能永远浮在表面,或者学的就是外学,即不纯正的佛教。所以一开始避免走弯路,就要先把自己的东西放下,按照佛学本身的传统文本、思路和路线学习,这样的话可以少走弯路。当建立起基本的认知以后,再去融会贯通,实践发展其他的学问。现在有很多以凡解圣的东西,用世间的知识来解释佛法的文字或理论,这样只是当时有点用,但时间长了,还是不能解决自身根本的问题,不能解决真正的深层次的问题了,只能是满足自己对知识的一点求知欲。李长者的其他著作如《十门玄义排科释略》一卷、《眼目论》一卷,以及《十玄六相》《百门义海》《普贤行门》《华严观》及各种诗赋等现在均已经失传,这是很可惜的。《新华严经论》这部著作非常独特,他和前代的智俨大师、法藏大师以及澄观大师这些祖师对《华严经》的注解,还是不太一样的,他有很多自己非常非常独特的体悟,而这种体悟形成了他的文字见解。而且,李长者是在总摄全体佛法的基础上来著述的,在接下来的正文学习中,我们会发现他把整个《华严经》《方等经》《解深密经》《妙法莲华经》《涅槃经》等经,统一进行比较,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对《华严经》和华严宗的一种理解。在我看来这就是对圆顿教的理解,如果从华严宗的五教判教来看,他属于大乘顿教,和禅宗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有个特点,并不偏空。因为华严宗从来不是偏空的,而是空有不二、圆融无碍的整体法界。我自己感觉到李长者是把这个圆顿的义理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讲得非常详细。有的人写的著作像百科全书,只要能找到的所有内容,他都分门别类地容纳在一起,但是你会发现他的这个百科全书实际上有90%是别人的东西,他只是罗列了出来,属于他自己原创的并不是很多,无非是他成立了一个框架而已。但是有天赋的、天才性的作者,或者说真正有证悟的人,他是不一样的。可以说,他所写的著作中90%都是自己本心智慧的一种流露,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三十是引用别人的思想框架体系或者一些知识性的东西,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要学什么?当然从知识的角度来讲,要写文章,做学术梳理的话,找非常偏的一个词、一个人来研究,你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从学术发展来讲这也很有必要。但要,如果想要把握佛法的全体、佛法的精髓、佛法的核心,或者想要超越文字达到一种现量、三昧或者智慧心,要激活自己本有的智慧本心的话,那就需要找类似李长者《新华严经论》这样讲得比较透彻的文本来仔细学习。同样,读经也是如此,要读圆顿教的经典。
[1] 云居散人马支纂录《释大方广佛新华严经论主李长者事述》:至大历九年二月六日,有僧广超,于逝多兰若获长者所著论二部,一是《大方广佛新华严经论》四十卷,一是《十二缘生解迷显智成悲十明论》一卷。传写扬显,遍于并汾。广超门人道光,能继师志,肩负二论,同游燕赵,昭示淮泗,使后代南北学人,悉得参阅。论文宗承长者,皆超光二僧流布之功耳。[2] 《五灯会元 (第19卷)》:时张无尽寓荆南,以道学自居,少见推许。师(圆悟克勤)舣舟谒之,剧谈华严旨要。曰:“华严现量境界,理事全真,初无假法。所以即一而万,了万为一。一复一,万复万,浩然莫穷。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卷舒自在,无碍圆融。此虽极则,终是无风帀帀之波。”公于是不觉促榻。师遂问曰:“到此与祖师西来意,为同为别?”公曰:“同矣。”师曰:“且得没交涉。”公色为之愠。师曰:“不见云门道‘山河大地,无丝毫过患,犹是转句。’直得不见一色,始是半提,更须知有向上全提时节,彼德山、临济,岂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复举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无碍法界。师又问:“此可说禅乎?”公曰:“正好说禅也。”师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里在,盖法界量未灭。若到事事无碍法界,法界量灭,始好说禅。如何是佛?干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净偈曰,‘事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趂出婬坊,未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公曰:“美哉之论,岂易得闻乎?”于是以师礼留居碧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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