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冲突（5）

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的前因后果（5）

原创 桅杆677
走进历史的深处
2023-07-06


九、面对挑衅：中国适时展开反击

无人小岛：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等岛屿，均在主航道中心线以西，按国际惯例应属中国。但当时，这些岛屿为苏联所实际控制，在岛上不定期巡逻，并野蛮驱赶上岛采摘的中国边民。尤其严重的是，苏军在1968年1月出动数辆装甲车，对七里沁岛（在珍宝岛下游20公里处）上的中国边民实施野蛮冲撞，导致5人死亡， 45人重伤，制造了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

1964年中苏边境谈判时，苏方专家也确认这些岛屿属于中国，并准备交予中国的，后因谈判中断而作罢。此时，中国一方面需要对苏军制造流血事件进行回击；一方面正好利用这些本应属于中国的岛屿做一篇大“文章”。

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后，中方开始派民兵和边防部队登上这些岛屿巡逻，以回击苏军驱赶、殴打中国边民等挑衅行动，同时也借以打破其“先强行占领、再谈判确认”的侵略公式。

由此，中苏双方巡逻队在岛上的冲突不可避免，从相互对骂、推搡、殴打发展到持棒武斗。期间，双方还专门选派武艺高强的特种兵上岛比拼“功夫”，有时互殴时间长达1-2个小时。日积月累，最终在一个0.74平方公里的无人小岛上，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边境战斗。

准备反击：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发生后，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要求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边防警戒部署，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此时，中国最高层对边界冲突的态度开始转变，由一味忍让转向准备回击，要求边防部队选择合适的时机，对苏方的挑衅进行反击。

1968年3月12日，中国边防部队的一支小分队在23军营长冷鹏飞的指挥下，潜上七里沁岛，准备伏击苏军巡逻队，以报复苏方制造的流血事件。但由于苏军突然停止在七里沁岛的巡逻，致使伏击行动落空。

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针对苏联在边界地区愈演愈烈的挑衅行动，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方案。得到军委批准后，沈阳军区派遣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全夫率领工作组进驻前沿，现地指导战备工作。

同时命令由合江军分区担负反击任务，成立了饶河前进指挥所，由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曹建华任指挥。反击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即展开，计划参战的是合江军分区边防部队。但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事态扩大，还从23、46军抽调部分部队，并从其他各军抽调侦察连队，作为后续力量投入备战。

与此同时，苏联也在为珍宝岛附近地区的军事冲突做准备，增加了当地的边防军人数，并将远东军区第135摩托化步兵师调到附近地区，包括1个摩步团、1个炮兵团、1个坦克营和1个火箭炮营。可以说，中苏双方都在为一场预料会发生的战斗做准备，但主动权在中国手上。

初次战斗：早在1968年11月，苏联远东军区给伊曼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上校就下达过口头命令：如果发生武装挑衅，那就还击。这实际上是给前线军官一个开放的动武命令。

对中国而言，反击当时世界第一的军事强国，是需要极大的胆略和勇气的。中方最初选定的反击地点是七里沁岛。因为苏军在岛上曾制造过严重的流血事件，在此岛反击更有道义上的正当性。但由于七里沁岛地形不利于部队运动，反击地点最终选择在珍宝岛。

反击时间之所以选择在3月，是因为当时乌苏里江仍然封冻，便于参战人员上岛，同时气候已经过了最恶劣和最寒冷的时期。1969年3月1日，按照预定方案，中方反击部队开始集结。晚8时左右，曹建华率一个小组上岛潜伏，就近指挥次日可能发生的战斗。

3月2日上午8时40分，约30名中国边防军人分成两个小组，在边防站站长孙玉国的带领下，登上珍宝岛巡逻。苏方观察站发现后，即从邻近的两个边防站抽调40多人，由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带领，乘坐装甲运兵车和汽车赶来。苏军上岛后，立即分成三个小组，一个从正面、另外两个从侧翼，呈包围态势接近中方巡逻队。双方正面人员接触后，和往常一样，开始口角、推搡到扭打；与以往不一样的，是这次突然响起了枪声，随即爆发了激烈的枪战。

这次战斗，是中方有准备的一次遭遇战，苏方被打死31人，但中方也付出17人牺牲的代价。取得胜利后，中方参战部队撤出了珍宝岛。苏方随即派出支援部队上岛，后又撤走。由于苏军吃了大亏，以俄国人的秉性，是不会就此善罢干休的。

准备再打：第一次战斗后，双方都指责对方先开的枪。由于双方最初正面接触的人员全部阵亡，到底是谁先开的第一枪已无法考证。当时的情况是：双方都有不打第一枪的命令，又都做好了打的准备，“第一枪”最大的可能是双方士兵在推搡、扭打过程中发生的枪支走火。而枪声就是命令！只要枪一响，战斗立即就会爆发。实际上，在双方都准备动武的气氛下，考证谁先开的第一枪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从双方的准备情况及战斗结果看，也不排除中方先开枪的可能性，至少是第一声枪响之后动作更快。但对付挑衅者，即便是先开枪也完全正当。也就是说，在应属于中国的领土上，苏方挑衅在前，中方反击在后，是完全正当的自卫反击。

3月2日战斗后，双方都调兵遣将，准备大打。苏方将远东军区第135摩步师投入战场，中方也调73师217团1营等正规部队参战。由于战斗规模升级，沈阳军区全面接管了饶河前线指挥所，但仍由曹建华担任珍宝岛作战总指挥，由冷鹏飞营长负责岛上的阵地指挥。

为了对付苏军当时最先进的T-62坦克，中方在3月14日晚间派人上岛，布置了三个反坦克雷场。3月15日凌晨4时，苏军6辆装甲运兵车开到江边，运载30多名士兵进入珍宝岛东北部的树林里潜伏下来。让苏方意想不到的是，中方在4个小时之前完成布雷后，留下一个班潜伏在岛上，苏军的潜伏行动被看得一清二楚，并迅速报告到指挥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双方不约而同地准备在3月15日大干一场。可以说，中方布置雷场和先敌潜伏，成为这场战斗取胜的关键因素。

十、战场内外：胆量与勇气的较量

再次战斗：3月15日8时许，中方巡逻队上岛巡逻，当看到对岸苏军开始行动时，便与往常一样折回。眼看中方巡逻队即将离开，苏军潜伏分队当即开火。中方巡逻队迅速隐蔽，引诱苏军进攻。对岸的苏军立即派出3辆装甲车引导20多人的步兵分队，沿江面向中方巡逻队所在位置发起攻击。苏军进攻分队在行进过程中，恰好把侧翼暴露给了中方潜伏分队。中方潜伏分队突然开火，后方炮群随即也对苏军潜伏阵地和沿江面进攻的苏军进行打击。苏军潜伏分队阵地被炮火覆盖，进攻分队在没有依托的江面上无处躲藏。在付出重大伤亡后，苏军进攻分队和潜伏分队的残余人员匆匆撤回对岸。

9时40分，苏军重新调整部署，在炮火准备后，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正面由3辆坦克、3辆装甲车引导步兵冲击，另派4辆坦克和2辆装甲车从侧面迂回，试图合围岛上的中方军队。苏军迂回分队的坦克被中方引入雷区，打头的T-62坦克触雷，履带被炸断，行进在最后的2辆装甲车被中方火箭弹击毁。其余3辆坦克见势不妙，顶开被毁的装甲车从原路退回，正面进攻也随即停止。

在这次战斗中，冷鹏飞营长负伤，改由孙玉国接替指挥。下午1时30分，苏军在侦察校射飞机的指引下，使用远程火炮和当时最先进的“冰雹”式火箭炮，对珍宝岛和中方5、6公里的纵深地区进行大规模炮击，持续时间长达2小时。紧接着，苏军坦克、装甲车24辆，引导100多名步兵，向岛上发起第三次进攻，试图凭借兵力优势将中方军队从岛上挤走。

有限冲突：下午3时30分，中方远程炮兵突然加入战斗，对江面和岛上敌人进行压制射击，并打击对岸的苏军纵深。颇为意外的是，中方炮火居然击中了苏军指挥所，其战场总指挥、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上校重伤身亡。与此同时，岛上的中方全体指战员顽强抗击，苏军第三次进攻又被击退。

3月15日是整个珍宝岛战斗期间最激烈的一天，激战近9个小时，双方的一线指挥员1死1伤。此战之后，双方没再动用地面部队交战，转而争夺那辆被炸断履带的T-62坦克。苏军采取多次行动，试图夺回或炸毁坦克，均被中方瓦解。中方多次抢夺行动也未成功。在抢夺过程中，双方进行了多轮炮战，直至附近的冰层被炮火炸开，坦克沉入江底。后来，中方派潜水员在夜间下水，在坦克尾部拴上钢绳，几经反复，终于在4月2日把坦克拖上岸。这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T-62坦克被作为战利品，现陈列在北京革命军事博物馆。

应当说，双方拉开架式在珍宝岛打一仗，并不是为了夺岛或守岛，目的是在战场之外。从3月2日开战，到3月17日基本停火，战斗只进行了半个月时间，战场被控制在珍宝岛上，冲突规模也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没有扩大和恶化。由于3月2日的战斗容易被外界理解为一场意外冲突或偶然事件，影响不够大，达不到“边界文章”所期望的目的。于是，中方利用苏军急于报复的心态，于3月15日又打了一场规模较大的、硬碰硬的战斗。目的达到后，战斗随即停了下来。

剑拔弩张：可以说，这场边界战斗，打与不打、什么时候打或停、在什么地方打、打的范围和规模等，都在中方掌控之中，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中国手上。东方阵营中两个最大、且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从口水战发展到战争，全世界都极为震惊。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双方在舆论上、军事上都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在舆论上，苏联指责中国“侵略”，并声称：沙皇政府虽然崩溃了，但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不应该毁灭，沙皇政府从未同中国政府签订过任何不平等条约，长城是中国“北部疆界的标志”，中国西部边界不应“超出甘肃省和四川省”。

这个论调，与沙皇的“黄俄罗斯计划”如出一辙。在军事上，苏联向边境地区调兵遣将，陆续增派了40多万兵力，使边界地区总兵力达到114万人，包括33个战略导弹基地、64个陆军师、3400余架飞机等，并不断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炫耀武力，进行战争恫吓。

对此，中国针锋相对，一方面要求苏联停止一切挑衅和武力威胁，建议双方避免边界冲突，通过谈判全面解决边界问题；一方面抓紧军事应对准备，向北部边境增调大批军队，表达出决不屈服的坚定决心。双方在边界地区剑拔弩张，一场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核打击阴影：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等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部署在远东地区几百万当量的中程核导弹，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一时间，核战争阴云密布。有一个故事广为流传：说是当时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秘密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就核打击中国一事试探美国的态度。尼克松政府紧急研究后，立即向苏联表明反对态度，声称“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美国将对苏联进行核打击”，从而制止了苏联的核冒险。言之凿凿，有鼻子有眼，但只是故事而已，当不得真。

实际上，当时的气氛确实非常紧张，核打击之所以没有发生，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中国也是有核国家，拥有核反击能力，这是苏联不得不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当年9月，中国就进行了2次“临战测试”性质的核试验。这里不得不说：中国当年勒紧腰带发展“两弹一星”，其意义有多么重大！
第二，每个国家都有鹰派和鸽派之分，在中苏冲突、尤其是在核打击问题上，在苏联领导层内部，最终还是理性占了上风。少数鹰派军人放风“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其实质是一种威吓，麦克阿瑟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也曾有过类似的叫嚷。所以，根本不存在美国“制止了苏联的核冒险”一说。

但苏联的核威胁是现实存在的，双方的冲突会不会继续升级、进而产生实质性的核威胁？在当时的情势下还真是的无法排除的。况且，新中国历来强调有备无患、宁可备而不用，有备方能止战。

所以，中国自珍宝岛冲突后，即在全国开展应对核战争的各项准备，“深挖洞、广积粮”，全国上下“要准备打仗”，全军进入临战状态。当时的气氛之紧张，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