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新年，总有人即将走入30岁

30岁似乎意味着分界点，从传统意义上来看，30岁意味着一个人应该成家立业，现在的我们没太有这种阶段感，但是30岁起码意味着，自己不能再声称只有二十来岁，以及马上会有更多的小孩子叫我们阿姨或者叔叔。心理上来说，从25岁变成26岁不会有什么感触，时间还多，充裕到可以随便浪费挥霍，但到了30岁，总是忍不住想想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想想自己从20岁到30岁的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

我们的记者宫子也即将步入30岁，在收到一本新书后，他打算和我们聊一聊年龄这件事：

近期收到了出版社寄来的一本新书，《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这本书记录了兔老师20岁到30岁之间种种经历与感触的随笔集，其中很多感悟我也曾经产生过，在年末忍不住回想往事的时候，那些感触和记忆也会变得格外深刻。

虽然我已经想不起来最后一次上兔老师的课是什么时候——如果是狭义的课程的话，可能是大学二年级，也就是十年之前的古代文学课；如果是广义的课程的话，那可能是我体检报告出了问题在那里感慨命运多舛并且已经在主观上将自己推向英年早逝的人设的时候，她在微信上给了我一句有病赶紧吃药。作为老师，她在书中写了很多自己学术追寻中的经历和教学过程中的感触，而作为一名昔日不怎么着调的学生，我可以写的就是本科时期的一些时光琐事以及自己即将面对30岁时的想法——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算是可以欣慰地告诉自己，30岁不过是一个计数器上的数字罢了。

20岁与日日浮生

“当然，这些笔记复印件在世上的生命不会超过两周。学生花一天时间复印，再把十四五天的时间平均分配给七八门课，背得头昏眼花，死去活来，又在交卷以后忘得一干二净。顺利的话，他们可以在放假之前收到全部通过的成绩单，彼此庆祝这辈子再也不用碰这门课了。”

——《背书和作弊》

20岁的人生，最大的资本就是时间，那时候别提整个人生的时间，就连短暂的四年大学时光在20岁的眼睛里也貌似非常遥远，貌似可以在那个校园里和同学们生活很久。20岁的年纪，很容易率真，也很容易虚伪，有点像是马丁的早晨，每隔一段时间就想着变成一个新模样。

可能某天晚上，自己突然觉得应该做一个刻苦的学生，努力攻读一下杜夫海纳的审美现象学和艾布拉姆斯的文艺学理论，得对得起自己的专业，得孕育下自己的思想，不能让大学的时光虚度；但可能第三天晚上，就觉得这些东西完全有损人类对文学的正常理解，读起来都是令人窒息的黑洞；等到了第四天晚上，又想起了人生得意须尽欢的理论，觉得20岁再不放纵的话以后没有啥放纵的机会了，于是和舍友们玩到通宵，于是之前的书统统扔到了一边；可能隔了一周，觉得必须要攻读下英文，然后买了本高难度的菲茨杰拉德的原版小说，跟着柯林斯词典去理解那每一个单词的偏僻用法，但坚持了半个月后，还是觉得与其在自己没有天赋的地方努力，不如去图书馆读尽所有小说。

写东西也是如此，写了十页觉得自己的作品已经可以媲美凯鲁亚克了，再写十页，又觉得读起来连畅销书都不如。这些断断续续的事情看起来都很短暂，但就在这个不知不觉的过程中，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就那样过去了。等到了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在江南大学的生活模式基本上是不想听的课压根不去，就看心情在图书馆里随机抽出几本书来阅读，最疯的时候大概一天读完一本晚上还能写篇东西。但是现在看着那些曾经熟悉的书名，再问我某本小说讲了什么，又完全想不起来，然而如果说这些被忘得一干二净的东西一点用也没有，似乎又不是，它们又似乎有点用。

当然我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尝试还不过是内部的，大学时期还有个我很佩服的同班同学，我已经记不清他这四年到底尝试过多少事情，搞过电影影评，自学过吉他，搞过花卉种植，开过“网店”在宿舍楼里贩卖夜间零食，当过滑板一族，参加过马拉松，留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当体育老师愁苦而同情地看着大多数男生只能在考试中做四五个引体向上的时候他一口气做了25个，由此得了个外号，“二十五哥”。20岁的年纪似乎就是这样的，如今回想，也说不清到底有什么事情影响了我们之后的人生，似乎它们都不足以大到能够具有影响人生的意义，然而它们又似乎是某个在看不见的角落时不时会自动奏响的老旧八音盒，总会偶尔响起那么一两段人生不成调的旋律。

20岁的我们，似乎都是在这种不着调的浮生中度过的。毕竟，一切看起来还远着呢——毕业论文？四年后的事情了；考研？最后一年看情况再说吧；定居成家？我们都还没玩够呢；找工作？以后再说吧；健康问题？每个人的精力都好着呢；挂科了？下个学期还能重修补考呢。唯一能让大部分浑浑噩噩的同龄人感到迫在眉睫的只有期末考试前的一个礼拜，大家要么拷贝PPT，要么借认真上课同学的笔记复印，即使是这种情况，还是有不少人看了几页之后，继续悠哉游哉地该干嘛干嘛了。

在很多人——尤其是父母那一辈的人——看来，在最黄金的年龄，在高等学府，如此不务正业地度日简直是对时光的挥霍与浪费。但我想说的是，绝大部分人在刚进入大学的时候，也并不是开学典礼刚结束就想着要去网吧通宵的，他们刚开始也是每天背着教材准备去教学楼上课的，但用不了半个学期，很多人就会发现真正讲课值得听的教授根本没有几个，很多课程要么是教师在应付了事，让人昏昏欲睡，要么就是搞了一堆我们从来没想过为什么会在大学的文学专业里开设的课程，比如秘书学，比如传播学，比如某个学期还要求文学院的学生选修一门理工科的课程，当网速快手也快的同学抢到了大学里最好的食品专业开设的酒文化和酿酒课程，期末考试的内容就是自己酿一次酒，而我这种网也慢手也慢也不当回事的学生最后抢到了一门傻眼的单片机原理。这些课程我认为坐在那里乖乖地听两小时才是对人生黄金时间的浪费。

虽然教师们也有一个简单的管理办法——点名，但总体来说，大学还是给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没有什么拘束的环境，这个环境充满着一种可能性选择的诱惑，一旦你做出了一次这种选择，不管是冒着被点名的风险翘课，还是在一两个月内实践一次心血来潮的生活规划，在做出一次选择后就很容易被这种无拘束的自我选择爽到，然后，大学里的同学们渐渐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种按时上课、按时考试，一种从选择每周翘几节课到选择每周去上几节课。不管是看似踏实地度过了四年的同学也好，还是浪费了四年时间的同学也罢，等到了四年时光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家还是发现，从现实意义上来讲，努力和浪费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前几个学期的一切都如同一场幻梦，而到了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每个人都要面对几乎相同的现实选择。

20岁到30岁之间，

时间都去了哪里

“他们是有天赋的孩子，却不敢认领自己的天赋。因为有太多的传说告诉他们，选择天赋，选择独异和单纯，将会把他们送上一条孤独而危险的道路。他们眼中的光明明灭灭，一边不满于上大学以来每天蜷在床上的时间越来越长，一边下不了决心走一条辛苦的追寻之路。”

——《荷尔蒙青春》

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周围的男同学说不上梦想有多具体，但是都特别有——“风骨”。特别是那阵子学校里流行起来了季羡林和胡适的几段真真假假的日记，于是纷纷拿着“打牌”和“成天考他娘的什么东西”这些话来给自己的游手好闲开脱。当然，其实男生们也知道自己不是胡适也不是季羡林，大家只是对大学那种教条的考查方式感到不屑，而且大学并没有提供什么展示打牌之外的专业能力的空间，只要做到每次考勤点名人都在教室，最后的考卷上几个问答题和笔记上的答案差不多，基本就是个过得去的学生了。

所以，如果在大学里遇到了那样一类老师，毫无疑问是人生的幸运——那些课会让你感到自己是真的在大学里接触不一样的见解与想法，触碰到知识的气息，而不是仅仅接触教材给出的问题和答案。但我觉得，一些老师也有无奈的地方，比如大学里的美学课，教授鼓励所有人说说自己认为的美是一种什么样的定义和概念，然后他像苏格拉底一样当场给出质疑的意见，直到二十分钟过去后，有一个坐在前排的女生急不可耐地拿着她还没能记下任何重点的线圈本说，“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也有很多同学，在大学的前两年已经习惯了教授讲课开摆自己也开摆生活，等到第三年突然来了一个要求他们发散思考、认真讲课的教师，反倒会感到极度的不适应，每天回到宿舍为了下一周需要思考的作业叫苦不迭。但不管人们习惯了哪一种，选择了什么样的大学生活，等到了大四，重要的事情只剩下了这么几件——确保拿到足够的学分，顺利毕业；完成毕业论文；找到工作。

之前的过程，变得不再重要。

在《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这本书中，兔老师提到了一个让我也去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学生们会变成这样，为什么“除了‘什么都不要当真’其他什么都没学到”，“很多人在最好的时光中到这里来，然后飞快地结束成长史，既不奢望改变世界，也不愿意改变自己。它们被生活随意揉成颓废退缩的样子，并将他们的经验转变成真理转告给所有正在步入青春的人”。20岁到25岁这期间是个非常古怪的成熟过程，可以说大部分人是被催熟的，并没有自我的成长与孕育过程。一代又一代学长们提供的经验似乎只有两种，一种是告诉你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学分绩点，坐在第一排给老师留下的印象分会多么影响成绩，进入学生会工作会对你有什么帮助，最后能够让整个大学的履历表有很多东西可填；另一种是告诉你某某老师的课狗屁不如，某些课听了也没用，不如直接躺在宿舍开摆。

在最后的学期里，你还可能遭遇到各种看起来并不公平的事情。每年准备考公务员的同学有很多，一大堆的教辅资料，每天闷头坐在空教室里复习的人也不少，很多人的刻苦程度远远超过了过去几个学期里的任何一门课程。但我也有一个考公务员的舍友，他大学几年都在我的上铺吊儿郎当，最后的一个学期，他三分之一的时间睡觉，三分之一的时间坐在电脑前玩FIFA游戏，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混杂在吃饭、刷手机、聊天和复习之中。但最后，他就是以面试第一的成绩非常顺利地考上了无锡市的公务员。另外一个回到山东后考公务员的舍友也是差不多，经常能在游戏的客户端看见他正在游戏中，然后一次考试就成功被录取。这对那些每天从早到晚耗费在图书馆和自习室复习的人来说，好像并不公平，一个人在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和最终的结果完全不成正比。只能说，有些同学很聪明，很会考试，很明白什么才是考试需要的重点。

考研的同学最后是什么状态我并不了解，因为我的舍友和朋友没有一个在最后一学期决定考研的。找工作也并不怎么理想，提供在我们面前的选项并不多，基本上实习期的那个学期大家回来之后，每个人都在宿舍里骂骂咧咧，吐槽同事和老板有多么神经病。在这些事情之下，最后的毕业论文，似乎就变成了一个流程中的绊脚石，最后的一点精力，也很容易就在反复的标准格式要求和修改中磨灭殆尽。

总之，在大学最后的岁月、也是人生二十岁开头的岁月里，大部分人的理想都已经烟消云散。持续了大学四年的爱情，最后一个学期该分手的也就分手了，理由可能荒唐到你也无法想象；在一些优秀课程里培养出来的半个学期的思想火花，最后也只是能为论文的开题报告提供一个不错的思路；那些泡在图书馆里阅读的某几本让你难忘的书籍，似乎只有在读书会上才会被他人注意到；即使是对每天待在宿舍打游戏的同学来说——新赛季排位赛的段位也清零重置了。

很难说，那四年的时光——在有用的意义上——留下了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迈入30+的阶段

“在高楼之间，在街边，隐隐可以看见有无数个黄昏奔来，等待我们用一生中所有想做而未做的事填满。”

——《看牙情书》

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自己和父母那代人，最大的差异就是他们对人生的阶段感有着很强的概念，人生的某个时期应该做什么事情是非常有条理的，而我们这代人没有什么阶段感的概念，甚至可以很调侃地说，我们这代的很多人是在上学的时候忙着成家立业，在上班的时候抽空儿放浪形骸，在家里安排相亲的前几天开始埋头苦读。我们并不觉得人生到了某个阶段有什么必须要做的事，唯一能影响的，似乎只有30岁这个年龄。在我们很多人眼里，它就像个丧钟一样，响起沉闷的一声，告诉你这辈子已经差不多盖棺论定了。

很不幸，我出生在山东，在那个地方阶段感的概念似乎更强。30岁还没有任何成家立业打算的我，毫无疑问已经成了异类。至于我的同学，毕业后大家的联系就少了很多，最开始大家还会在群里吐槽下工作岗位，会说些自己要换工作了，或者自己要结婚了之类的事情，但现在，要离职换工作的已经在新工作上待了好几年，要结婚的也已经结婚很久，大家的生活似乎都进入了一个固态，没有太多新的事情可以讲述了。

父母也经常和我说，马上你都要30岁了，之前二十来岁的时候喜欢浪荡就算了，现在你得靠谱点了。

其实“靠谱点”也不是什么坏事，它无非是在生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中，选择其中一种固定下来，只不过我们这代人似乎脑子里总会想着一些新的可能性，不断填充着生活里的空白，相对地，留给“靠谱点”的空间就变得很小了。在前年我读了一本自己很喜欢的小说，叫作《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书里的马克洛尔总是能带给人扑向新生活的向往，面对大海，做一名海员，在世界各地漂泊，在自己预见的可能性之外经历平常又离奇的冒险。当然，以我现在的年龄和状态，再去当个海员有点困难，取而代之的只能是读一本又一本小说，用小说里各式各样的故事来替代自己完成生活丰富感的部分。

30岁的焦虑，我当然也有一些，比如已经30岁了，还是一篇自己想写的小说都没有写完，总是不断半途而废又重新开始。

比如已经30岁了，工作了这么久，赚的钱还是永远不够花，每年交完季度房租后，总有那么一段手头拮据的日子。

至于其他的焦虑，我似乎并不在意。有人和我说，我现在的头发里已经出现了几根白发，而且有渐渐变多的趋势，我觉得头发嘛，早晚是要白的，既然它要变白就让它白去吧，说不定哪一天如果白头发太多，我也会去染一下，估计也不太可能是黑色，可能是白色或者绿色——这我也还没想好，看来果然是不太靠谱。

工作多年，没有积累下什么成果，什么奖项啊证书啊都少得可怜，我觉得那些稿子本身就是随风而去的，而填写申请表格的麻烦程度我也难以承受，每次非写不可的时候也就是寥寥几句，能拿就拿，不能拿就算了。

身体精力倒确实不如以前了，想想大学里自己能白天读完一本书，晚上马不停蹄地写东西，现在每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总是有一股困意袭来。这一点，我倒是羡慕年轻的自己。至于很多30岁的人在更年轻的人眼里已经属于中年人行列了这件事——对一个初中的时候就在超市里被坐在手推车里的小孩子叫过“爷爷”的人来说，别人叫我叔叔还是哥哥还是爷爷倒也是无所谓——反正不管叫我啥，我都不太会回应。

在上学的时候，我会翘掉必修学分的课，跑去图书馆里读一本考试压根不会考的书。

而在工作的时候，我也会翘掉某些要求计入考勤的会，哪怕只是对着窗外什么云彩都没有的天空发呆，或者在路边瞎溜达。

我觉得，只要人们还愿意兴致盎然地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无用之事当中，愿意认真对待毫无收益的事情，那么一个人就与变老还有很遥远的距离——与社会概念上的30岁，也会有很远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