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蒙古的南侵与宋金的灭亡

蒙古的南侵与宋金的灭亡

宋朝末期四十年的历史，我们还是从端平更化说起吧。因为端平元年（1234年），外交上发生了金朝灭亡这件非常重大的事件。持续掌权时间最长的史弥远于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安详死去。接班继任宰相的是从三年前就作为参知政事辅佐史弥远的郑清之。首先摆在新政权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应对金朝与蒙古的战争。蒙古军从第一代铁木真时代开始就与金朝交战。在远征西方，消灭了哈喇契丹和西夏、平定了中亚地区后，正式开始南下，侵攻金国。在此之前，为了回避蒙古军的锋芒，金国把都城已经从中都迁到汴京。但是金历正大八年（1231年）初，就连那个汴京城下也出现了窝阔台率领亲征的蒙古军。蒙古军在翌年暂时撤军。但是异常气象使得夏天的汴京寒冷如冬，城内瘟疫蔓延。金朝把政府机关南迁到蔡州，准备在此迎击蒙古军。但是，谁都能看出，金朝的命运已如风中烛火，奄奄一息。这时宋朝又干了一次趁火打劫的营生。为了报一百年前靖康之变的一箭之仇，宋朝与当时同样，决定与新生势力结伙，共同对付金朝。在黄河以南划归宋朝的条件下，宋朝派遣了孟珙与蒙古军一起包围了蔡州。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宋历端平元年，金朝皇帝自缢身亡，持续一百二十年的金王朝统治到此结束。宋朝乘胜企图收回汴京、洛阳等河南之地，但是蒙古人却违反盟约条件，不愿意交还，两国遂进入战争状态。这时的形势跟靖康之变时完全一样。蒙古军分多路开始进攻，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军突破当年金国的国境，直逼长江北岸，并顺江东进，破坏掠夺建康对岸的淮南一带。端平三年（1236年），长江支流汉水方面的襄阳宋朝守备部队发生内讧，一部分人带上金银财宝投降蒙古，一部分人为了发泄掠夺市内。据史书记载，自岳家军以来作为这一地带战略要冲持续繁荣一百三十年的襄阳市，在这场骚乱过后，空如旷野，一无所有。后来孟珙夺回了襄阳，但是四十年后，这个城市再次成为血腥争夺战的舞台。所谓端平更化，其实只不过是在如此形势下的一种宫廷改革而已。而且，真德秀和魏了翁并没有掌握实权，端平三年（1236年）接替郑清之成为宰相的乔行简，还是史弥远的心腹。而且为了在前线对抗蒙古军，他任命史弥远一族的史嵩之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史嵩之在嘉熙三年（1239年）升为右丞相，淳祐元年（1241年）二月乔行简死后，像当年史弥远那样，成为单独宰相，长期独揽大权。前面最后介绍过的孔庙从祀改定政策，也是在他执政时实现的。由此可以看出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宋王朝，企图在文化上宣传自己才是儒教的正统继承者这个意图。把朱熹定为从祀者，就是想极力宣传只有自己才是孔子的嫡传，而不是金朝。这对内确实意味着朱子学的胜利，但是对外却不免被人看成行将灭亡者的最后的回光返照。当时著名的正义官僚陈桦在淳祐八年（1248年）煞有介事地上奏曰：“本朝属于火德，所以应该盛大祭祀炎帝神农。”他的这个上奏代表了当时士大夫的心情。他们不仅是想祈求神灵保佑，他们更想通过实践这些仪礼，向世人显示自己王朝的正统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军还是持续不断地骚扰淮南。但是当时宋军还有击退蒙古军骚扰的能力，而蒙古军也还没有到下决心吞并宋朝的阶段，所以战况一进一退，处于胶着状态。淳祐十一年（1251年）理宗皇帝问：“躲避战争的老百姓都回家了吗？”当时的左丞相谢方叔回答曰：“淮南的老百姓都回到原来的土地了，有困难的人政府也照顾着。”不过就是这一年蒙古军也还侵攻过淮南。第二年二月理宗还问，谢方叔回答说：“蒙古军在播种以前撤退了，所以损害不大。”估计说的应该是淮南一带播种冬小麦的事情。前线各地宋军与蒙古军进入对峙状态。从宝祐二年（1254年）起，蒙古军在四川方面安营扎寨，开始屯兵垦田，所以不能像以前那样简单赶走了。而更危机更关键的，却是襄阳攻防战。但是，在说襄阳攻防战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宋王朝朝廷的样子吧。前面我们已经叙述过了，仅看宋代的历史记录，理宗朝以后分量很少。这与王朝自身进行历史编纂有关。重新解构宋代历史的时候，我们研究人员首先参照和依据的是按年代记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事项记是《宋会要辑稿》等。前者两本都是编辑和加工当时流传的各种一手史料而成的二手史料。在此意义上说，如果有一手史料当然更好。比如如果某个人的上奏文保留在其文集中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会引用那个上奏文。这种年代记原本依据的是朝廷记录的各种政治文书，或者记录官记录的日志、政府高官日记等文献。现在我们能详细知道北宋时代与南宋初期朝廷的动向，就是因为有这两本书。还有把这些文献临时加工而成的被称作实录或会要的史料。明清时期因为这种实录现存，所以我们可以远远超过宋元时期，非常详细地知道当时政府内部的各种动向。宋代的会要在明代初期还存在，编纂《永乐大典》诸项目的时候被明示引用。清代多次有人从《永乐大典》中抽出有关条目，试图复原当时已经失传的该书。《续资治通鉴长编》本身，就是这种复原的成果。宋代的会要也通过这种手法复原了一部分，被命名为《宋会要辑稿》。《永乐大典》本身也失传了，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宋会要辑稿》的手抄本得以出版，大大方便了研究者们。但是，也许接下来的度宗时代已经没有编纂理宗时代会要的余力，有关理宗时代的记录几乎没有。所以，有关理宗时代的现存史料，只有《宋史》最详细。因为《宋史》的编纂有江南的士大夫们参与，所以可以想象，他们在利用蒙古朝廷传下来的文献的同时，还搜集和利用了他们祖先的文集以及当地的碑文史料等。以下，我们根据《宋史》的记录，看一下理宗时代政界的情况。作为南宋明州士大夫的头目，继祖父史浩以来作为政府首脑随心所欲耍弄权势的史嵩之，失势却很突然。淳祐六年（1246年）在他正给父亲服丧的时候，一纸诏书就把他免了。其实这就是一次宫廷政变。翌年，替代他接任右丞相的是曾经被任命为名誉职位、已经退居二线的郑清之。郑清之淳祐九年（1249年）升任左丞相。后来接任郑清之的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谢方叔。其后，经过一次短命政权后，在谢执政时任参知政事的贾似道被谢方叔看中。贾似道开庆元年（1259年）就任右丞相。贾似道与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并称为南宋四大独裁宰相之一。直至德祐元年（1275年）失势为止，作为南宋朝廷中政府正常发挥机能时期最后的一任首脑，他充分发挥了支撑摇摇欲坠的王朝免于倒塌的重大作用。但是，史书对他的评价实在是太低了。《宋史》不假思索地就把他塞进了《奸臣传》。正如前面我们论述过的，《奸臣传》占《宋史》卷四七一到卷四七四共四卷，其中前两卷记述的是北宋新法党政权的领袖们，第三卷记述的南宋初期讲和派宰相们，其中就有秦桧。最后一卷记述的四人中，一个是韩侂胄，一个就是贾似道。可是，却没有史弥远。也就是说，史弥远不是奸臣。其中一个理由，可能就是因为他是明州出身。对于参与编纂《宋史》的士大夫们来说，说到底，史弥远还是值得亲近的同乡。祖先参与南宋政权中枢的这些编者的倾向性，浓重地残留在《宋史》中。《忠臣传》的十卷中，有一半记述的是靖康之变的殉职者们，另一半记述的是抵抗蒙古军的牺牲者们。为了不致引起笔祸，他们小心翼翼，把侵略者用“北兵”来表现。但是这些传记，却只能是对业已不存的宋王朝尽忠尽力、死而后已的英雄们的慰魂之歌。如果说对于士大夫们来说“青史留名”是人生最大的目标的话，那么他们通过对蒙古军的顽强抵抗，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事实上就有明言自己就是因此而殉职的地方官。我们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一下贾似道的传记，就会发现这个人完全是被不把他定成亡国贼不足以平民愤的笔法写成的。导致他的专权的，其实正是当时的士大夫们。他们之中如果有谁批判了贾似道，马上就被当作一个典型发言大书特书。但是退一步说，他们如果是当局的当事人，难道他们就有能力或者方法阻止蒙古人吗？《宋史》用很惋惜的语气记述了理宗政权没有采用白脸书生们理念上的防御论。但是，那些防御方策到底有没有现实意义，却是无法验证的。或者换句话，退一万步说，如果那些方策有效，使得蒙古军没能吞并江南，那么他们这些《宋史》编纂者们其实也就没有可能在蒙古帝国带来的和平环境中安心从事历史书的编纂事业。难道他们没有感到某种自我矛盾吗？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高谈阔论的人。他们的高谈阔论被看作空论而遭到排斥，但是一旦现实派失败，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看到这些高谈阔论，便如获至宝大加称赞。但是，这种历史记载难道没有问题吗？我们知道至少近世的实证史学是与这种劝善惩恶的故事分道扬镳的。贾似道因父亲的恩荫才当官。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科举官僚。他的发家起因于他姐姐被理宗宠爱。贾似道宝祐二年（1254年）受任同知枢密院事，从而进入政权首脑部。开庆元年（1259年）蒙哥汗率军亲征四川，其弟忽必烈率军攻打鄂州。贾似道受命赴鄂州对岸的汉阳救援，阵中拜命右丞相。恰巧此时蒙哥在四川阵中死亡，急于回朝争权的忽必烈与贾似道密约讲和后撤军。但是贾似道却把这个撤退当作“自军胜利”报告给临安。这个喜报开创了贾似道造假的历史。贾似道被当作救国的英雄，在万众欢呼声中凯旋。翌年，忽必烈独自召开库里台大会，即位蒙古皇帝。为了与宋朝讲和，他派郝经前往宋朝。但是害怕密约暴露的贾似道叮嘱地方官把郝经一行扣留到长江北岸的真州，自己像没事儿人似的在临安讴歌荣华富贵。据《宋史》记载，贾似道乱授官位，笼络当时名士。但是，并不是他一个人有问题，被笼络的士大夫们也有责任。当时临安的风气就是逃避现实，贪图眼前享乐。世界形势并不因为他们的努力就会改变。蒙古军的脚步声渐渐临近。而郝经，那以后竟被软禁十年以上。在这种形势下，理宗驾崩。理宗没有儿子，以侄儿赵孟启为后继。其实这也是贾似道的馊主意。所以改名为禥的赵孟启虽然即位当上了皇帝，但是他却在贾似道面前抬不起头。本来皇帝叫臣下时直呼其名，可是新皇帝却叫贾似道“师臣”。别的官僚也拍贾似道马屁，把贾似道比作理想的政治秩序建构者周公旦，称贾似道为“周公”。从这个时候开始，贾似道家成为事实上的政府所在地。而他家的后花园，大名竟然是“后乐园”。贾似道推行的政策中公田法最有名。为了调达军费，政府强制低价征收江南的耕地为国有地。这在《宋史》中也作为一个恶政而备受诟病。但是现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从现代社会经济史的角度看，这个政策有限制大地主独占土地、重建国家财政的作用，值得评价。这是一种沿袭新法党路线的政策，所以开始推行后备受批判。贾似道开陈自己的观点后辞职，但是理宗认为“不能迎合眼前的舆论，而误导了国家财政”，对贾似道表示支持。所以直到贾似道下台为止，这个政策持续推行。由此可见贾似道并不是一个无为无策的平庸之辈。但是对于士大夫以及地主们来说，这个政策仿佛是王安石再来，只能是一个噩梦。由于这个政策，在高谈阔论的正人君子士大夫来看，足可以把他定为“奸臣”一类。也许就是为了对付这些非难，贾似道新设士籍一项，把士人同一般庶民在法制上区别开来。在这种对贾似道政府非难和默认互为攻防的情况下，蒙古军开始了对南宋的正式进攻。襄阳自古就是汉水流域的战略要地。那位关羽从荆州攻击魏的时候，就是在这儿吃了苦头。还没等到他攻下襄阳，就遇到吴军的突袭，结果可怜一代英雄丧命于此。蒙古军也接受汉人官僚的献策，把这里作为平定南宋的最大难关，在襄阳城下结集大军。咸淳三年（1267年），蒙古年号至元四年，为了迎击蒙古军，宋朝派去当襄阳府府尹的是一个叫做吕文焕的人物。此后，在他的指挥下，展开了长达六年的守城之战。蒙古军痛感需要水军，遂建造五千艘战舰，组织七万士兵每日训练，雨天不能进行水中训练的时候甚至在陆地上画船训练。但是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不过蒙古军也不撤退。与外界断绝联系的襄阳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其实也不然，严密地说，汉水北岸的樊城起到了襄阳城进出口的作用。吕文焕用铁锁锁住汉水，使得蒙古水军不能通过汉水，然后建造浮桥，使得宋军可以轻松渡过对岸。宋军掌握了相当于制海权的制河权，从水陆两面抵抗了蒙古军的攻击。咸淳六年（1270年）某日，度宗问贾似道说：“听说襄阳已经被围困三年了，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敌军早就撤退了。谁给陛下打小报告的？”“嗯，妃中有人给朕说。”史书写到，贾似道找借口杀害了那个妃子，以后人人惧怕，谁都不敢给皇帝说国境上的事情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昏君与奸臣的构图。宫廷的规矩，晚上受到皇帝恩宠的妃子翌日早朝应该向皇帝请安。据说每日向度宗皇帝请安的妃子超过三十人。果真如此的话度宗真是精力惊人。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宋朝历咸淳七年，蒙古朝把用汉字表记的国号取《易经》中的文言，改作“大元”。也就是说采用了一个中国风格的王朝名称。咸淳八年（1272年），襄阳守城满五年，虽然没有援军，但是吕文焕还是顽强坚守。城内虽然还有粮食的储备，但是食盐、薪柴、布匹越来越少。不过反过来也可以说，可见原来储备了相当数量的粮食。这说明端平三年（1236年）的那场大失败后，宋朝对战略据点的复兴下了很大工夫，而且宋朝也还具备有复兴战略据点的能力。宋朝也曾从汉水下流的鄂州增派三千人的决死队增援，他们从河渠突破蒙古军的包围进入襄阳城内。久攻不下的蒙古军没辙，他们改变战略，决定先攻樊城。攻樊城时使用的，就是我们在第七章已经介绍过的回回炮。蒙古军还破坏了汉水的铁锁和浮桥，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樊城陷落。吕文焕急派使者到临安请求增援，但是无人理会。实际上当时在临安多次上演着贾似道向皇帝恳求亲自率军上阵，但是每次都被他提前安排好的其他大臣苦苦挽留，所以只好作罢的闹剧。受到蒙古军郑重劝降的吕文焕，最后只好投降。由此，持续六年之久的襄阳攻防战终于结束。襄阳陷落的消息一传到临安，贾似道马上上奏度宗皇帝，埋怨道：“臣始屡请行边，先帝皆不之许，向使早听臣出，当不至此尔。”《宋史》无论如何就是想把他树立成一个厚颜无耻的典型。蒙古军休养一段时间后，以降将吕文焕为先锋，开始了七年以来新的进攻。咸淳十年（1274年）攻克襄阳下游三百公里处的鄂州。到了这个地步，临安也安不下来了。而恰遇半年前度宗皇帝以三十三岁之龄暴死，只能立刚出生的幼子即位。一个小婴儿当然不能亲理国政，只好由理宗的皇后、当时的太皇太后谢氏垂帘听政。受不了强烈要求丞相亲自出阵的太学生们的舆论压力，改元为德祐的该年（1275年）正月，贾似道亲率十三万精兵从临安出发反击蒙古军。十三万将兵加上辎重部队，巨大船队延绵几十公里，经运河等西进，花费一个多月时光才优雅地到达太平州的鲁港。对，就是太平州那个采石矶的上流数十公里。但是这次的对手不是以前自陆路进攻而来的金军，而是天下无敌的蒙古军。况且其前锋是两年前的宋军前线指挥官吕文焕。他们与几个月前在遥远的东方日本国博多湾吃了大败仗的远征军完全不同，他们是蒙古军最精锐的水军。还没开战，宋军就已经吓得矮了三分。宋军七万主力水军在鲁港上游六十公里处的丁家洲布阵迎战，但是一碰即败，完全不是对手。贾似道吓得屁滚尿流，一口气逃到下游扬州。宋军与蒙古军的正面对阵，最终也只有这么悲惨的一次。他们的下场只能是抱上年幼的皇帝，带着后宫的妇女们逃离都城。逃到扬州的贾似道，向朝廷进言离开临安避难。但是这次朝廷没有听他的。朝廷仿效靖康年代的故事，向全国发出组织勤王的义勇军的号召。二十年前的科举状元文天祥，因为反对贾似道而遭排斥，当时只是江西南部赣州的知州，听到号召，马上组织军队，要奔赴临安，报效国家。他的朋友劝他说：“如今元军势如破竹，你带那点儿义勇军去，与赶着一群羊去跟猛虎搏斗有何区别？”“你说的那些我也知道。但是国家养育臣民百姓三百余年，到如今国家有难的时候，却无一人出来报效国家！”此时无奈的形势，聪明的状元当然知道。但是他出兵抵抗的决心很坚强。他抚摸着官舍的办公桌说：“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这句源于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的话语，充满了宋代士大夫最后的悲壮气概。在长期占据宰相地位的临安的那位后乐园的主人吃了大败仗后，最后扶持摇摇欲坠南宋王朝的只有这个文天祥了。一年后，在临安被蒙古军包围中，他被太皇太后任命为最后的宰相。丁家洲大败后仅数十日，建康、平江、嘉定等江南各地有城墙的城市都相继投降蒙古。三月，天空出现两个明星相争、其中一个后来坠落地面的天文现象。这个现象出现得也未免太巧，而且是否真实谁也无法确认。不过当时人通过记录这类天象，象征王朝交替。上边我们说过南宋末期留传下来的记录很少，但是通过记载临安的火灾频仍，异常多见的日食以及彗星等记录，即使是没有多少露骨表现的编年史，也能暗示出王朝行将终焉这个事实。当时，宋朝的主力部队还驻扎在扬州。建议忽必烈回避宋军主力，突袭临安的，不是别人，正是前年作为使节派往日本的那位叫作赵良弼的官僚。在秋风乍起的七月，对贾似道的处分终于决定。这个决定也是经过多次反复。贾似道最后在被送往广东、途经福建南部的漳州的时候，被怀恨在心的护送士兵活活凌迟而死。德祐二年（1276年），南宋王朝最后一年的元旦，潭州陷落后的悲剧发生了。任地陷落，逃到此地的衡州知州这天给自己的两个儿子举行冠礼。有人很惊奇地问道：“国难当头，你还如此优雅？”他平静地回答说：“我想让儿子们作为成人去见天国的祖先。”说完给自家住房点上火，一家老小全部自杀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潭州知州也一家自杀。受到这个刺激，城内住民都自杀，据说没有一口井没被填满，没有一棵树上没有吊死的人。数日后蒙古军兵临临安城下。宋朝朝野上下早已失去战斗意志。一部分皇族和主战派期待日后东山再起离城观望。企图保身的高官们也纷纷逃离都城。剩下文天祥作为宰相代表宋朝政府与蒙古军司令官伯颜谈判。“我们宋王朝秉承帝王正统，代表着文明世界。你们北朝到底是想存续本朝呢，还是想灭我社稷呢？”文天祥桀骜不驯的态度使得伯颜大怒。但是文天祥反曰：“我在南朝既是状元还当了宰相，我缺的只有以死报国了。”最后以在降表上使用宋朝国号为条件双方妥协成立。于是这般，二月一日，宋朝幼帝向臣下们公开了给蒙古皇帝的降表。象征天子的传国玉玺也献给了蒙古皇帝。宋朝幼帝和太皇太后以及朝中主要大臣，都被抓到北方幽禁起来。至此，宋朝正式灭亡。此后虽也有主战派中的一部分人拥立新皇帝转战各地，抵抗蒙古，最后在广州的厓山上演了一出惨绝人寰的全军覆没剧，但是这些终究只能是尾声。《宋史》站在宋朝的立场上把这些也都算作宋代，但是清朝学者毕沅编纂的《续资治通鉴》等通史均以临安陷落为界区别宋朝和元朝。因此，宋王朝灭亡为临安陷落的公元1276年，也就是陈桥之变的三百一十六年后。如此这般，宋朝终于灭亡了。但是，其存在后来还对东亚历史继续产生着重大影响。本书最后，简单介绍一下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宋朝对元朝来说虽然是敌国，但是同时也是通过继承传国玉玺，能名正言顺统治江南的前王朝。元朝体制安定后，社会上出现了贬低帮助元朝侵攻的投降者，显彰献身南宋、精忠报国的人物的风潮。在这里士大夫们的大义名分论起了重要作用。把文天祥树立成英雄，就是一个象征性事例。文天祥在被蒙古军从临安带往北方途中，在镇江一带逃脱。最初投身福州亡命政府，但是因为意见对立，遂独自组织义勇军抵抗蒙古。失败被捕后拒不投降，拒不愿仕忽必烈，做《正气歌》后被处死。元朝的国家修撰项目《宋史》中已经高度称赞文天祥的高洁。因此，在日本江户时代受到水户学系统的大义名分论者们的推崇，被塑造成一个鼓舞幕府末期尊王攘夷志士的英雄。我们再来看一下明朝建国的经过。元朝统治末期，全国各地武装起义此起彼伏。中心势力韩山童自称徽宗子孙，高举复兴宋朝的旗号。明太祖朱元璋本来是韩山童的一个部下。后来他也为了否定蒙古族的统治，证明自己的正统性，而显彰宋朝。显彰宋朝的这个基调贯穿整个明朝。这个基调与明朝在制度上文化上受蒙古影响的巨大程度完全是另一回事。或者说，在现实中受蒙古影响越大，为了忘却其诞生的不祥的秘密，明代人越要自认为是宋朝的后继者。对于岳飞以及文天祥的神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明朝末期，随着具有女真族血统的后金（后改称大清）威胁的增大，人们联想起当年的靖康之变。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后，更是唤起了元军入侵的记忆。这些都成为江南士大夫们反清运动的精神寄托。清朝对于宋代的态度是有两面性的。因为清朝统治以朱子学为国是，所以宋朝士大夫的理念很受推崇。但是对于华夷思想却十分敏感，大兴文字狱，迫害士大夫。但是清朝却承认南宋以及南宋公认的蜀汉为正统王朝，而不是金和魏。考虑到清朝本出自女真，这点值得高度评价。清末的反政府运动因为采用的是反满运动的形式，所以事态就比较复杂。宋朝灭亡时期不是临安陷落，而是厓山失败一说成为主流。到了民国时期，日本侵略作为现实问题摆在人们面前，所以即使被赶出中原，作为汉族王朝，南宋还是更加被美化和神化。只不过对内来说宋代很尴尬。因为不论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都是以清高宗乾隆开拓的国境线为基本的。但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却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作为一个开放的和平文化国家的宋朝的形象。而且王安石的新法，也作为一种未能实现的早期对近代社会的追求而受到高度评价。英国科学史研究家李约瑟认为宋代的科学技术为当时世界最高水平，这个观点也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宋代在许多方面，至今还发挥着激发汉族民族主义感情的重要作用。与汉唐不同，宋代的特征之一是军事上非常软弱。但是不论在军事上如何软弱，这个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是东亚世界的领头羊。而且我们现在的许多生活习惯以及文化艺术，都是这个时代产生的。这是超过三百年的王朝时代——比唐朝和清朝长，比汉朝短一百年左右——也正好处于时代的大变革时期，所以宋代给人们留下的记忆就有了一种特殊的颜色。而这个颜色到了日本，其特征就更加鲜明。我们已经在多处提到过这点，恕我不再重复，但是这个王朝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关系确实非常特别。虽然与汉（“汉字”“汉文”等说法）、唐（“唐物”“唐人”）相比似乎名不见经传，但是“宋”却存在于我们（指日本人——译注）的内心深处。虽然宋代没有三国时代的多彩，缺乏大唐帝国的华丽，但是通过苏轼的书画、朱熹的学说以及岳飞、文天祥等人的英雄气概，却是一个能使我们产生亲切感情的时代。明朝灭亡后亡命到日本的朱舜水，给生活在锁国时代的人们带来一个全新的、未知的中国。当人们问他“杭州西湖的苏堤现在还在吗？”时，他回答到：“东坡柳为这位风流学士所植。他作为经世家给予民众恩泽，这点远比王荆公高明。”这是一个明代士大夫典型的回答。江户时代的日本效仿中国，对于王安石的评价也很低。明代形成的宋代像在日本得到再生产。明治以后，对于这个形象的反评价直接带来对中国的蔑视：“文弱书生的精神文化妨碍了中国的发展。相比之下，我们国家的武士道精神确实杰出。”可是果真如此吗？日本自古传承下来的有关宋代的印象，以及后来有意切断与宋相关的所谓“日本精神、日本传统文化”的这个虚构。本书就是企图否定这个虚构。但是，令人不安的是，我们也许号称追求宋代的真实面貌，却只不过又创造出了另一个虚像。本来所有历史书也许都逃不出这个宿命。就像欧阳修写的《五代史记》、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其实都是以装饰自己的时代为目的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