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走向分权化的漫长时期

走向分权化的漫长时期

即便如此，事情似乎仍然只局限在亚洲的东方地区。然而，实际上已经扩展到比它更广阔的范围了。安禄山死后，在事实上继承其衣钵的史思明的新国家运动，以及向来依照中华观念被称为“安史之乱”的大动乱及其余波中，以西藏高原为中心形成“王国”或“帝国”版图的吐蕃，乘乱由西进发，一时占领了长安。唐朝变得有名无实，这在任何人的眼中都已经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了。然而，似乎从更加遥远的西方也有波涛涌来。据说在“安史之乱”时，曾有阿拉伯的军队为唐朝助阵。搜集汉文史料即唐朝一方不连贯的记载，结合当时中东伊斯兰的形势，从而提出这一新观点的，是将中亚、中东的历史乃至印度次大陆的历史也纳入研究视野的稻叶穰。回过头来看，在安禄山举兵四年前的751年，高仙芝统率的唐军在中亚西部天山北麓的怛逻斯河畔被阿拉伯·伊斯兰军打败。由此引发了众所周知的东西方两股势力间的冲突，伴随它的还有造纸术的西传。这场战役本身，对于双方阵营后来的历史几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只是常常被当做历史上的某种花絮来述及。可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另外，被认为出身朝鲜半岛的高仙芝，在攻打洛阳时败于安禄山的军队而死。唐朝方面，不仅招募回鹘游牧国和阿拉伯的士兵，而且还从不同种族、不同地区广招士兵。然而，正如反复提到的那样，对于安史一方，即使有什么援兵之类的“利敌”记载，汉文史料也基本不会言及。当时阿拉伯等国的军队是否只是响应了唐朝一方？这的确很难说清楚。前述吐蕃的进攻也真的就是单独行动吗？总之，用现代方式来说，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某种“国际战争”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后中东伊斯兰世界发生了大动荡。就是说出现了反朝廷的运动或者说“叛乱”并取得了成功，建立了名为阿拔斯朝的新型政权。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易卜拉欣得到什叶派的支持，成为反倭马亚运动的首领。以此为契机，向东部伊朗之呼罗珊方面的工作蓬勃开展起来。派去被解放的奴隶伊朗人艾卜·穆斯林，宣传阿拔斯王室的正统性。于是，组成了以呼罗珊的伊朗人为主的革命军，一时席卷了伊朗大地，向伊拉克发动进攻，击溃了倭马亚朝的军队，革命成功，于750年建立了以赛法哈为第一代哈里发的阿拔斯朝。顺便说一句，那次怛逻斯河畔的战役，就是很仓促地于第二年发生的。说到世界史上这次著名的变动，自然会带出与五年后爆发于东方的安禄山的新国家运动之间的关系。因为二者都是以伊朗系的人为主发起的革命运动。目前尚未见到直接记载两者关系的史料。但是，在呼罗珊，过去当萨珊帝国毁于阿拉伯·伊斯兰军的进攻之际，以其王族和贵族为主组成了“亡命政权”。结果政权并未得以维持，导致大量伊朗系的人们迁往更远的东方。唐朝统治区域内伊朗风格文化的流行，是在原有伊朗系、粟特系影响的基础上，再加上萨珊帝国解体的冲击造成的。可谓阿拔斯朝革命“发起者”的艾卜·穆斯林，在革命成功后继续控制着呼罗珊，很有可能已经建立了独立的“王国”。报达新哈里发政权的力量基本上是鞭长莫及。以伊朗人为主的这个“呼罗珊政府”，对于包括阿姆河以东旧粟特地区的中亚究竟具有多大的影响力呢？遗憾的是还无法确定。从这混沌的旋涡中，或许可以得知为唐助阵之“阿拉伯兵”的真实族属。西边出现了阿拔斯朝，东边出现了安禄山、史思明的新国家运动。西边成功了，而东边却以失败告终。然而，不论在亚洲的东方还是在中东、北非，新时代的门户同时在渐渐打开。东西方的这一互动现象，在东西方文献中还处在真空地带，很遗憾尚未发现确凿的证据。尽管如此，作为历史上极有可能发生过的事情，还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不好意思，为了确认这个标题想再做一番回顾。史思明推翻了势衰的安庆绪，兼并其势力，在范阳之地称“大燕皇帝”。这说明他认为这个“新国家”与安禄山、安庆绪的是一样的。他与契丹族的李光弼开战，于760年“收复”洛阳，定为都城。可是不知为何史思明自己又在洛阳发生了变化。他变得狂躁、蛮横，失去了人心。他欲立庶出之子，而与长子史朝义失和，为其部下缢杀。从大燕皇帝到入主洛阳、不可思议的变态、与儿子相争以及由此招致的暗杀，总共一年多的洛阳之梦，走过了与盟友安禄山太过相似的道路。说它是历史的巧合好呢，还是视为唐朝的记载中有意夸大事实的编造好呢？总之，唐朝从史朝义手中再次夺回洛阳是在一年多以后。如前所述，当时靠的也是回鹘军。唐之年号的广德元年（763）正月，被逐回北边根据地的史朝义因部下叛乱而自取灭亡。距离安禄山举兵过了七年多，一般认为“叛乱”就此结束。从所谓的王朝史观来看，也许可以这样说。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吗？“事情”就此结束了吗？在安禄山、史思明之前和之后，事态完全变了样。首先，在动乱中，频频新设节度使，他们作为独立的军事力量就此在各地割据一方。以河北三镇为首，世袭化了的中小权力转化成名为“藩镇”的军阀。唐朝一边与那些众多的独立势力和解，一边又必须在名义上保持超越它们的形式。总体上是外面穿着唐的外衣，而里面是在唐的“招牌”下已经形成多极化的“杂居社会”或“杂居公寓”的状态，而且处处都在蠢蠢欲动。“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唐朝自身已经非常空虚了。郭子仪这个曾经提供反攻安禄山据点、一直拥戴肃宗至代宗、德宗等唐室血统的军阀首领，成了实际的独裁者。他拥有党项族等自营的战斗力量，手握以“唐”为名的“地方政权”。唐朝的天子只是徒具虚名，即使何时为郭子仪及其同伙所取代也不足为奇。这种状况已成定局。总之，郭子仪所掌控的中等规模的军事政权，针对实力不相上下的各地军阀，只不过是想利用唐室皇统的旗号，在名义上占据优势地位。反过来说，郭子仪也好其他军阀也好，不用说安禄山了连史思明那样的实力都不曾有过。“安史之乱”以后的情况，可以概括为一帮不具决定力的人一成不变的畏缩不前。或许也可以认为是对“叛乱”的状况习以为常了。还可以说是名为节度使、实为“王”的人们分别占据了各中小“王国”。就是说，“割据”已成为一种体系。虽说如此，这是设定中华这一框架条件下的情况。实际上，无论是中华还是草原，都是以相互间没有高低之差、互不隔绝的形式在运作着。其中的决定因素，仅在于回鹘游牧国。名义上的唐“政权”及其名下独立集团的实体“国家”，事实上已经转化为回鹘的庇护国。唐朝方面在动乱中，为了笼络回鹘，签订了每年为其输出两万匹丝绸的协议。回鹘方面，在动乱后，很自然地派来使节团，在接受定额内丝绸的同时，还以带来的马匹另外进行丝绸的交易。将这样获得的丝绸，通过自己所控制的内陆通道转手进行国际贸易。关于这一点顺带说一句，社会上所谓“丝绸之路”的交易方式，也许可以说实际在历史上很少以顾名思义的方式进行。这固然有些挖苦的意思。可是，带来的那些马常常是老马、瘦马。一旦交易遭到拒绝，回鹘军队就会气势汹汹地前来征讨。而唐朝政府和下面各地的军阀，都无法抗拒。就这样的事情，过去人们很容易从唐朝的角度出发，指责回鹘的蛮横以及它给唐朝造成的不合理的财政负担。可是，也正是因为背后有了回鹘的军事力量，衰弱的唐朝才能继续存在。甚至可以说回鹘的威力乃唐朝的支撑。为了获得军事上的平衡而出资，其实质求的只是王朝的生存。这样看的话，所有的事情给人一种好像看底片中的世界的感觉。把颠倒了真实情况之明暗的图像当做历史事实的错觉，是非常可怕的。唐代后半期那个年代，真的就是“唐代”吗？如果是在文学史上，所谓中唐、晚唐的划分可以理解。而且，如果以唐王室及其周围为中心来看，的确会有唐代的感觉。这是因为正史和其他文献记载都是从“中央”的角度和价值取向被编写出来的。然而作为国家和社会，其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对此没有值得深思之处吗？回鹘这一决定性力量，在草原上建起了名为斡耳朵·八里的小城，首次将“城镇”这种东西引入纯游牧世界的地方，却始终未能直接占有中华地域和农耕地带。“安史之乱”时回鹘人的野心最终实现了对中华的间接统治，不过也许并没有形成夸张意义上的对农田和城市的自行管理。再多的推测，也只能是推测而已。在这个意义上，与匈奴帝国的冒顿单于和汉高祖刘邦在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同时满足于“属国化”的状态，如出一辙。突厥在北周与北齐争夺华北的战争中、在唐朝建国时，也只是期望华北国家的“属国化”。或许应该把它理解为草原国家的传统。就回鹘游牧国来说，如果能确实得到渔翁之利、立于唐朝皇室和中华各地乱立的中小政权之上、维持着自身的安全、还能扩大经济利润的话，也就足够了。它一一成功地避免了因安史建立的“大燕”国所形成的强大军事威胁、唐朝皇室的彻底复兴、突厥政权被推翻后不久又卷土重来等情况。和处于“玄宗王朝”下风时的东突厥相比，回鹘的优势人尽皆知。对于回鹘游牧国来说，这首先是值得满足的状态吧。那么，是否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言已成回鹘时代了呢？不是的，恐怕未必能下这样的断言。回鹘的优势，在缺乏令人满意的出类拔萃的强者、中小独立势力采取不同形式割据的状况中，终究只能说是相对的。即使具有彻底征服一切的“帝国”的力量，其目的也不在于独自统治亚洲的东方，而是要在连接草原和中华的“多极化”状况、其中多种势力宽松并存的那种世所罕见的时代中，享受惠顾自身的待遇。在草原世界，契丹和奚虽然与“安史之乱”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是开始显示出一种既不依靠唐朝也不依靠回鹘而是选择第三条道路的姿态。具体来说，就是他们把包括安禄山等人的“老家”即营州一带的地方，还有大凌河和老哈河流域至西拉木伦河一带的蒙古高原东南部的优良牧场，当做仅为自己所有的“固有地”，认真筹划着即将展开的自己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环视整个亚洲东方，当时以回鹘之对立者出现的，却是西藏高原上的吐蕃。吐蕃自“玄宗王朝”执政时起，就屡犯唐的西部边境。倒不如说，稍晚于唐出现的、此时好不容易迎来建国契机的吐蕃，为了把以汉字统称为“羌”的藏系人群聚集在一起，开始具体实施扩张领土的活动。附带而言，在这种情况下，该认为究竟哪一方存在“侵略”行为呢？或者说这个问题本身大概就没有什么意义。上文提到的混血儿大军阀哥舒翰，原来在对吐蕃的长期作战中崭露头角，声名显赫。而且其麾下正是包括藏系在内的多种族的部队。所谓的“以夷制夷”，往往被说成是中华国家传统的智慧，而唐王室本身就是出身拓跋鲜卑的地地道道的“夷”。那么，就此而论，这个著名的成语实际上也只能说是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的赘言。这一时期的中华和亚洲的东方，是个多种族混处的无国界的世界。对于谋求扩张的吐蕃来说，高仙芝率领的唐军于751年在怛逻斯河畔的会战中败于齐雅德·伊本·萨里指挥的阿拉伯军，唐朝对中亚的管理一度解体，是一次良机。另外，在“安史之乱”中，唐朝无暇顾及对吐蕃的防备，西部边境防卫削弱，不久即迅速转为真空状态。为了阻止安禄山军的快速进军和对长安的持续进攻，唐朝不得不征调广泛驻扎于腹地河西和陇右等地的多种族部队，派往东方前线。对于唐朝来说这是个万不得已的对策，对于吐蕃却是个天赐良机。不仅在中亚方面，就是在吐蕃的整个东部边境地区即现在的甘肃、宁夏、陕西、青海、四川各个方面，视野都豁然开朗了。动乱一旦持久下去，吐蕃即向依赖外邦援兵的唐朝表示了提供援助的态度。另外，此时唐朝甚至向渤海国提出了求援，说明它已经到了非常衰弱的地步。唐朝已无计可施，明知危险，也不得不接受吐蕃的提议。于是，吐蕃得以半公开地向河西、陇右、四川派兵。其结果如前所述，连长安都被占领了。唐朝一方无能为力，遭到吐蕃军蹂躏。最后吐蕃虽然撤退了，但也因此充分了解到了唐朝的软弱。后来，吐蕃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圈。在甘肃方面，从凉州到长安跟前的陇州，都进驻了吐蕃军。在塔里木盆地方面，从敦煌到现在的木孜塔格地区，确实都成了吐蕃的版图。自789年至792年，在天山向东伸展的博格达山北麓的要冲别失八里一带，回鹘与吐蕃发生了冲突。那里是汉语标记为“北庭”的地方。在吐鲁番盆地的北边，伸展着草原地带，成为东西交通走廊的这一带地区，即“五城”，其都城也以同名相称。那里是回鹘游牧国的西部边陲，是吐蕃王国或帝国的北部边境地区。占据蒙古高原的人和占据西藏高原的人，围绕天山北麓的归属展开了争夺。那是那个“时代”的现实。从唐朝与阿拉伯伊斯兰发生冲突以来，大约过了四十年。局势完全变了。冲突以回鹘的胜利告终，天山东部地方是回鹘，河西、塔里木盆地南边、帕米尔是吐蕃，双方各控其地，对峙而居。这样的过程，直接表明当时回鹘和吐蕃是亚洲东方两个占有广阔领土的政权。也就是说那是一个两强的时代。这个过程的结果之一是，河西以西地区到13世纪蒙古帝国和大元兀鲁思的出现为止，此前一直是脱离“中华”的。可以视为超越时代的“丧失”，或许还可以说它是历史大图表中的一个小空白。还有，难以忽视的问题是，理应为唐王朝大本营的长安，后来因不断来自西方的威胁而变成了毫无安全感的城市。这样一来，长安已不可能再次成为“帝都”，而只是一个边境据点城市了。唐朝也只好认命。此时，称为“唐”的“时代”已经远远地离去了。坦率地说，无论从唐朝实际情况、内外形势，还是历史的趋势来看，如果再想用所谓“唐代”的字眼来表示这个时代的话，就不能不说是稍稍偏离历史和事实了。可以说，那终究不过是为了省事和出于习惯。回顾历史，所谓唐朝是历经三百年的大王朝的说法，先姑且不说这是一种引人注意的说辞，就是从史实角度来看也只能是误解。由命名引起的错觉格外根深蒂固，也很可怕。在这一点上，中国史和亚洲东方史或许仍然保留着浓重的古老传统。以“唐朝”或是“什么”相称的，已经愈发衰弱，勉强然而异常顽强地维持着残年，其间亚洲的东方发生了更大的变动。曾超越中华、在内陆亚洲世界互争霸权的两大势力即回鹘和吐蕃，相继自行灭亡了。局势进一步向细分化、多极化发展。动荡首先出现在回鹘。840年之前不久，在天灾频发的蒙古高原，牧人们的不安以及内讧一波波地重演，游牧民联盟的团结出现了大裂痕。乘此之机，蒙古高原西北部的黠戛斯联盟袭击了回鹘国家的中心区域嗢昆水、独乐河流域。失去了权力中心的游牧国家，不堪一击轰然崩溃。这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惊涛骇浪般的崩溃。回鹘游牧国的繁荣，走过了不到一百年的岁月，就此消失。原在回鹘的名下组成多重联盟的各种势力，为了自己的安全和生存，分散行动。如果继续留在蒙古高原，环境和政局都将十分困难。这原来构成回鹘国家核心的人们，分成几个部分，或向南到达中华的北境，或向西迁徙到河西地方和天山一带。其中，以河西大绿洲甘州为中心的甘州回鹘王国、拥有博格达山北麓别失八里一带和南边吐鲁番绿洲周边的高昌回鹘王国，是在迁徙之前重组的牧农复合型的中小国家。总之，游牧民进了“城”。或者也可以说，“面”上的畜牧和“点”上的城市之组合这种新形式，被统一地刻进了历史。这个值得注意的状态，与从前拓跋鲜卑联盟在蒙古高原的南边、相当于中华北部区域的“牧”“农”接壤地带形成的状况相似。另外，拓跋联盟以其地为根据地，逐步南进、扩张，终于制造出历经北魏至隋唐的、超越“华夷”的混合政权。但是，从现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及阴山一带至大同北部，这一区域内称为边镇的“城”与畜牧的组合，是经历了几个世纪后才慢慢实现的。而与回鹘那样大规模地移动生活范围、且在非常短暂的时期内完成转型或变动，意义根本不同。若从其他角度来观察这一状况，也可以说是靠缓慢组织化了的大兵团的机动能力建立的游牧国家回鹘，将国家的规模设置小型化，并且分成几个大部分，转身成为以沟通内陆通道的东西贸易为立国之关键的通商国家。而且，历史大图表中不容忽视的是，这诸多的动向成了欧亚大陆大的“台球现象”的导火索，突厥族的西渐以及由此带来的可称之为“突厥伊斯兰时代”的历史时代，贯穿中亚和中东世界，以超越千年的时间跨度即将到来。从整个欧亚大陆的形势来看，正是处在历史重要的转折点上。至于导致回鹘解体的连年“天灾”，虽然有几分环境变化的因素影响，但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它的根基。遗憾的是，目前尚无法清楚地界定其轮廓。“历史环境学”的研究，近年来虽然见得不少，但是就欧亚大陆中心区域来说，现在正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例如，2001年作为大学共同利用机构而新设置于京都的“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所开展的各项研究，尤其是我所参加的2000年度有关历史时间轴中人类和自然之相互作用的研究，就是真正综合文科和理科的新尝试。中国的甘肃到内蒙古一带，作为沙尘的源头，被认为是干旱化和沙漠化“最恶劣的地区”之一。在那里，将具体探寻祁连山和额济纳之间的区域从冰河到绿洲、沙漠、湖沼等一系列的变迁，这一项目就是研究的起步。还有，以天山一带以及流经其地的伊犁河为中轴，期望对这块作为欧亚大陆东西之中心的中央区域，进行实为人类史上首次综合性的、科学的、学术的了解，这下一个项目也是前所未有的尝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样的挑战，虽然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却是根本改变学术研究方法的准备，在提出与之相应的适当观点和成果时，可能会成为人类史以及今后地球社会的共同的智慧基础。问题之一在于，对于回鹘游牧国戏剧性的崩溃这一毋庸置疑的重要史实，依据对冰雪核的抽样分析等得出的广义的理科数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与史料的互动而得到证实？例如，它是表明迄今为止人们所不知晓的大规模的环境变化，还是昭示着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经济的“脆弱性”呢？另外，对于欧亚大陆国家兴亡的历史，还有现在和未来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及对策，它是否能提供什么建议和启发呢？不管怎么说，这些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工作的出发点。把过去发生的事情不仅仅视为“死去了的过去”，而是作为人类一路走来所获经验和智慧的宝库使其得以复苏，并在今后发扬下去，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谓历史研究的存在意义之一，显然就在于此。这里所说的历史研究，是指突破传统文、理科的框框，运用可利用的一切数据和方法来进行的综合学科型的研究。对于唐朝这个徒具虚名的分权势力的拼凑物来说，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变化。压在头上的回鹘突然瓦解，给了唐朝恢复丧失已久的威信的良机。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唐朝皇室苦于如何安置从蒙古高原下来的原回鹘国的大批难民，在对形势做了一番观察后，最终决定联合黠戛斯进行追讨和镇压。然而，不管黠戛斯还是唐朝，都毕竟实力有限。能够聚合、重整草原世界的凝聚力量始终没有出现。在此之前，曾在回鹘国家势力范围及其周边生活的各族，也都只剩一条自保的道路可走了。草原重新又回到了分裂割据的时代。在这种状况下，不久就有契丹族作为后继者逐渐显露头角。其条件已经成熟。好像是在步回鹘灭亡的后尘，吐蕃本土也出现了非常事态。以前倾向于苯教的吐蕃王朗达玛压制原有的佛教即藏传佛教，结果引起佛教方面各种势力的反抗，自己也遭暗杀。不仅控制西藏高原，还大量割占周边地区、保有可称为“帝国”那样版图范围的吐蕃，其后在朗达玛的两个儿子手中王统分裂、迅速衰败。因此西藏高原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其结果，使得原来囊括在吐蕃内的藏系各部落也开始寻求自己的道路。后来建成西夏国的“弭药”即党项族，就是如此。另外，虽然是以后的事情，以青唐为中心，从“安多”到黄河上游一带，出现了名为“青唐王国”的佛教国家，开始与西夏相争。它也是以藏系的宗哥族为主的。整个西藏世界呈现多元化的状况。这样，至9世纪中叶，像样统一的大政权最终从亚洲东方消失了。在各区域、地方，或在各种族、部族、部落，大量碎布块似的政治单位齐肩并存，分级化已达到了极限。各方面都在等待下次即将来临的“未知数”。回过头来说，唐室的衰微也已经到了回天乏术的地步。其间，在会昌五年（845年），毕竟还是“天子”的血气方刚的武宗，大肆镇压佛教，加剧了混乱，是为“三武一宗法难”之一。当时，祆教、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摩尼教也受到牵连而被查禁了，因为它们都被视为类似佛教的教派。随着武宗的去世，情况发生了变化。镇压被中止，唐室仅存的一点权威也扫地了。只是带来混乱的愚蠢骚动平息之后，造反和叛乱此起彼伏。859年浙东发生裘甫之乱，868年徐州发生庞勋之乱。已毫无力量的唐室，于是命令突厥沙陀部的首领朱邪赤心镇压庞勋。突厥系的沙陀族和朱邪氏的部落，以前在进攻安禄山时曾在哥舒翰麾下接受指挥。沙陀族，一般被认为是原属西突厥的别部处月一系。据说原居东部天山之巴里坤湖以东，那里有“大碛”称“沙陀”，因此号为沙陀突厥。在回鹘游牧国与吐蕃王国争夺北庭等地的霸权时，曾一度服属于吐蕃，不久即成为其先锋，靠着精锐的骑兵威名远扬。后来为吐蕃所疑，遂脱离其下，以三万帐的部落迁徙到河套即黄河大转弯处的鄂尔多斯地区。附带说一句，当时吐蕃的赞普盛怒，追击沙陀部落，甚至“来攻”到了中华的地盘。选择要臣服的对象，或许他们一方是主动的。身经百战的军事部落和骑兵的威力，在小政权云集的中华本土尤为奏效。唐室任命朱邪赤心为与游牧地区接壤的山西以北所谓代北地方的节度使，赐予他唐的国姓，更名为李国昌。突厥的流浪部落得到作为唐室一族的名分和明确的驻地，一时成为左右政局走向的势力而壮大起来。下一个时代将出现的新“芽”，在这里已经胚胎成形。总之，相对于回鹘的解体成为契丹发迹的要因，可以说与回鹘相争的吐蕃的衰败成为沙陀发迹的诱因。在这一点上，无论契丹还是沙陀，说来都是时代所成就的宠儿，二者都遇上了格外相似的运气。875年，盐商黄巢和王仙芝造反，成为席卷中华本土大半地区的大骚乱。尤其是黄巢南下华中、华南，在广州大肆杀戮，连外国人也不放过，又进而转向北方，于880年攻克洛阳、长安，最终自称皇帝，建国号为“大齐”。逃到四川的唐室，又起用了李国昌的儿子李克用。李克用率领鸦军，这个以骑兵为主力的作战部队，于883年从山西南下，击败黄巢军，夺回了长安。但是，唐朝又起用背叛了黄巢的朱温来与之抗衡，赐名为“全忠”，同年任命他为汴梁即开封的节度使。在他的手中，已名存实亡的唐朝终于在二十四年之后灭亡了。这样来回顾“安史之乱”后的变化，可知这个时代确实是处在分权化的状态中。而且，这种分权化不仅出现在中华，还逐渐覆盖了整个草原世界以及亚洲东方。就是说，8世纪中叶以后滚滚的历史潮流正奔向多极化和分极化。再者，不容忽视的是，这种趋势在唐室断绝后仍在继续。如果将称为“五代”的大约半个世纪也算进来的话，可以说“分权化时代”在包括中华在内的广阔世界存在了总共二百年之久。此处，出现唐与宋在年代上的误差，是很自然的。将唐放大而将两宋合为一个时代的奇怪习惯，大概只能归结到基于中国正史的王朝史观。唐代持续三百年、两宋时代也超过三百年的这种认识，与史实相距太远。从根本上要发问的是：历史发展的状态本身在中华框架中是什么情形呢？我们想看到的不是假想中的中国，而只是事实中的历史。这样，成其为中华的轮廓、内容，以及所谓中国史的真相，恐怕就会更接近事实，甚至还可以为中国史在人类史的发展脉络上找到合适的位置。希望以此作为这一部分的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