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表哥表姐”,并不只是少填一些表、少干一些活这么简单,根本上还是要改变一种结构性问题
1月26日,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发布微博,向中小学老师、乡镇工作人员征集了解“困于各种表格app和各种繁琐的行政打卡及各种行政表格会议检查疲于奔命的状态”,称“希望我能在这个两会上能替这些表哥表姐说句话”,并公布了自己的邮箱。
蒋胜男表示,自己已关注相关情况大半年,有中小学老师、乡镇工作者曾向她反映,“好多都是一种疲于奔命的状态,一年到头这个事儿特别多,所以我也想做一些调查。”
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一些填表类、留痕式的文案工作多。《南方周末》去年12月曾报道,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教师负担调查组成员曾深入中原地区某市一线教师群体,发现在某些地区,多线事务下沉学校的现象仍然存在,本身不承担行政任务的教师认为行政事务干扰了他们的教育教学工作。
2023年小学女教师吕某留遗书后去世,根据家属提供吕某遗书显示,吕某称除教学工作外,应对上级检查,拟写材料等课外行政工作压力大。这起不幸的事件,将教师负担过重的问题抛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其实有针对性的相关规定此前并不少。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要求统筹规范精简相关报表填写工作;2023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了《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该意见目标任务要求有效解决“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
也有地方在开展治理行动。据报道,有的地方利用数字化政务工作平台,将“千条线”织成“一张网”,减轻基层多头上报、重复上报的负担;一些地方出台厘清村级组织应尽之责和应减之负的指导目录,确保权责归位等,这些都是有益的探索。但客观上得承认,负担过重的问题相对顽固,剜除很难,反弹却容易,人们也不难感到治理中存在着某种“阻力”。
这并不难理解,形式主义有很强的惯性,一旦嵌入日常的工作结构里,就很难轻易改变。以学校为例,一些顶着“安全”之名的检查评估,恐怕没有几所学校有魄力喊一声“不干了”:事后若出现问题,该如何交代?
所以,拯救“表哥表姐”,并不只是少填一些表、少干一些活这么简单,根本上还是要改变一种结构性问题,即上级单位和包括学校在内的基层单位之间进行清晰的权责分配,明确哪些是基层单位应该做的,哪些是非必要的。将权责划分清晰了,并形成规章制度,基层单位自然也可以专注于自己的本职,对于“无理要求”也有底气说不,而不是动辄为一种泛滥式的责任加压而分心。
人们也应当明白,对于表格漫天飞的形式主义,单靠个人、个别单位甚至个别地区进行改善是不现实的,这显然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比如不同的单位进行分工协调、职能梳理,可能就需要高层面的统筹。如今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也希望这个话题可以进行深入和专业的讨论,形成更加具体的解决方案,尽快将“表哥表姐”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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