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断绝关系的父女,一次爱情与亲情的抉择。央华年度戏剧作品《你好吗》日前在国家大剧院落下帷幕。该剧由万方编剧,王可然、张瑞执导,陶慧、李宗雷、凡银山主演,全剧聚焦在三组日常关系中:父女、夫妻与翁婿。剧中出演父亲“老贺”一角的凡银山是一名歌剧演员,而他本人的真实年龄要比剧中饰演“女儿”“女婿”的两位演员都要小。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凡银山表示,为了更加贴近一个七旬老父亲的状态,他每天排练日的早上起床,都要自言自语地跟自己说:“我今年69岁,我有个女儿,她在我49岁的时候被一个生活不检点的男演员吸引,悖逆了我的意愿离开了我……”
对话
每次演出一开场都是最紧张的时候
新京报:作为一名歌剧演员,你是如何接触到《你好吗》这部舞台剧的?经历了哪些面试、试戏环节?
凡银山:到今天为止,我都还觉得自己像是在梦里,在梦里面我从歌剧演员转变成为舞台剧演员,在导演、编剧还有大家的帮助下不断地在台上成长、成熟并且圆满地完成了全国巡演。这对我来说像极了梦、一个可以回味一生的梦。当时我收到了央华的电话让我去西安和导演见面,因为可然在那边忙着《如梦之梦》的演出,我们的见面就在酒店一楼咖啡厅,然后可然导演对我说,“从现在开始的聊天,都不许笑……”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面试了。
新京报:在你看来,王可然是一个怎样的导演?他给了你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和启发?
凡银山:在这部戏里可然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是一个情感极其细腻的人,就像魔术师一样。他总能通过他细致入微的观察,发掘出每一个人的潜力和天赋,这也使我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呈现出最佳的演出效果。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常常忘记自己的过去,我就觉得他能让我相信我就是那个人,那个我要诠释的人物。
新京报:作为一名歌剧演员,你觉得自己在演绎人物的时候,有什么触类旁通的地方吗?有什么让你最初不太适应的地方吗?
凡银山: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虽然歌剧和话剧有一些相通的地方,都是在舞台上讲述一个故事,故事里的结构、人物和戏剧张力都差不多,但不一样的是,歌剧是唱,唱功更重要一些,而它的节奏某种意义上是写好的,而且在你面前还有个指挥帮助你,作为歌剧演员就是要在自己的时间点进来即可;而话剧相比就难得多,首先它以说为主,但是它要求我们的声音更加真实地表达而非使用我们所学的发声技巧,所以相对歌剧,话剧会更加的辛苦;另外就是节奏的把握,话剧表演的节奏每次都是新鲜的、是不一样的,而且要求我们要立马根据对手的情绪及时回馈等。
新京报:剧中有没有哪场戏,让你印象最深?
凡银山:第一场,因为在大幕拉开之前我的声音就要从黑暗中出现,对着空气使用不同的语气、语调在黑暗中展现给观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必须要在第一时间进入到这个角色。所以每次演出的一开场都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演绎:让我的身体注入一个截然相反的人
新京报:对你而言,演绎老贺,最大的挑战或者难度在哪里?
凡银山:首先就是年纪差异巨大,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三个主角中年纪最小的演员,而我恰恰要演他们的父亲;第二就是性格,老贺是个军人,性格古板、偏执、是个暴脾气,而我在生活当中是个极其温和的人,这要求我在台上要完全打碎自己,让我的身体注入一个几乎截然相反的人的灵魂。
新京报:为了饰演这个角色,有提前做一些什么准备功课吗?
凡银山:首先我是刮掉了自己习惯的络腮胡子、把长发理成部队里的平头;然后在整个排练阶段,剧组安排了专门的教官训练我的行动,每天除了日常排练,我还要站1个小时军姿;除了这些,我还要观察和模仿生活中的老年人的行为举止等,因为剧中的老贺在不同场景中是年迈和年轻切换的。所以除了台词和对手戏部分,为了演好这个人物,我自己确实做了大量的尝试和练习。
新京报:作为一个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做过父亲的人,要如何体会剧中“老父亲”的心态?
凡银山:我确实在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上面下了不少的工夫,当然那些都是偏外在。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每个排练日早上起床,我都要自言自语地跟自己说:“我今年69岁,我有个女儿,她在我49岁的时候被一个生活不检点的男演员吸引,悖逆了我的意愿离开了我……”每天都一样,像个复读机一样重复提醒着我。
新京报:在剧中三位主要演员中,其他两位主演陶慧、李宗雷都是专业的影视、话剧演员,最初会感到压力吗?
凡银山: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是和有机会跟他们在一起合作的兴奋比起来就不值一提了。之前我就看过陶慧老师和李宗雷老师的作品,我很喜欢他们的表演,所以和他们在一起排练演出,是我最值得开心和骄傲的事情。为了不拖他们后腿,我只能把感受压力的时间全部投入到演好贺卫平这个人物上了。
新京报:在拿到剧本之后,这个故事以及老贺这个人物,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
凡银山:首先这个故事对我来说非常有挑战,因为我的年纪还没有过类似的生活经历。但好在这份“挑战”对我来说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之一,人物方面,老贺是一个有着鲜明时代感和极强英雄主义情怀的军人,他认为一个人活着就应该是为了“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人应该追求崇高的“有意义”的人生而非简单的“有意思”;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我基本是一致的,这是这个剧第二个吸引我的地方,所以我很乐意接受挑战把老贺演好。
新京报:从最早的彩排直到大剧院最后一场演出,整个过程中,你对老贺的理解和诠释,中途经历过什么不同和变化吗?
凡银山:确切地说这种变化每次都不太一样,大体上讲一开始我对老贺的理解更多地是停留在想要给自己的女儿提供“保护”和对女婿大余单纯的愤怒和不屑。随着排练的推进和导演、编剧以及剧中人物的反复交流、碰撞之后,我开始觉得老贺本身竟是如此的可怜,他的坚守,他的执著并没有让他实现自己的“终极理想”,反而让他失去了一切。再到后面我理解的老贺又变成了一个绝不能低头承认自己失败的失败者。他是如此关心和爱护自己的女儿,却情愿用自己的偏执让他们各自饱受伤害。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剧中老贺和女儿贺卓的关系?在你看来,老贺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
凡银山:我觉得剧中的父女关系放在今天大家也不陌生,况且加上特定时代,剧中的人物命运更加鲜明化了。在我看来,老贺是一位好父亲,他想要给女儿贺卓展现的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完美世界,所以他倾尽心血地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却忽略了身后的女儿。
新京报:老贺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断绝和女儿的关系,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反对女儿的婚姻?
凡银山:他和大余都是中年男性且年纪相仿,在同一个社会当中他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路:有意义和有意思。而在老贺心目当中的女儿贺卓将来是要干大事儿的,也是有能力干大事儿的,他绝对清楚女儿会在大余给她的有意思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恰恰那样的生活在老贺的价值观里是错误的、是和他对女儿的期望背道而驰的。
新京报:老贺和你本人的性格的相似度有多少?你有没有特别不理解他的地方?
凡银山:首先我承认我也不是一个情商高的人,和老贺一样,我也是个行动派。生活中确实我也不太会讨好别人,只是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然后努力做好它们,觉得这样世界就会美好一点儿,这也就是我的价值所在了。如果他现在真实地存在着,我们很可能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新京报:在演完这部戏之后,有没有让你思考一些什么之前你没有想过的问题?
凡银山:当然,比如父亲与孩子如何进行有效沟通;还有就是婚姻当中,如何做好一个值得依靠的丈夫;最后就是人生,有意思还是有意义……这真是个问题。
新京报:你会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父亲?
凡银山:幸运的是,今年夏天我的两个宝宝就要出生了,我一定会给他们我除了留给我老婆之外的所有的爱,我会支持他们自己的想法,尊重他们的意愿,鼓励他们、引导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意思就是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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