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调查（一）-6

莫斯科，2016年10月

中

金娜在说每句话时都不由自主地抿一抿嘴唇。她的双眼一动不动地盯在一个想象的点上，将她带离了当前的时刻，带离了这个迷你办公室和二十一世纪新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莫斯科。她静默了好一会儿。随后开始了她的讲述。“那是在1975年，我刚刚被任命为档案局‘机密’部主管。这个职位和其他任何一个都不同，接手的都是一些关于我们国家的历史，也就是苏联历史的机密文件。在那个时候，国家运转得非常完善，我们并不缺乏素质优秀的人员。按照惯例，应该由我的上一任来跟我沟通一些基本信息，帮助我顺利交接工作。但奇怪的是，从来没有进行过这个环节。”前任主管就像消失了一样，一走了之，毫无踪影。就好像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一样。如今就连他的名字，金娜也想不起来了。他是发生了什么事吗？是突然调到了另一个部门吗？遭遇了一次事故，还是生了很严重的病？金娜从来都不清楚，也从没问过。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有人凭空消失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关于他的记忆会就此在群体中被抹去，而出于生存的本能，周围的人也不会对此妄加猜疑。在那个70年代的中期，金娜并不打算扮演女英雄的角色，她的前任主管既然找不到，那也只能算了。没有了他，自己也总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我当时是迫不及待地想了解自己负责的是哪些类型的档案。我记得，当时进入新办公室的时候，我在那儿找到好几个保险柜。钥匙是安保部门交给我的，这样我就能打开它们了。”直至今日，这些巨大的保险柜依旧完好无损地摆放在“加尔夫”局的众多房间内。它们隐藏着些什么呢？但所有我们提出想了解它们的请求都没有得到回复。或许它们仅仅是些空箱子而已，它们待在那儿只是因为搬起来太重了。1975年，金娜的保险柜真的派上了用场。“里面有很多文件，也有一些物品。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些物品一件都没有清查过。没有任何编码、记录号，也没有被分类。换句话说，它们就是不存在。”换作其他人，当时可能会很快把所有这些都放回保险柜里，然后把这件事情抛之脑后。而金娜没有。“我就是很好奇，一点儿都不害怕。为什么会觉得害怕呢？我没有做任何违禁的事。我找来一个女同事协助我，我们两个就开始清点这处宝库。一些物品被包在布里，有的大，有的小。当我把最小的一个打开时，两个人都被吓到了。那是一块人类的头骨。”

她的讲述被一阵奇怪的金属声打断了。声音朝着金娜办公室的方向靠近。是尼古拉。他推着手推车进来了。正是那个肤色苍白、在查看头骨时吹毛求疵的尼古拉·伏拉迪米尔塞夫。还差“加尔夫”局的女局长，我们就又齐全了。金娜并不惊讶。她站起身，让我们跟着她走。余下的交谈是在我们半年前看到头骨的那间一楼会议室里进行的。没有一丝问好的意思，也没有为打断我们的会面而道歉，尼古拉推着他那滑稽的小车又跟了上来。推车轮盘撞击着方砖地面，声音回响在整个沉寂的过道中，听着就像是一台运转着的可怕机器。到了那个有着长方形大桌的会议室，金娜找了个位子坐下，让我们也坐下。尼古拉把小车停放在一个角落，然后从中取出一些极其陈旧的文件，还有一大块厚棉呢布。整个场面悄无声息地进行着。金娜用手势指引她的同事，告诉他应该把这一堆杂物放在什么位置。文档放在桌子尽头，旧呢布就放在我们面前。“喏……我找到的所有东西都在这儿了。”金娜告诉我们这个的时候，她的同事动作流畅而优雅地将呢布打开，露出了……一部分桌脚。“可以靠近些看。你们有这个权利。”尼古拉恢复了话语能力，甚至过于啰嗦。“这是另一个能证实阿道夫·希特勒死亡的证据，这是他扶手沙发木结构上残留的血迹。”

希特勒所用扶手沙发的木结构零块，上面显现着一些暗黑色的痕印。这是不是希特勒的血迹呢？

拉丽萨，“加尔夫”局的女局长，是否知道我们正在和如此有价值的历史物件共处一室？这都是她安排的吗？不是才怪呢。没什么事情能在不经过她准许的情况下被决定。尤其是在那个美国考古学家令人疑惑的桥段之后。我这次没让拉娜亮出她“人性因素”的招牌，而是直接向我们的两位朋友，金娜和尼古拉，展开了新一轮的提问。“除了头骨之外，确实还有些木头零件，”她证实道，“一开始把这些箱子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会是些什么东西。整理它们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这是一块阿道夫·希特勒的头骨。应该被转送到国家档案局’。就这样，我们不知不觉中推动了1945年以来最大的神秘事件之一的进展。”

对秘密的崇敬、对信息封锁的严密看管，以及对违背以上两条的情况施以惩戒，长期以来金娜的职业生涯可以这样简单地概括出来。尽管这名档案员当时并未供职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但她举止间俨然就是一副女间谍的做派。并非出于兴趣，而是义务使然。苏联档案局的工作人员都会根据他们的等级和职能接受当局方面的监察。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进入到了整个体制的中心：这里藏着各种不可告人的机密……谁管控这些档案材料，谁就可以将官方认定的历史重写，弹指之间，就能让锻造这段历史的传奇人物土崩瓦解。与其他众多国家不同，面对这样一个继续锁闭过往种种的俄罗斯，我们又怎会感到吃惊呢？如今，查阅档案资料的规定还是很基本的：一边是向公众开放的文档，另一边则是一些可能触及国家高层利益的材料。这一部分档案属于“保密”级别，没有高层授权是不能查阅的。或许也可以说，它们几乎永远无法被查阅。而俄罗斯国家档案的问题，就是它们全部都被归类在“保密”级别。

作为一名普通的档案管理员，金娜不得不接受这种被人遗忘甚至对未来毫无感知的生活。至少在1991年末苏联政府垮台之前都是这样。“苏联，那是另一个时代，另一种规范。”她说着撇了撇嘴，这是不满，还是一种怀念？“1975年，生活还不像今天这样。我是说心态方面，当然还有物质方面，一切一切……我们的工作中总是有很多规范需要遵守。还有很多‘国防机密’层面的东西……”这些规范中极其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对所有人都加以防备。同事、邻居，以及自己的家人。并且在向上级汇报时要尽量少些颠覆性质的内容。在档案局尽头的一个箱子里找到藏起来的希特勒头骨，这算不算颠覆性质呢？潜在意义上来说是这样的。发现这个之后，金娜再也无法后退。她得向上级呈报这件事。但很快，她发现部门中似乎根本没人听说过这块头骨。“我想应该只有我的前任主管知道这东西放在那儿。但是因为这人都失踪了，我始终没能对这件事有个确切的答案。”就这样了吗？金娜重新找出了希特勒的头骨，然后故事就此打住了吗？她没有得到任何嘉奖吗？加官晋爵，或是在一个荣誉市民专属街区拥有一座更大的公寓？“这些完全都没有。局长要求我对此闭口不谈。你们不会明白，你们两个都太年轻了。拉娜，您确实是俄罗斯人吗？您经历过苏维埃的体制，不是吗？”

拉娜什么都没忘记。苏联，她常常会动情地谈论起它，就像人们回想起久远的童年时代一样。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时也发胖变老了。拉娜出生的时候还是他在执政。那是1978年，在金娜意外发现头骨之后几年而已。“当时的风气着实十分特别，”年迈的档案员继续说道，“非常特别。一条发现头骨的消息，如果当事人不懂得保密的话，就可能会要了他的命。希特勒和他的头骨仍被列为‘顶级机密’级别。这么多年里，我始终没有违背保持沉默的义务。”尼古拉在我们面前摆放了一本相册。显然，这位女同事的故事，他应该早已烂熟于心，不以为然了。在相册里，许多张黑白照片被小心翼翼地粘着，边上用黑色墨水笔画了方框线。每张照片旁都注了或长或短的一段文字，仔细地手写而成。

1946年苏联就希特勒死亡作出的调查照片集。此处显示的是纳粹元首藏身地堡的安全出口。

拉娜向我翻译着照片旁的文字。“新帝国总理府入口……总理府花园……地堡入口……”我们手中拿着的就是关于希特勒死亡调查的照片报告，时间是1946年5月。一切都有了，地堡外围的景象、内部的景象，特别是犯罪现场，或者说是他自杀的现场。但是没有尸体。在照片中，据传希特勒临死前躺着的长沙发上面堆满了他的衣物。

正面、侧面、下面，没有一个角度被忽略。那几个扶手特别引起了调查方面的注意。于是，自然而然地，一些深色的痕印清楚地从长沙发的右边凸现出来。随后一页又陆续贴上了一些单独拍摄的沙发扶手零件照片。旁注中详细地写道：“沙发零件，上有血迹。这些被专门拆解下来的零件将作为确凿物证。”照片中扶手的形状和尺寸大小都与尼古拉带来的那些木头零块完全相同。“就是同样的东西，”金娜向我们确认，“苏联情报部门把它们从沙发上拆下来，好带回莫斯科。他们期望能对血液痕迹进行检测，以证实这的确属于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