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冲突（4）

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的前因后果（4）

原创 桅杆677
走进历史的深处
2023-07-06

七、中苏关系：从同志、盟友到反目成仇

莫斯科交锋：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经历了从不信任、盟友、论战、直至反目成仇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成立才2个月，主席放下建国之初的千头万绪，出访苏联，足见新中国何等重视对苏关系。主席此次出访苏联，名义上是给斯大林祝寿，实质目的是要“废旧约、签新约”，即废除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署新的同盟条约。但条约问题一经提出，苏方和斯大林大为意外和愤怒，认为中方提出的收回东北主权的草案“不能接受”。苏联的根本想法，是要维持雅尔塔协定所确立的国际体系，保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既得利益。因此，最初的会晤中，中方在条约问题上就碰了钉子。苏联采取冷处理和拖延战术，使主席倍受冷落，与刚到莫斯科时的“隆重接待”形成鲜明对比。对此，主席强硬坚持，抱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态度。在此期间，密切关注主席访苏的美国政府为了拉拢中国，分化中苏关系，公开宣布“美国的防御圈不包括台湾，无意于使用武力干预中国内政，也不会卷入中国内战”等等。这使苏联和斯大林意识到，如果不接受中国的条件，中苏同盟就无法建立，苏联在东方阵营的盟主地位就将动摇。经过长达2个多月的交锋，苏联不得不做出实质性地让步，同意放弃依据雅尔塔协定从中国东北所获得的全部权益。1950年2月14日，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主席此次访苏，达到了“废旧约、签新约”等全部目的。但斯大林对此却非常不爽。

博弈朝鲜半岛：自沙俄时代开始，苏俄数百年来对中国东北孜孜以求。但新中国刚一建国，就迫使苏联吐出对日作战所取得的东北权益。斯大林本就不相信“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担心中国会不会成为另一个南斯拉夫。在东北主权上的交锋之后，斯大林对新中国更加不信任。苏联远东地区地广人稀，尤其是没有不冻港。上述权益交还给中国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优势就大打折扣。为了维持这种战略优势，苏联支持或纵容北朝鲜发动了朝鲜战争。因为朝鲜战争无论胜败，其结果均对苏联有利：北朝鲜胜，苏联即可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以替代在东北失去的战略利益；北朝鲜败（这只有美军参战才有此可能），则美军将兵临鸭绿江畔，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必将无力对抗，只得求助于老大哥。苏联即可名正言顺地帮助中国“保护”东北，归还东北权益也就无从谈起。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缺席安理会会议，放弃行使否决权，实质是为美国干涉朝鲜战争开绿灯。其目的非常明显：让北朝鲜在战争中失败。这样，苏联即可援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名正言顺地将新中国置于苏联的“保护”之下，同时维持其在远东的战略优势。但出乎斯大林的预料，新中国做出了“抗美援朝”这一重大决策并且取得最终胜利，破了斯大林设的这个“局”，保住了东北的权益，彰显了新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决心和能力。同时，新中国勇于承担国际义务的精神和行动，也使斯大林改变了对新中国的不信任态度，中国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争得的东北权益，开始从纸面上落到实地。

无私援助：自抗美援朝开始至珍宝岛战斗爆发，中苏关系先后经历了十年蜜月期和十年论战。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苏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真正结成了全面的同盟关系，苏联在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向中国提供了大规模的援助。尤其是赫鲁晓夫上台后，为获得中国对其支持等多方因素考虑，进一步加大了对新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了156个大型工业项目（最终落实150项）。这些项目实际完成投资近200亿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中国1953年的GDP刚过1000亿元。当时中国工业人才严重缺乏，苏联派遣大批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来华指导，不仅保证了项目建设，还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工业人才。苏联还免费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援助，尤其是原子弹、导弹等军工技术和设备，大大缩短了“两弹一星”的发展进程。中国借助苏联的项目援助和大量低息贷款，迅速建立了比较完备工业体系，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其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如果没有苏联的大规模援助，新中国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迅速从一个农业国走上工业化道路。可供对比的，是与新中国基本同时建国、当时工业基础还略强的印度，至今工业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仍然没有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虽说苏联的对华援助，也是基于其国家利益考虑，但其援助是实实在在的，规模也十分巨大，说是无私援助并不为过。对此，我们也没有必要选择性忘记。

十年论战：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苏两党关系开始发生逆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分歧和矛盾日益激化，从内部争论发展到公开论战，进而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中苏关系的转折点发生在1958 年，起因是苏联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无线电台等要求。中国认为这一要求不仅有损中国主权，而且是企图以军事合作之名行控制中国之实。此后，双方的论争持续激化，1960年7月16日，苏联正式照会中国，限期召回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销毁技术图纸，撕毁双方几乎所有经济合作合同。在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苏联又偏袒印度，双方由同盟关系逐渐演变成敌对关系。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苏共一直以老子党、苏联一直以老大哥自居，习惯于对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其他党、其他国家发号施令。加之两国、两党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不可避免地交织在论战之中，致使双方现实中的矛盾和分歧更加难以调和，难以理性对话。正如中苏论战的当事人之一邓小平在1989年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所说的：“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中苏论战，表面上是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之争，实质是国与国之间控制与反控制之争，是国家战略层面的利益冲突。这种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论战方式表达出来，使分歧和矛盾日益激化，最终从盟友变成敌人。

八、世界格局：中国单挑两大阵营

处境孤立：自冷战开始，东西方阵营对峙，实质是美、苏在全球争夺霸权。基于“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苏联在二战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加之美国从1962年开始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到20世纪60年代下半叶，苏联在军事领域及全球争霸中开始占据上风。但由于美苏都建立了庞大的核武器库，形成了所谓“核恐怖平衡”，双方都意识到一时间谁也吃不了谁，遂试图缓和冲突和对立。1965年8月5日，美英苏三国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旨在限制后起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权力，其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美国政府当时最为棘手的是越南问题，希望苏联向北越施压。苏联对此也积极回应，并撇开中国，斡旋和推动了1967年5月的美越巴黎秘密会谈。在全球重大事务上，两霸“共治世界”的意图开始显现。中国当时在国际上的处境十分孤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与苏联等东方国家关系也持续恶化。中国的朋友，主要就是陆续从西方殖民地独立出来的亚非拉小国。也就是说，中国当时是在单挑世界两大阵营。如果美苏“共治世界”的意图成为现实，中国的处境会更加孤立和困难。如何打破两霸围堵这一战略困局，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当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透过现象看本质，中国高层认识到：美苏“共治世界”只是暂时的，相互扼制才是其既定的和长期的战略，表面的“共治”掩盖不了其争夺世界霸权的实质。

突破困局：认清了本质，也就有了破解之道。当时对中国而言，苏联是最大、最直接的威胁，也是最凶狠的对手。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布拉格之春等事件中，苏联派出军队直接干涉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兄弟国家。勃列日涅夫还公开宣扬“有限主权论”，为武装干涉其他兄弟国家制造理论根据，其大国沙文主义嘴脸显露无疑，也为中国敲响了警钟。自抗美援朝战争以后，美国对加入东方阵营的新中国一直充满敌意，处处围堵。但自1962年直接介入越南战争后，美国经济上几被拖累，国内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军事上也处于下风，在与苏联的争霸中已经显露疲态。美国急于扭转这一颓势，却明显处于一种矛盾心理：既希望苏联帮助其从越南脱身，又很清楚苏联不可能真心帮忙。可以佐证的是1967年5月开始的美越巴黎会谈，持续数年，毫无进展。因此，中国可以利用美苏争霸这一本质矛盾，打破其“共治世界”的图谋，进而从困局中寻求突围。实际上，当时美国已有联合中国的意愿，中国也有意借助美国的力量。但中美相互敌视长达20年，双方虽有共同利益，却严重缺乏互信，也无法直接表达和沟通。为突破困局，中国决定在持续多年的中苏边境问题上做文章，一方面表明中国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消除苏方在争议地区无休止的挑衅和既成事实的强占企图，进而促进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一方面通过宣示一种决绝的态度，向全世界、尤其是向西方国家发出明确的信号。

边界冲突：前文说过，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强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从此成为中俄（苏）东部界河，但具体边界并没有勘定。从沙俄时代到1949-1959年的中苏关系蜜月期，两国4300多公里的东部边界相安无事。由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中岛屿的归属没有界定，世代居住在江边的边民依时令上岛渔猎采摘，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下来。随着中苏两党论战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苏联终止经济合作，撤走专家，平静的边界也开始紧张起来。按国际惯例，两国界河上的岛屿，通常以主航道中心线划分岛屿归属，例如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因状如元宝而得名，苏联称为达曼斯基岛）和七里沁岛等众多岛屿，明显在主航道中心线的中方一侧。但苏联根本不管这一套，仍然沿用沙俄“先强行占领、再谈判确认”的侵略公式，无论这些岛屿在主航道中心线的那一侧，他们都派人去实际控制，然后就认为“不存在争议”。苏军边防部队从1960年开始，对上岛的中国边民先是驱赶，进而破坏中国边民的渔采器具，殴打上岛的中国边民，行为极其粗暴和野蛮。苏军的行为必然招致中国边民的反抗，双方的冲突即由此爆发，并持续不断，每年都有数千起，且有逐步升级之势。为解决边界争端，中国提议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

边界谈判：在中国政府的倡议下，1964年2-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第一次边界谈判。谈判期间，苏方一直不承认存在不平等条约，不承认有边界争端，极力回避“边界谈判”的提法，称之为“核定边界线的苏中协商”，对谈判明显缺乏诚意。因而前几轮会谈毫无进展。中方为推动谈判，建议双方交换并对照按各自理解标出的边界线地图，以便找出具体的争议地区。在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双方交换了标有各自主张的边界线地图。经过对照，双方东段边界存在争议的地区涉及岛屿600多个，面积1300多平方公里。双方随即组成专家工作小组，具体研究、讨论东段边界的这些争议地区。双方的专家基于国际惯例和专业判断，遵循主航道中心线划界原则，对600多个争议岛屿的归属全部进行了划分，确认其中的400多个属于中国（包括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其他属于苏联。双方专家唯一争执不下的，是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被苏联占据的黑瞎子岛。到6月底，除黑瞎子岛以外，双方代表团已就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在内的东段4300多公里长的边界线走向达成一致，工作小组已经形成协议。苏方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报告，建议将有分歧的黑瞎子岛地段“挂起来”，双方先草签已达成一致的工作小组协议。此时，苏联方面却节外生枝：1964年6月8日，苏共中央发出党内文件，责成其相关部委临时修改涉及中俄边界历史和地图的历史教科书，删除一切不利于苏方的提法和表述。

意外中断：此时，双方的边界谈判已经取得重要成果，工作小组协议已经接近完成。苏联此时采取的行动表明，苏方对达成边界协议明显缺乏诚意。中方对此大为不满。7月10日，日本社会党访华团拜会主席，在谈到苏联占据日本北方四岛问题时，主席说：沙俄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帐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帐。这个谈话并没有触及具体的边界问题，其目的可能有二：一是解决边界问题的意愿不强，因为反正拿不回来，将问题挂起来，在对苏关系中就始终握有一张牌。后来的珍宝岛冲突，就是利用了“领土争议”这张牌。二是希望给苏方施加些压力，推一推正在进行的边界谈判。但从中也可以体会到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大量故土被占的怨恨情绪，即使是伟人也不例外。日本报纸刊很快登了主席的这个讲话。苏共中央立即以此为借口，指示苏方边界谈判代表团不得签订协议，致使谈判中止。9月底，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专门返回莫斯科，劝说赫鲁晓夫同意签署两国东段边界工作小组协议，却无功而返。其实，中国当时是准备签订工作小组协议的，如果苏联高层接受契尔沃年科的建议，后来的珍宝岛一仗就打不起来了。只是历史没有如果一说。实际上，在中苏论战进入高潮的背景下，实在不是解决边界问题的良好时机。尤其是苏联方面，当时无意全面、彻底地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争议地区均被苏联实际控制，拖而不决对苏联更为有利。当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当时苏共内部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根本无暇顾及边界事务，双方自此再未提及恢复边界谈判问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