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70年代的韩松落,1995年开始写作、发表作品,主要写影评、乐评、歌词,是一位很活跃的专栏随笔作家。然而,写了十八年专栏文章的韩松落,慢慢发现,他想要表达的东西,通过专栏随笔已经不能得到充分表达,得换一种既能隐藏又能袒露自己并且更有创造性的载体。他开始写小说。2023年3月,他的首部中短篇小说集《春山夜行》由译林出版社出版。2024年,又是3月,又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晚春情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韩松落的中短篇小说出炉后,在文坛引发瞩目,得到不少荣誉。比如《鱼缸与霞光》曾获2023《收获》文学榜中篇小说榜榜首。《天仙配》获第二届“短篇小说双年奖”首奖。
韩松落
出生在新疆,生活在甘肃的韩松落,四十余年的人生,都以西北大地为底色。这种底色也深刻浸润到他的文字里。故事发生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风土人情,全都在西北的小城为蓝本。小说中的普通人,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境遇里辗转,在碧野、行春山、过沙漠,自觉或者不自觉划出自己的命运轨迹。韩松落的小说笔调,色调冷峻又不乏温情,有真诚诉说的语气。仔细读之,仿佛能感受到旷野和凛冽的风,甚至能闻出西北秋天、冬天的那种苍茫气息:四五点钟天黑,木叶的苦味混合着河水的腥味,疏落的灯火在空旷的大地上,带着若明若暗的温暖。让人想到电影《隐入烟尘》……以至于有评论者称韩松落的小说堪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西部片”。
在《春山夜行》中,有一篇小说《天仙配》,受到很多读者的好评,讨论较多。在“天仙配”这个听起来很浪漫很神话的词语下,韩松落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令人唏嘘。少女索兰很早就显出“不对劲”:莫名其妙“失踪”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缘由。她的第一次出逃发生在青春期的年纪,随着她的回归和再次消失再次回归,父母最终察觉出她的“不对劲”。父母为她安排了婚姻。在婚姻初期,她好像恢复正常了,但后来她还是再次出现逃离现象……索兰对于其家人,对于读者都是一个谜。她就像生活中会出现的那种被指指点点,被议论,却终究无人理解的人。索兰去世之后,她的丈夫收拾她生前的物品,其中有她四岁、八岁、十岁、十八岁、二十二岁的照片;有她画的石头,画草原花海中的一个女孩,画被风掀起的窗帘,画举着花在宇宙里行走的人;还有她的病历,她的衣服、药盒、收藏的帆布袋,一沓电影票,旧书里干枯的茉莉……这是她正常的生活见证,是她活过的一生,是她看似与别人没有两样的人生,而她的悲哀在于,她的心,没人进得去。在收入最新小说集《晚春情话》的《鱼缸与霞光》中,也有一个“失踪”的故事:一九九六年七月,一位名叫李志亮的西北某工厂普通工人突然离家出走,留下一个纸条。他有点像挣脱鱼缸回归大海的一条鱼,从鱼缸走向大海,但却在周围人中引发一系列效应……
一个写过18年专栏随笔的作家,突然写起小说,他的体验如何?为何多次书写“出走”或者“失踪”的故事?西北人文地理对他的创作带来多大的影响?近日,封面新闻记者联系到韩松落本人,与他有一份交流和对话。
韩松落,70年代生人。1995年开始创作,作品见于《人民文学》《收获》《花城》《天涯》《散文》《大家》《小说界》等。2004年开始在《时尚芭莎》《看电影》等百余家媒体开设专栏,获2012《智族GQ》“年度专栏作家”。出版有《春山夜行》《为了报仇看电影》等,发行音乐专辑《靠记忆过冬的鸟:韩松落个人作品集》。出镜《跟着唐诗去旅行》《中国这么美》《文学的日常》等纪录片。担任平遥影展、澳门影展等多项电影奖评审。
对话韩松落:“我把春天当作标题,也当作一个写作主题”
韩松落
封面新闻:不少评论者在谈到你的小说时说,既有高超的故事叙述技艺,又有对现实生活的强烈关切。2023年,12月16日,第二届“短篇小说双年奖”在上海思南颁出,你的《天仙配》获首奖。评价说:“小说叙事果断,一气呵成,展现了作者成熟老练的短篇故事写作技巧。”这种小说技艺的练就,在你本人看来,有怎样的过程?
韩松落:之所以一直关注现实生活,可能因为我一直没有离开生活现场,没有离开西部,现实生活每天、每时每刻都像沙尘暴一样席卷我。我的小说写作方式,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在上一本书里,每篇小说的篇尾,都标注了写作时间,因此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我花在每篇小说上的写作时间太短。所以,这本书的编辑,觉得我最好不要标注写作时间,以免给人很轻率地进行写作的感觉。事实上,我写的每个故事,我都在头脑中演练很久,因为我觉得文字是有重量的,一旦写下来就很难改动,改动写下来的文字,简直像是拆迁,所以我宁可在它还是念头的阶段进行天马行空的演练、设计、组装。一旦我觉得想好了,写起来就飞快,我特别珍惜这种写得飞快带来的“一气呵成”的感觉。《我父亲的奇想之屋》只写了十天,但这个故事酝酿了三四年之久,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把这个故事调取出来,想一想该怎么推进,每天看到的新闻、故事和文;论带给我的启发,我都把它充实到故事里。真正写起来,就是往出来拿了,没有片刻停顿。
封面新闻:从《春山夜行》到《晚春情话》,你的两本小说集都带“春”这个词,而且都是在春天出版。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韩松落:也和我的西部人身份有关。西部的冬天,确实太漫长也太严酷了,以至于,每到冬天,我都怀疑春天其实是个幻觉。甚至于,我站在敦煌的洞窟前,在博物馆看简牍的时候,以及在酒泉的烽燧遗址里摸墙上的洞孔的时候,首先想到的问题都是,古代的居民们、匠人们、士兵们冬天怎么取暖。所以,一旦春天来了,那真是全身心的解放,一年一度的身心解放。我甚至能想到,古代敦煌的匠人,看到洞窟前杏花打苞的时候,都松了一口气。所以我把春天当作标题,也当作一个写作主题。所以我在这本书的采访视频里说,所谓地理学,其实是心理学。我相信我喜欢的段义孚先生也会同意我的看法。
封面新闻:你的文学作品中的西北地理特色也很迷人。对你的创作来说,西北给你带来了什么?请您概括一下呢。
韩松落:丹纳的《艺术哲学》就在讲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我们《文心雕龙》里也有四个字,“江山之助”,段义孚先生的说法是“恋地情结”,西北塑造了我,通过了我,帮助了我。我想过写南方小说,海文化小说,好像也不是不可以,毕竟我有一半南方血统,也在南方生活过,但我说服不了我。我还是更喜欢西北的荒天野地,大片的植物,工厂废墟。
封面新闻:你以前出过一本影评书,现在担任平遥影展、澳门影展等多项电影奖评审。现在电影精品比较少,耐得住品味和欣赏的也少。很多好片都是老片子。现在似乎是人人都可以拍视频时代,作为精品长视频的,你如何看待电影的存在?你对电影的热爱有怎样的变化?
韩松落:我更愿意把电影看作一种观念,一种方式,甚至一种人际关系,至于它是以大银幕小银幕或者移动屏幕的方式呈现,我都觉得不重要,电影的物理形态不重要,电影的观念很重要,电影在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很重要,电影促成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很重要,电影甚至可以是你自己。小说也是这样,可以是网文的方式,可以是期刊文学的方式,可以是小说,可以是诗,也可以是剧本,可以是自供状,可以是谜语,可以是流水账,也可以是你对你自己的修复和纠偏,甚至可以是你和你的生活。只要是有创造性的。电影和文学早都融入到人类的生活里,成为我们自我塑造时最重要的方式。总有人说,文学死了,电影死了。但其实是因为它们变成了更为深广的存在。
不停书写人的流沙状态 因为“命名就是治愈”
《晚春情话》
封面新闻:你有好几篇小说都有“出走”这个主题,为什么会这样?
韩松落: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的,但“出走”和“失踪”对生活在西部的我来说,是生活里最经常发生的创痛,也是持续一生的创痛。小时候,身边的邻居和伙伴,经常会消失,因为他们多数是新移民,在时代发生变化之后,还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去。青年到中年时期,身边的朋友,也在不断消失,他们要离开这里,去大城市,去钱流动更快的地方,有更多可能的地方。地理和时代的因素叠加,让我的人际关系呈现一种流沙状态。而且,之前的时代,人一旦离开,就杳无音信,和失踪一模一样。所以,我不停地写失踪,写我所陷入的流沙状态。
封面新闻:不管是从上一部小说集《春山也行》,还是这一部《晚春情话》,我发现你的小说里,对人精神世界里面比较脆弱的部分,尤其是比较难以厘清、晦暗、幽暗不明的部分,有深入的探索并给予艺术化的呈现。这部分是让我觉得,在目前国内的中短篇小说中,是非常独特。我们很多人都能感知到,现在这个时代节奏快,变化快,不确定性大,人的精神比较脆弱,在这状况下,文学的表达、叙述以及被阅读,可以适当缓解人的这方面压力。文艺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因为亚里士多德说的文艺具有的“宣泄”或者“净化”功能。对此,您自己是怎么想的?
韩松落:有位读者在短评里写:“这本书精神病症浓度过高,注意避让。的确,这本书里,除了《春山夜行》,其余各篇,明的暗的精神病症案例很多,几乎每篇都有。其实我觉得我16岁到30岁这个阶段,也并不是那么正常,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与自身那些非理性的,晦暗不明的事物共存。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从小就对心理学非常感兴趣,十四五岁就开始读弗洛依德,摘抄做了一大本。在读小说的时候,我也更愿意沉浸在那些有精神结构和精神线索的作品里。我和朋友合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也和精神分析有关,叫《失眠症》。我们这个时代,脱实向虚的结果之一,大概就是人的脆弱、迷失和无所依附。这种时刻,对精神现象的观察和呈现,应该是很有必要的。很多时候,命名就是治愈,命名就是抑制,一个人,一旦知道自己的症状,非我独有,而且是被命名的,被观察着,或者被照顾着,一旦知道了这些,就已经得到了治疗,特别是自我治疗。“宣泄”或者“净化”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感恩专栏时代获得的写作锻炼
“没有一个字会是白写的”
《晚春情话》
封面新闻:比起写专栏随笔,小说这种体裁对你来说,有怎样特殊的魅力?比如说,让你的表达更充分?小说的艺术能量更大?你的体验如何?
韩松落:专栏随笔是服务性的创作,要完全隐藏自己,甚至“取消”自己,让自己完全公用,最大限度地成为最大公约数。在构想和写作的时候,就要充分考虑平台和编辑的需求、处境,甚至版面需要的字数,更要代入读者的立场,给出阅读的理由。这种服务性,我认为“谋杀”了它的创造性。比如,当年的某些时尚类的杂志,在约稿的时候,会给出非常具体的格式,具体到每段的字数,第一段给出观点,第二段展开,第三段要有几个例子,诸如此类。对我这种利他型来说,这是雪上加霜。
而我心目中的真正的好小说,首先要高度利己的创作,特别是我所比较喜欢的诗体的或者诗性的小说,更是要高度利己的,要四通八达地取悦和激发自己,要隐藏自己又袒露自己,并充分地渴求创造性。它也有服务性,但它的服务性首先是建立在创造性的基础上,它的创造性才是它的服务性。这对我的写作,对我个人的存在,对我取悦自己的方式,都是纠偏。我在小说创作里,修复了“自己”,重新找到了我的存在感。
封面新闻:很多人写随笔散文写得很好,但是不一定会写虚构小说。但是你却能两个领域都做得很好。你的小说跟你的随笔虽然有相通的地方,比如那种深思的气质,但是总体差别是很大的。你的小说故事性很强,而且模糊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一开始你也是小说的,后来中间有很多年去写随笔。回归写小说的契机和考虑是怎样的?
韩松落:我以前写的随笔散文,和文学杂志上的随笔散文,是有很重要的区别,更侧重于事实的描述或者重述,并且要引出观点,其实更接近非虚构。这对我影响很大。非虚构由此也成为我小说方式的重要来源之一,我小说写作的其余几个来源是诗歌和通俗小说。我没有上过大学,没有经历过论文训练。媒体写作帮我解决了资料准备和采访调查,以及搭建结构的能力;我在很多小说写作中,把场景和动作、心理状态混杂在一起的写法,来自非虚构;语气和视角迁移的方式,来自非虚构;包括在写作的时候,提前考虑到读者的反应,自觉引入社会评价的做法,也来自非虚构。所以,没有什么经历是无用的,所有的经历都有用——在创作领域,当然,前提是,要深切地认识到并身体力行一件事,那就是小说写作没有固定的范式,怎么写都可以,任何要求你怎么写的,要写成海明威或者卡佛,或者要把段落写得像波拉尼奥,或者不能寓言化,不能采用古龙体的,要回避心理描写或者要尽可能多地给出心理描写的,等等等等,都必须要回以嘲笑。
媒体专栏写作,帮我解决了年少时没有能力解决的事,那就是搭建结构,包括故事结构和精神结构,特别是精神结构。是媒体专栏写作中对观点的如饥似渴的要求,解决了我对精神结构的认识和设计。当年,我是因为意识到自己欠缺这个能力,暂停了小说写作,现在我之所以重新回来写小说,是我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了。我的媒体前辈曾对我说:“没有一个字会是白写的”。的确是这样。
封面新闻:进入文学的世界过程中,哪些作家或者哪些书是让你觉得给你带来启发比较多的?为什么?
韩松落:例如安妮·普鲁、卡森·麦卡勒斯、H.P.洛夫克拉夫特以及很多很多诗人,比如惠特曼,他的“罗列”手法被我反复用在小说里,我的小说《天仙配》最后那段,罗列逝者的遗物的写法,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还有意象派的那些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D.H.劳伦斯等等,他们教会我怎么组织场景,调配色彩,让物与物、色彩与色彩之间产生联系和旋律,还有特朗斯特罗姆、德里克·沃尔克特、安妮·卡森,等等。我的很多小说念头,很多场景,是在读诗集的时候蹦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的写作来源需要补充的时候,通常会去读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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