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义勇军进行曲》：讲述国歌是怎样诞生的

作曲、编剧、导演、指挥、舞美、表演……任何一个环节的薄弱，都无法诞生出艺术精品。上海歌剧院和上海市徐汇区文旅局联合出品的歌剧《义勇军进行曲》，可以说在每个环节上都精益求精，创造了海派民族歌剧的新高度。正如编剧游暐之所说，该剧将当年勇立潮头的中华好儿女鲜活地重现于舞台，不仅展现了一个戏剧化的故事，更是记录了一段波澜壮阔的真实历史。

歌剧《义勇军进行曲》剧照。上海歌剧院供图

1935年5月3日，在位于今天上海市徐汇区的百代小楼录音棚，由党的左翼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影片《风云儿女》进行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首次录音。同年5月24日，抗战影片《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上演，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大江南北。1949年9月27日，《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代国歌，于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奏响。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从《义勇军进行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一首歌曲历经岁月洗礼，依然高遏行云，其中饱含的中华儿女在民族危亡时刻顽强不屈、奋勇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撼人心魄。

虽然上海歌剧院此前也创作过《国之当歌》《田汉》等以国歌为题材的作品，但当代中国舞台以“义勇军进行曲”为标题的作品这还是第一部。这部作品汇聚了国内顶尖的作曲、编剧、指挥、导演、演员、舞美设计、灯光设计、服化设计、多媒体设计等力量，在重大题材创作上创造了新的艺术高度。通过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创作者们超强的艺术驾驭能力。

既要讲清楚《义勇军进行曲》是如何诞生的，又要揭示《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上海的必然性，是该剧面临的一大挑战。歌剧选择聚焦六位历史人物：田汉、聂耳、夏衍、司徒慧敏、许幸之、王人美，并以左翼党的电影小组成立，聂耳入党，蓝衣社捣毁艺华电影公司，“三友”录音机发布，电影《桃李劫》主题歌《毕业歌》在百代录制，田汉被捕，聂耳在亭子间创作，聂耳被迫离开上海，《义勇军进行曲》传遍全中国等一系列真实事件贯穿其中。将真实的题材、人物，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浓缩在两个小时里，故事叙述因果相承、流转顺畅。

歌剧《义勇军进行曲》中，既有田汉、聂耳这样的主角，还有夏衍、司徒慧敏、许幸之、王人美等人物形成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群像；主角之间的关系也处理得非常妥帖，如对作为《义勇军进行曲》主创人员的田汉和聂耳与作为左翼文化联盟领导者夏衍的关系处理，就既体现歌曲创作者的魅力，也突出了党的领导。然而，纯粹的写实会让舞台密不透风，该剧的创作者在剧中运用了很多虚笔和写意。比如东北流亡学生白山、王人美的表妹晓月都是虚拟人物；全国所面临的危亡绝境、上海滩的光怪陆离则是大写意，让画面从舞台内拓展到舞台外，既营造出纵深感，也让情节的悲壮感、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气质得到有机融合。

歌剧《义勇军进行曲》中有20多个场景，包括战争场面、左翼小组秘密基地、艺华公司和电通公司的摄影棚、录音机试听发布会、左翼人士的家庭空间等。这些场景多时空并行，如何迅速地、连贯地迁景，且不破坏连绵不断的音乐，是又一挑战。舞美设计通过在舞台三分之一深处设置一组可以开合的边檐幕，在舞台上创造了一个“镜头”。边檐幕在深度上对舞台空间进行了分割，保证了前区演出时后区换景的遮挡需要，同时还可以配合地面车台，在不打断演出的前提下完成场景迁换。通过这个“镜头”的运动，形成“全景”“中景”和“特写”，实现突出或弱化某个主体或场景的功能。边檐幕的移动，则营造出影视语言中剪辑和切换镜头的通感，以“淡入和淡出”“闪黑”来表达时间、空间或情节的变化。场景迁换自然，同时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和观赏性，令观众如同观看电影一般，不需要漫长的等待。许多细节极有画面感，如从铁窗射下来的缕缕光线以及光线里扬动的尘埃，既有电影的真实感，还有油画般的质感和层次感。

在音乐方面，左翼文化运动时期产生的一些代表歌曲的影子在剧中穿插出现，《义勇军进行曲》的部分旋律更是成为全剧音乐最重要的主导动机，在整部剧中呈现出萌芽、长成、开花、结果的过程。从酝酿到一两个音符、曲调的形成，再到最后发展成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贯穿在剧中的多个环节，让观众慢慢领悟、逐步察觉。

文艺创作要与时代同步伐。歌剧《义勇军进行曲》，不是纯粹的复述历史，而是通过弘扬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向当下这个伟大时代致敬。导演廖向红曾说，希望舞台上全体演员振聋发聩高唱的《义勇军进行曲》，能动人心魄，触发观众的家国情怀、民族自尊感和自豪感，以及火热的爱国热情，使得观众内心也能引吭高歌起来，形成舞台与观众席的共振。歌剧《义勇军进行曲》不仅令这首象征中华民族精神魂魄的战歌在剧场里久久震荡，也令这铿锵有力的旋律在观众的脑海里久久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