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调查（一）-1

第一部分调查（一）

莫斯科，2016年4月6日

上

拉娜有些茫然无措。

通过她在俄罗斯高级行政部门内部的关系，我们获知最终会有所成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们的会面定在了11点，但在俄罗斯，这丝毫不能确定什么。走在去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路上，凛冽的北风狠狠地拍打在我们脸上。在俄罗斯，这里也被简称为“加尔夫”局，坐落在莫斯科的正中心位置，是档案收藏量最多的国家级机构之一，珍藏了从19世纪至今的近七百万份档案资料，其中大部分是纸质文件，也有一些照片和保密文档。而我们正是为了其中一份保密文档，才会冒着莫斯科严酷的气候和同样严酷的俄罗斯官僚做派前来。拉娜·帕尔申娜在俄罗斯并非毫无名气。身为记者和纪录片导演，这个年轻的女人时常受邀至电视台的摄影棚分享她的光辉事迹：对拉娜·皮特斯的新近采访。拉娜·皮特斯身无分文，是早已被所有人忘在脑后的老太太，多年来一直默默地住在一家由美国人出资建立的养老院里。她拒绝抛头露面，从不接受记者的采访。她的父亲，是一个叫作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的人，我们也管他叫斯大林。事实上，拉娜·皮特斯原名叫斯维特拉娜·斯大林，是他最宠爱的女儿。20世纪60年代，正值冷战高潮时期，她避难出逃，向宿敌美国申请了政治避难。从此，她便成为了那些不顾一切想要逃离专制政权的苏联人的象征。拉娜·帕尔申娜成功说服了这位孤僻的名门后人参与录制了一系列访谈节目。那是在2008年，这一成就在整个俄罗斯备受关注。近年来，斯大林确实又重新成为了莫斯科人讨论的焦点。拉娜·帕尔申娜对俄罗斯的行政体系和官僚模式轻车熟路。于是，她主动请缨，费了好一番功夫争取前去查阅那些敏感而又复杂的保密档案。

然而，在2016年4月的这个早上，我感觉到她有些忧虑。

我们与“加尔夫”局局长拉丽萨·亚历山多芙娜·洛戈瓦娅约好了见面。只有她可以准许我们查阅H档案。“H”指的就是希特勒。从进入“加尔夫”局的接待大厅开始，基调就已经定了。一个留着70年代弗雷迪·默丘里风格胡子的士兵要求我们出示护照。“检查！”他嘶哑地吼道，弄得我们好像是擅闯进来一样。拉娜的俄罗斯身份证可以顺利通行，但是我的法国护照让整个局面变得有些复杂。这名警卫似乎对拉丁字母不太习惯，没办法读出我的名字。“Brisard”用斯拉夫字母拼写就成了“БPИЗAP”。于是，我就这样被登记进了他的当日准入人员名单里。经过了漫长的审查核对，再加上拉娜天使般的帮助，我们总算获准通过。档案局局长的办公室在哪儿？我们的问题让警卫很是恼火。他正在以同样的礼貌方式接待另一名访客。“直走到底，在右边第三幢楼后面。”回应我们的这位年轻女人没等我们致谢，就转身登上了光线晦暗的楼梯。“加尔夫”局就像是一座苏联的工人城，整体由数幢外观陈旧的苏维埃风格建筑构成，风格兼具构成主义和理性主义。我们一边在楼宇间穿行，一边试图躲开那一摊摊泥泞的积雪。“局长办公室”，远处一扇双开门上方的指示牌上，用大写字母这么标记着……一辆深色的四轮轿车挡在了门口。在我们距离那里还剩二十多米的时候，一位身材高大的女人急匆匆地从楼里走出来，旋即消匿在车座里。“这位就是局长女士……”眼看着这辆车飞驰远去，拉娜带着一丝绝望低语道。

10点55分，我们11点的会面就在面前兀然泡汤了。

欢迎来到俄罗斯。

“加尔夫”局总局办的两名秘书分工明确。一个和蔼亲切，另一个让人讨厌。“有什么事？”在语言不通，也就是在我不懂俄语的情况下，这句话里的生硬都很容易觉察出来。所以很显然，两个女人中更年轻的那位——不礼貌确实容易显露出哪一位年龄更小——就不是我们的朋友了。拉娜向她们介绍说我们是两名记者，她是俄罗斯人，我是法国人，我们此行是来和局长女士见面的，也是为了要查阅一样特别的东西……“你们见不到她了！”怀着敌意的秘书冷不防地给我们来了一击，“她走了，不在这儿。”拉娜解释说，我们看到了外面那辆深色轿车，也知道局长女士忘记了我们的会面并且从我们面前离开。她耐心地讲述着这一切，始终热情不减。我们在这里等着，可不可以？“如果你们觉得这样有意思的话。”女秘书说着便果断地走出了房间，手臂下夹着一叠文件，无声地表示对于我们占用她宝贵时间的不满。一台瑞士布谷鸟挂钟被高高地安置在办公室的上方。钟面显示11点10分。另一名秘书默默地听着她同事的发言，但愧疚的神情没有逃过我们的眼睛。于是，拉娜向她走去。

在克里姆林宫总统府有一次会面。女局长的记事本里并没有预先备注。但是显然，一旦总统或者内阁部长发声，任谁都必须速速赶来。态度比较亲切的秘书一句一句地小声解释道。尽管她透露给我们的消息并不乐观，但她温柔的声音却令我们深感宽慰。至于她回来的时间，谁知道呢？！反正她是不知道。这次的临时召见是因为我们吗？“不是。怎么会跟你们有关系？”

已经过了5点。耐心终于得到了回报。就在刚刚，一个硬板纸模样的盒子在我们的眼前打开。在里面，它就在那儿，非常小，被仔细地存放在一个内饰盒子里。

“所以，这是他？真是他，对吧？”

“对！”

“是的，她说是的。”

“谢谢，拉娜。那么这就是他留下的所有东西？”

“对！”

“这不用翻译了，拉娜。”

从近处看过去，这个内饰盒很像一个装信息磁盘的盒子。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装磁盘的盒子。希特勒的头骨被保存在一个磁盘盒里！说得明白些，这是一块俄罗斯当局所认定的希特勒头颅骨。斯大林的战利品！这是苏联和俄罗斯所保守的最完好的秘密之一。对我们而言，则是为期一年的等待和调查的告终。

只要对当时的场面稍作想象，便能理解我们心中生出的那种怪异的感觉。一间足够容纳十多个人的长方形办公厅。一张桌子，也是长方形的，深色漆木料。在墙上，挂着一套红框玻璃罩面的素描画。“这是当时的老海报。”她们向我们解释道。这些海报出自革命时期。这里说的革命即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1917年11月的那一场革命，不过这也要看用的是儒略历还是格利历。海报上画了一些肚子瘪平但神情骄傲的工人。他们面向世界，用强有力的臂膀竖起了一面猩红色的尖形旗帜。一个资本家，人民的压迫者，与他们在街上相遇而过。怎么看出他是资本家呢？因为他穿着一件奢侈的外套，戴着一顶大礼帽，还挺露着圆滚肥硕的肚子。他的气息中透露出的满足感，与强者面对弱者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毫无二致。在最后一幅海报上，戴礼帽的男人身上的那份高贵感荡然无存。他仰面倒地，头被一把巨大的榔头砸碎，那是工人的榔头。

象征，又是象征。无论你再怎么强势，终归要接受被打败的命运，脑袋被俄国人民的抵抗所碾碎。不知道希特勒有没有看过这些海报？肯定没有。

希特勒也一样，最终被苏联人取走了性命，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头颅。

让我们重新回到刚才那个画面。

这个小房间，“加尔夫”局一楼漫散着革命残迹的会议厅，就在我们耐心等待局长拉丽萨·亚历山多芙娜·洛戈瓦娅归来的那个秘书办公室的旁边。一位体态丰腴、五十来岁的女性，让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她威严高大的身形。淡然平静的神情和自然流露的魄力让她在莫斯科的行政官员中显得十分出众。从克里姆林宫回来，她便径直穿过秘书房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完全没有看到我们。拉娜和我则坐在那里仅有的两把扶手椅上静静等着。一株巨大的菩提绿植横亘在两把椅子之间，蛮横地侵略着我们原本就不够的空间。即便她精神集中，步履匆匆，仍然不太可能注意不到巨大绿植旁的这两个人。时间已是下午四点。我们立刻站起身来，重拾希望。电话铃刚才响了。“在隔壁房间吗？那个会议室？三十分钟之后……”善良的女秘书在听筒里重复着她收到的指令。拉娜微笑着向我斜过身子。电话里说的是我们的事。

一片寂静中，女局长坐在了那张长方形大桌子的尽头，身边站着两个毕恭毕敬的雇员。右边的女人年纪很大，看起来似乎已经退休多年。左边则是一个如同从布莱姆·斯托克小说里走出来的、鬼魂一般消瘦的男人。女性名叫金娜·尼古拉耶芙娜·诺考托维奇，是特别宗档处的负责人；男性名叫尼古拉·伊戈尔维奇·伏拉迪米尔塞夫（人们叫他尼古拉），是“加尔夫”局档案保管处的负责人。

尼古拉轻轻地把一个大纸板箱放在女局长的面前。金娜帮着他一起掀开了箱盖。两人随即退后，双手背着，直愣愣地看向我们。对我们而言，这两名准备介入的观察员的态度中充满了警示意味。拉丽萨始终保持着坐姿，双手放在纸板箱的两侧，就像要保护它一样，然后邀请我们来看里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