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乡村｜“父亲原乡”的龙年春节：变迁的年味与乡愁，以及两代人的打工史

天色渐渐暗下来，邓家院子隐没在大巴山的暗影里，与大山融为一体。

这个地处四川大巴山深处的院落，被誉为“父亲原乡”。40多年前，年过而立的画家罗中立回到熟悉的邓家院子，用超写实的手法创作出巨幅农民肖像油画《父亲》，一时轰动全国，成为中国当代美术史上具有“时代坐标”意义的作品。

2024年，龙年春节前的一个月，罗中立像往常一样回到邓家院子，请厨子做坝坝宴招待乡亲们吃饭。当年邓家院子的一群壮小伙，如今都已年届八十，而他们的下一代甚至孙辈早已陆续离开村庄迁入城市，在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同时，身后的村庄也越来越远……

邓家院子老房保留在院落内部，新房建在院落外延

如今，罗中立曾住过的四合院和周边几栋土墙房，以“父亲原乡”记忆馆和民宿的形式保留下来。罗中立为记忆馆题字：“阳光正好，下地干活”。被命名为“父亲原乡”的邓家院子，已然成为时代的追忆和乡愁的驿所。

山里的冬天，寒气重，留在村里的老人们常常围着火盆坐着，闲聊几句，或是沉默着。

直到春节来临前的十多天，伴随着打工人的回归，邓家院子才变得热闹了些。

82岁的刘思秀一早就生好了火盆，火苗跳跃在木材上，嘶嘶作响。刚回来的年轻人也总会围坐过来，有关村庄的往事和外面的世界，在火盆边开始讲述与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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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往事

双城村位于四川平昌县驷马镇，邓家院子在村中一处山腰台地上。

这是一个以姓氏命名的传统地名，在搜索引擎上可以看到全国难以计数的类似地名。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当代美术史上具有“时代坐标”意义的作品《父亲》，其创作原型邓开选老人正是当年邓家院子里的一个普通农民。

1966年，罗中立18岁，到四川平昌县驷马镇双城村当知青，住在邓开选家里，刚到邓家院子的那个晚上依然清晰浮现在他的眼前……

“古铜色的面孔上，布满了沟壑般的皱纹。干裂的嘴唇，残缺的牙齿、稀疏的须发纤毫毕现……”巨幅尺寸放大了每一处细节，“一个人物头像的高清特写，如雄壮的山峦砥砺于两米多高的画布上。”1980年，画家罗中立回到熟悉的邓家院子，用超写实的手法创作了巨幅农民肖像《父亲》。

罗中立作品《父亲》

1981年1月17日，《父亲》荣获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轰动全国。学界如此评论这幅油画：“开辟了乡土绘画的重要战场，使乡土美术成为反映那个时代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历史参照与艺术史坐标。”

2024年龙年春节前的一个月，罗中立回到邓家院子，找厨子做坝坝宴，摆了十来桌请全村乡亲吃饭。过去几十年来，罗中立时常回到邓家院子，一住就是好几天，这里早已成为他精神上的故乡，艺术创作的源泉，“应该说我整个创作的素材都来自大巴山。”

罗中立跟大家许诺，八十大寿还要回村请客。当年邓家院子的一群壮小伙，如今都已是八十岁左右的年纪，那个挑水跑得飞快的城里来的知青，也早已有了画家、教授、院长等诸多头衔，但回到邓家院子，他依然是村民口中的“罗二”“罗二叔”“罗二爷”。

“我觉得绘画艺术最灵魂的一些东西，是回到自己的根上去寻找出路，所以我能够回来，也是基于这样一个起点和想法。”罗中立跟几个老人坐在刘思秀家一起烤火，木柴在火盆里烧得正旺，他们聊起那个夏天忙着收麦，早起挑水……

那时候的邓家院子，还保持着千百年来中国乡村的原貌。这个传统小村落只有10来户人家的，都姓邓。大家挤在一个大院子里，除了祖上留下的老房子，更多都是低矮逼仄的土墙房。

如今，罗中立曾住过的四合院和周边几栋土墙房，以“父亲原乡”记忆馆和民宿的形式保留下来。

邓家院子的“父亲原乡”记忆馆

改革开放40多年，包括双城村邓家院子在内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迁入城市。他们从工地、工厂开始做起，一步步在城里扎下根来。在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同时，身后的村庄也越来越远……

罗中立为记忆馆题字“阳光正好，下地干活”。被命名为“父亲原乡”的邓家院子，已然成为时代的追忆和乡愁的驿所。

“他们努力工作，追求自我，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迎来巨大改变。”罗中立目睹了这样一场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农民群体大量进城务工，村里面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当年生产队的一些壮劳力，如今都是七老八十的……

罗中立与《父亲》原型邓开选

平时，邓家院子不是那么热闹，除了三三两两的游客外，只有11个老人守着这个半山腰上的院落。他们已经没有力气种地，只在村道上缓慢踱步，遇到另一个老人就低声聊聊天气和过去。

大巴山里的冬天，寒气重，老人们靠烤火取暖。刚入冬的时候，从厦门回来的邓友诚用了一整天时间，把两棵枯树劈成木柴，垒在房子侧边的彩钢棚里，足够母亲刘思秀的火盆燃烧整个冬天。村里的其他老人也常过来围着火盆坐着，闲聊几句，或是沉默着。

进入农历腊月，围坐火盆的老人们心中又多了一丝期待：外出打工的儿孙，就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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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人的“打工史”

临近春节，驷马镇变得热闹起来。交警在场镇多个路口执勤，挂着全国各地牌照的车辆载着漂泊和疲惫，陆续回到大巴山的家里。

回到邓家院子的车多是厦门牌照。腊月二十五，大部分的年轻人已经回来了，但刘思秀的小儿子邓友诚三天前又坐大巴车去了厦门，他在厦门做泥水工，也承包一些劳务，他要赶到年前跟老板结账，也要给一些工人结算工资。

去厦门打工，在邓家院子已是两代人的历史。邓友诚夫妇俩1993年就出去打工了，两个儿子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中学毕业后也跟着去了厦门。

邓家院子村民的新房子

60岁的邓友明还在厦门打工，他进过工厂，卖过菜，开过餐厅，最终做到了泥水工的行当。他很早就把儿子带出去了，那时候儿子还在读小学，如今儿子的两个孩子也读小学了。儿媳是福建人，小两口没打算回村子生活。

双城村属于典型的大巴山地形，山高谷深，但紧邻驷马镇，不算偏远。邓家院子在双城村四组，离驷马镇有四五公里，位于半山腰的台地上。以前人们走路赶集，下山走半个小时，回来爬坡走1个多小时，如今公路通了，开车去驷马镇上不到10分钟。

四川电视台曾拍摄纪录片《山里的日子》，讲述了邓家院子1998年的乡村生活，罗中立回到村里，那群没有出去打工的庄稼人还没有老去，地里的油菜和水稻铺满梯田。邓开选的孙子邓友仁干练精瘦，种地是把好手，大女儿已经去了厦门打工，二女儿和小儿子还在上学也负责背草喂牛。村里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公路，把邓家院子与驷马镇连接起来。

纪录片《山里的日子》中的邓家院子

1999年的春节，在厦门打工的大女儿回来，邓友仁四处筹钱准备嫁女。小儿子天天投喂的小牛卖了两百多元，又找亲戚借了些钱，最终，他给女儿办的嫁妆和婚礼总共花了两千多元。女儿的婚礼办得很体面，通往镇上的土公路已经修通，男方开着小货车摇摇晃晃地接走了新娘和嫁妆。

20多年后的这个春节，邓友仁已经搬出了邓家院子，他在驷马集镇上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肺病拖垮了他的身体，他早已不再种地，爬三层楼就累得扶着墙喘气。大女儿已经在厦门开餐厅，大外孙女也已大学毕业，准备春节回来看他。这个种了大半辈子地的农民，在年过五十后随着长大的二女儿和小儿子一起，也去厦门打了10多年工。

邓家院子外出的打工人大都选择厦门。邓友明是这个目的地的“领路人”，他是邓家院子最早去打工的人，找到门路后又把更多人带了过去。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邓友明在内蒙古当过兵，退伍后在北方的河北、陕西、北京等地闯荡过。1992年，他决定去东边闯一闯，揣着100多元钱，带着4个老乡挤上一列火车先去温州打工，后来又辗转到了厦门。

从腊月开始，外出打工的村民便陆续回到邓家院子。82岁的刘思秀每天一早就生好火盆。火盆是一口大铁锅，放在一个铁支架上，火苗跳跃在木材上，嘶嘶作响。

刚回来的年轻人也总会围坐过来，有关村庄的往事和外面的世界，在火盆边开始了讲述与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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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之路”

邓克军至今记得四合院里的童年，六户人挤在逼仄的四合院里，贫苦而嘈杂。农忙季节晒粮食，一个不大的院坝分成六块，“谁多晒了一点面积，都会发生争执。”2002年，父亲邓友诚回来，揣着两口子用了近10年打工攒下的钱，修起了邓家院子的第一座楼房。新房修到了院落外延的公路边，上下三层，与当年的土坯墙形成鲜明对比。

罗中立对邓家院子的变化有着深刻的感受：1966年到邓家院子时，整个驷马镇都是庄稼地，站在山上可以一直望到山下。他还画过上世纪70年代的《收粪的农民》，大年三十的晚上，有农民为了给地里收集肥料，还蹲在城里的厕所门口等着掏粪……

罗中立《父亲》系列手稿《守粪的农民》

但这个冬天，罗中立再回到邓家院子，已找不到可以鸟瞰驷马镇的地方。到处长满郁郁葱葱的树，当年上山的小路也已经被杂草和灌木覆盖，“从村里生态环境的改变，就已经说明了大部分农民已经不再依靠种地过活。”

但第一代外出务工的农民，只想到终有一天还会回村种地，挣到钱后大多还是回家盖房。很快，邓家院子陆陆续续都建起了楼房，改造成民宿和“父亲原乡”记忆馆的老房子处于院落内部，12栋新楼房分布于院落外围。

纪录片《山里的日子》中的1998年秋天，村民对修公路满怀热情，有人说“公路修通了，修房子就方便了”。那时候大多数村民还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可以在城里买下房子，可以在外省落户扎根。

邓大荣的大儿子邓友平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镇上做泥水工，后来到县城一家建筑公司打工。直到2003年，他终于决定把自己的手艺带到厦门，“因为那边的工价更高”。

邓友平和妻子打算还要再去厦门干几年

2011年，他靠着多年打工积攒的财富，在成都给儿子买了一套房。他原本打算在厦门买房的，第二天就要签购房合同了，妻子何春兰坚决反对，理由是离老家太远。

如今，整个邓家院子的12户人，基本上都在镇上或城里买了房。深圳、成都、绵阳、达州，乃至驷马集镇，均有邓家院子的人买房。他们中有通过两代人打工挣下的，也有通过读书走出去的。其中一户村民的孩子读了大学后在深圳工作买房，成为了村民口中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励志故事。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我国1978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处于17%-18%之间，改革开放推动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党的十八大后，我国城镇化又进入提质发展阶段。国家统计局2023年末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6.16%。

邓家院子的“剩余劳动力”一开始迈向工地和工厂，只是为了讨生活。他们住在工厂宿舍里，住在工地上，或者住在房租最便宜的城市角落里……他们吃了很多苦，终于一步步在城里扎下根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也逐渐成为某个城市的“新市民”。

今年春节前，邓克军和父亲邓友诚早早回来，是为了装修成都的新房。两代人在厦门打拼多年后，计划在这个春天可以搬进城里的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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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去的村庄和心事

腊月二十五的傍晚，几个老人在刘思秀的火盆边坐着，聊着家长里短：某家儿子又离婚了，某个老人又生病住院了……

55岁的邓秀英刚刚从广东回来，在刘思秀的火盆边短暂地坐了一会儿，又赶紧回去收拾屋子。她说“翻了年不打算出去了”，就住在娘家，陪伴一下身体不好的父母。

邓秀英的父亲邓大明身体一直不好，母亲李家容又重感冒住进了驷马镇上的医院。回来这几天她忙得“脚不沾地”，每天家里医院两头跑。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了，继续在外打工还是照顾老人，成了她必须要做的选择。

76岁的刘国玉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她觉得这不仅是自己的事情，更是孩子们的事情。去年下半年，她去做了一次白内障手术，是孙子专程从厦门赶回来陪她去做的。她揪心的是既麻烦了孩子，又花了钱。邓友军春节回来，每天忙里忙外，把能做的活都做了，他说这样父母在家可以少做点。

十多年前，刘思秀去过厦门，那是她第一次出远门。如今，她和老伴留在村里，三个儿子每年分别给生活费，幺儿邓友诚过年前回来，又买了个衣柜搬进他们的卧室，她说现在“吃不完穿不完”，就是身体不好了。

这个大巴山里寂静的村庄渐渐“老”了，开始变得心事重重。双城村党总支书记周银平介绍，邓家院子所在的双城村，户籍人口2600余人，平时留在村里的只有五六百人，老人占了大部分。

作为邓家院子里的“青壮年”，60多岁的邓开学很少跟其他老人一起烤火。因为“年轻”，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父亲原乡记忆馆”的保洁管理员，除了接待参观者，每天还要打扫场馆内外的卫生。他小儿子安家成都，大儿子在外打工。他说儿子们也不容易，负担重，他还能干活，就要替孩子们分担一些。

火盆里的火燃得很旺

60岁的邓友平计划还要在厦门干几年，一家三口包活干，他和儿子贴砖，妻子做小工。去年，他们挣了40万元。邓友平说在那边一早起来，有活干，每天都有劲。他对自己的手艺很自信，也庆幸儿子在这一行里干得不错。

但邓友平原本希望儿子邓克伟好好读书，以后可以有一份更轻松的职业。其妻何春兰说，“只要读，不管读到哪里都要送，但儿子在读书这条道路上并不争气。”

在何春兰看来，儿子上初中后成绩下滑，是因为没人管。他们将儿子带到厦门读书，但底子太差，读书还是不行，初中毕业就没有读书了。

儿媳在成都照管两个孙子上学，两个孙子一年数万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邓友平夫妻俩负责——他们又对孙子这一代开始了“教育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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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与不回的故乡

两年前，邓友明回老家修了新房，一栋明亮的三层楼房，是他计划回家养老的投资。楼房前筑起小院，虽常年没在家，但门口还是种了花草。

邓友平也觉得自己终究要回邓家院子养老——这里有自己亲手建的房子，自己熟悉的环境，这里永远是自己的根。他甚至认为儿子将来也应该回到村里，毕竟儿子是在村里长大走出去的。即便很早就给儿子在成都买了房，但他至今还让儿子把户口留在村里。

至于两个还不到十岁的孙子是否会回村，邓友平不知道，毕竟两个孩子从小就在城里生活，故乡在他们的记忆里没有任何痕迹。“他们将来想回来看一下，就回来看一下。”

虽然一直在外打工，但邓友平一直关注着老家的发展。每次回村，他都会在村里逛一逛，仔细打量曾经熟悉的村子有了哪些变化。他记得当年坐大巴车出去打工的辛苦，坐火车买票的艰难，到后来坐飞机，坐动车，再后来买了车开车回家……20年来，他以不同的方式往返于远方和老家，回想起来感慨万千。

如今，邓家院子几乎家家都有了小汽车

宁静的邓家院子，与外面的距离确实一直在缩短。1998年，从镇上进村的道路还是一条机耕道，直到2014年，这条公路才被硬化，之后又连接到邓家院子。2022年，这段道路又进行了加宽、铺设沥青路面。

讲到村里的发展历程，这条乡村公路成了一段“时间轴”。双城村党总支书记周银平说，近年来双城村基础设施大为改善，村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买了小车的家庭至少达到了30%以上。

2021年底启动的“巴山美村·父亲原乡”项目，重新定义了双城村的发展。按照规划，双城村先后建起乡村记忆馆、《父亲》原乡文献馆、乡土技艺农创馆、乡愁艺宿等乡村文化体验区。邓开选当年居住的邓家大院，如今已经改造为父亲原乡记忆馆，闲置的春风小学和周边农房也摇身一变，成为乡村会客厅和乡村院落式民宿酒店。

周银平说，《父亲》这幅画无疑是双城村的核心IP，每年都有不少美术学院的师生慕名前来写生。越来越多的游客从城里赶来，他们在老院里看画展、喝咖啡，在百年前的吊脚楼里泡温泉。

为解决村里闲置的土地，2019年，双城村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村里的几十亩闲置土地，种过油菜、辣椒等。周银平坦言，合作社至今还没有盈利。但这种模式还是带来了“边际收益”，流转土地让村民得到了土地租金，也让一些村民在合作社上班挣到了工资。

村里的农田

周银平说，村上的合作社又新承租了几十亩土地，配套乡村旅游发展乡村特色农产品，目前主要种了油菜，既吸引游客，又能产出油菜籽。村里此前还有数百亩土地流转出去，承包给了蚕桑养殖户。他希望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可以建设更多高标准农田，这样可以普及机械化耕作，降低种植成本。有些外出打工的村民年纪大了，以后还可以回家经营土地，“如果从机耕、播种、收割都实现了机械化，种地就变得容易多了，也不需要太多劳力了。”

回村已经十多天，邓友平每天都睡得很踏实。出去几十年，再回来村庄已是另一番模样。但他还是很享受这份久违的宁静，空气好，偶尔传来的狗吠鸡鸣，都是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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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年味的变迁

不知从何时起，山里的年味，要从回村的第一辆外地牌照车算起。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这个普通的小村落，跟中国西部任何一个劳务输出地区的村落，都有着相似的模样。很多年轻人外出务工，村里居住的主要是老人、小孩，平时清静得很。

打工，给家庭亦或是村庄带来的改变显而易见，邓家院子十多户人家，几乎家家买了小车。邓友平说，现在过年不再像过去那样意味着可以吃一顿好的，穿一身好衣裳，而是一年到头在各处奔波的家族成员终于能够团聚在一起，维系彼此之间的血脉亲情。

每年春节，他们三兄弟都要回到邓家院子陪父母一起过年，三个家庭轮流操办团年饭，今年轮到邓友平一家。除夕那天，三个大家庭几辈人一共坐了3桌。

腊月三十中午，邓友平一大家子吃团年饭

从厦门回来后，邓友平待在家里哪都不想去，但儿子和儿媳带着孩子自驾旅游去了，他觉得“年轻人过年的方式不一样了”。邓克军也在家里“坐不住”，有很多朋友要见。有时候吃完晚饭，朋友一个电话，他便开车赶去聚会了。

驷马场镇上，几家烧烤店的生意从腊月十几就开始逐渐火爆，营业时间延长到凌晨三四点，每天的营业额是平时的好几倍。一位烧烤店老板直言“消费的主力军回来了”。

邓友明觉得，淡化的年味跟大家都外出打工不无关系。父辈们在外地的城市奔忙，一年到头难得见一面，孩子们也随着父母在不同的地方长大，那种“家族氛围”就少了。

邓开学真切感受到了年味的变化。他说过去大家挤在四合院里，一家炒肉满院飘香。哪家有亲戚来了，每家都会提一瓶酒、端两个菜过去，和远来的亲戚好好喝一顿。散装白酒装在玻璃瓶里，然后温在开水中，一边烤火，一边喝着热酒，心里暖烘烘的。

“年轻人都出去了，这种传统也就不在了。”邓开学说，如今小家庭变成了大家庭，孩子们又挨着当门立户，过去那种“紧密的”关系便逐渐没有了。

村民置办年货，做“米筒”

“父亲原乡”记忆馆除了介绍罗中立和他的画，也收集了当地乡土文化的实物和文献。有人参观的时候，邓开学总是如数家珍地与人介绍。他说邓家院子是一个“老疙瘩”下来的，随着开枝散叶，很多东西年轻人记不得了。有年轻人感兴趣，他总是饶有兴致地讲起这些往事。

前两年，邓友明突然觉得有必要好好地团个年，他跟兄弟邓友兵商量，又约了堂弟邓友军，要一大家子好好吃顿团年饭。那之前的好些年，邓友明要不是没有回家，要不是回来太忙了，一直没有一大家子团过年。

春节来了，邓家院子一下比平时热闹了许多。腊月二十六晚上，已经八点了，刘思秀还不时地用火钳拨动架在火盆上的柴火，以便火烧得更旺一些。几个坐着的年轻人聊了一会儿天，他们吆喝着起身进屋。火盆旁边还留下老老小小七八个人，他们聊着家长里短，聊着外面的生活，笑声时时泛起。

一位老人感叹，“等过完年这些年轻人一走，又只剩我们这些‘老家伙’在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