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的女儿中,知名度最高的是邓榕,这是因为她经常陪邓小平在外面行走,还写了《我的父亲邓小平》这本书,大家读了邓榕的书后,都被她深厚的感情和细腻的文笔所打动。今天帝哥就来说说邓榕的故事。
1950年,邓榕出生于重庆,父母给他取了个小名叫“毛毛”。对于这个小名,邓榕是这么解释的:“大家都这么说,我出生时,妈妈第一眼看到的我,又小又瘦,一头稀疏的黄毛,于是给我起名叫毛毛。”
邓榕是邓家最小的女儿,而且出生在建国后,所以他童年时没吃过什么苦,加上天性活泼,她的思想在家中总是显得很前卫。不过在1967年9月,邓榕开始经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造反派让邓家的几个子女和邓小平的继母夏根伯马上搬出中南海,邓小平和卓琳则留在家里挨批斗。
邓家姐弟搬出中南海后,被关到宣武门外的两间屋子里。奶奶夏根伯和邓朴方、邓质方住一间,邓林、邓楠和邓榕三姐妹住一间,每人每月给25元的生活费,夏根伯只给20元。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邓家几个子女团结一致,省吃俭用,到最后居然还攒下来了1000多元钱。
1969年10月,邓小平夫妇和夏伯根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生活,不久以后,邓榕也被安排到陕西富县插队,成为了一名知青。
1971年下半年,吕正操上将的女儿吕彤岩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邓榕所在的公社卫生院当医生。邓榕在北京时就和吕彤岩很熟,所以她只要有空,就会到卫生院找吕彤岩玩。有一天,吕彤岩突然对邓榕说:“唉,我认识一个人,叫贺平,一定跟你合得来。我要介绍你们认识!”
贺平的父亲贺彪是一位老革命,建国后曾担任过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但在1966年不幸被“打倒”,后来又被下放到江西省永修县的“五七”干校。贺平也因此受到牵连,他本来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高材生,却被下放到湖南沅江的一个军垦农场劳动。
在吕彤岩的介绍下,邓榕开始和贺平通信,因为两人有着相似的遭遇,他们发现彼此之间竟有着许多共同语言。后来邓榕回到了南昌的父母身边,她和贺平的通信仍在继续,此时两人心里都很清楚,他们已经算是恋爱了!
1972年夏天,贺平要去永修看望父亲,正好要路过南昌,他决定顺路去拜访一下邓小平一家。邓榕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父母,邓小平夫妇得知女儿的男朋友要来,都非常高兴,他们好像进入了“紧急状态”一样,做了满满一桌子菜。
贺平来到邓小平家里后,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没有一点拘束,竟然把一大桌子饭菜一扫而光,也许这是他在那个压抑的年代吃得最痛快的一顿饭。
贺平在南昌住了两天,他总是忙前忙后,抢着为邓家干力气活,邓小平也经常找贺平聊天,了解他的为人和思想动态。贺平在离开南昌前,专门把带给父亲的一条云烟一分为二,给邓小平留了一半,另一半带给父亲。要知道,在当时一条云烟是很难买到的。
贺平走了以后,邓小平专门把家人召集在一起,郑重地说:“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后来贺彪得知儿子和邓榕谈恋爱的事情后,也郑重地对贺平说:“她爸爸是个好人,你是一个男孩子,一定要照顾好她!”
不久以后,贺平正式和邓榕结婚,而邓榕也在婚后苦尽甘来,被推荐到北京医科大学学习。邓榕大学毕业后,曾在外交部工作了一段时间,还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当过三秘,回国后,她担任过全国人大办公厅副主任、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务。
尽管邓榕的仕途前景不错,但她并没有选择一直从政,她曾开玩笑说:“我们家出了‘两个主席、两个部长’,我就不凑热闹了,我喜欢做实在事。”
邓榕说的“两个主席”是父亲邓小平担任过中央军委主席,哥哥邓朴方担任过中国残联主席,“两个部长”是姐姐邓楠担任过科技部副部长,姑姑邓先群担任过解放军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
邓榕进入不惑之年后,决定写书,他要写的对象正是自己的父亲邓小平。写作的过程是艰难的,纵使女儿的感情让邓榕不能自已,可是父亲的思想过程、险象环生的战争经历和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都需要她去采访验证、思考分析和赋予优美的文字。邓榕为了写好父亲,不得不通宵达旦地工作,但她却为此感到快乐。
1997年2月,邓榕的作品《我的父亲邓小平》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她在书中深情地写道:
父亲邓小平,他不仅仅是一个改革开放的设计师,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感情的人。我想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夏伯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