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

在我们的童年记忆中，或多或少都有被祖辈抚养的经历。对很多孩子来说，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比对父母更亲近、熟悉。与年轻忙碌的父母，祖辈往往更慈祥、宽容，祖孙之间形成了深深的依恋和羁绊。他们愿意为孙辈倾力付出，在最开始的几年，甚至会放弃自己所有的兴趣爱好，照顾幼儿。但因为衰老，他们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幼儿旺盛的精力和迟暮的老人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他们总有一天会永远离开。

她叫温美芬，他叫杜芳耀，因为外孙女的出生，他们离开重庆前往成都，在这里养育女孩吴为长大成人。因为学业的缘故，女孩没能在两位老人离世的时候守在身边，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离开与告别。

“我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睡，摸着外婆的耳垂睡得最好。后来长大了，妈妈让我分开睡，我睡到自己房间的小床，第一天晚上我和外婆都没睡着。夜里睡不着时，我最喜欢端着小板凳，跑到外公外婆的房间，听他们的呼吸声，每次声音太轻，或间隔太长，我就担心他们死了。”

从展览《芬芳一生》到书籍《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这个普普通通的90后女孩，为自己同样普通的外公外婆，用诗歌、照片、脚印，留下生命的最后印迹。在故地寻觅他们的身影，拜访他们教过的学生，抚摸他们穿过的衣服，点亮儿时的烤火炉，日复一日坐在他们的房间里……女孩以摄影师和记录者的视角，一点点追索和记录外公外婆的生命痕迹，也重新认识了外公外婆更为完整的人生。这段生命的旅程，既是吴为这个被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的曾经，同样也是每一个被隔代抚育孩子曾经的写照。

“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外公2013年6月8日清晨去世，他走时我在重庆。外婆2018年12月21日晚间离开，她临终时我又在北京。我两次赶回家，他们都已不可拥抱、不可触及。”两次猝不及防的别离，让这场生命最后的告别变得令人难以接受。

吴为的外公外婆都是重庆开县人。1992年，吴为出生前，他们离开重庆，到成都照顾吴为的妈妈，守护吴为的出生，直至养育吴为长大成人，“我的生命里，处处都是他们的痕迹。他们的消失让我无从接纳。”

我花了些时间，去到外公外婆生活和工作的老屋与县城，倾听他们年轻时的故事。我数次重回一起居住了十七年的家，浸入陈旧的时空，打开封存的遗物，整理他们的人生，将曾经为外婆拍摄的照片，放入现在的房间。还前往共同旅游的景点，站在原地拍摄，将现有空间、如今的我和过往的旅行纪念照三者叠加，创造虚构的真情。我从他们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组成《芬芳一生》，献给他们。

2020年3月24日，吴为回到成都过去的家中，开启了一场有关于昔日的寻觅和记录。从《家族小事》家族史记，《芬芳一生》影像画册，到毕业展览，再到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展览，以及《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的出版，吴为一次次梳理着外公外婆的人生，也梳理着自己和外公外婆共同生活的记忆。

我在故地寻觅他们的身影，拜访他们教过的学生，抚摸他们穿过的衣服，点亮儿时的烤火炉，日复一日坐在他们的房间里……我运用摄影和文字所做的一切尝试，无非是想和他们产生更多的关联，创造属于我们再续的回忆。尽管他们已经逝去，但思念常在常新，真爱永恒不灭。

这是一场有关于爱与亲情，记忆与泪水，思念与创造的漫长旅程，从“吴为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到“我们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吴为既坦诚面对了自己的情感与内心，也难免受到一些诸如“吴为对芬、芳二位老人的爱，在无数遍言说之后，还是否饱满”“说出来的爱，拍出来、写出来的爱，还纯洁吗”的质疑。

她说：“外公外婆在世时，我的成长由他们步步护佑，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全然奉献在对我爱的栽培之中。我常在想，《芬芳一生》带给了我什么？外公外婆想借由它，告诉我什么？死亡和分离会在生命里周而复始地上演，如果我无法理解它、接纳它，因它而沉溺痛苦无从自拔，那人生太艰难了。也许不需要那么多重逢，在一起时，刻骨铭心，分开时，不必回头。”

“这个创作是2021年5月10号第一次见到大家。”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研究生毕业展中，《芬芳一生》首次与观众见面。吴为展出了外公杜芳耀和外婆温美芬的遗物，还有他们曾经居住过的旧屋。作品的名字，也取自芬、芳二位老人。

16次群展，4次个展，陆陆续续的，这个项目已经参与了20次展览。而吴为今年将会参与的，是一场关于告别，思念和生命艺术的展览“Re-light重新被点亮的生命丰碑”，展览的目的是“重新思考告别”。

回一趟旧家，这个项目就真正完整了

新京报：你和外公外婆曾一同居住过的家，是什么样的？

吴为：现在记得的好像都很零碎，有些很模糊，最早生活的家记忆里已经不太有。但是很神奇，你会看一些老照片，看到家的场景，然后你会有一点点印象。

据说那个时候，我们家都没有钱买凳子，来的人就坐在报纸上面。我的第一张钢丝床是外公外婆用自己的退休金买的，从成都的百货商场，一层一层搬，搬下来之后又舍不得打那种的士送回家，所以又自己在街上扛着走。

听妈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有画面：感觉两个老人还比较健壮的时候，扛着我的钢丝床——陪伴了我很长时间的小床，到东风路北一巷。我跟我的青梅竹马都住在那里，他比我大9天，我们两家的装修一模一样。

来北京前，我带着我的书，回了一趟东风路北一巷，请了成都的一个摄影师朋友，在那里帮我拍了一些和书一起的照片。我说：“这样，这个项目就真正完整了。”

以前的家已经被别人住了，也不能进去，我就偷偷摸了一下房门，然后跑到天台，在那儿读了一首诗——给他们读了书里的诗。感觉天台离他们特别近，好像有个天线可以接到他们的天线一样，就想让他们知道这个事情。

妈妈站在衣柜前

把外公外婆的衣服

从左到右

翻来翻去

妈妈

你在干吗

我摸摸我的

爸爸妈妈

——《翻衣服》

那张我小时候和外公外婆的合影就在东风路北一巷的家里。两个皮沙发，现在在舅舅家里。后来拍这张的时候，就最想回到东风路这个家去。我当时原本不是想用这两个凳子，我是想用这两个沙发，我想把这两个沙发搬回到这个场景，把这个小圆凳也搬回去，但这个家已经辗转被其他人住过了，我就觉得不对了，那不是我的家了。我就算找到关系再回去，也不是一件事情了，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新京报：八岁的时候搬离了这个家？

吴为：在东风路北一巷的时候，我也不记得什么时候搬进去的，大概一两岁吧，住到8岁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搬到南和苑，南和苑就是拍摄的这个家。我们一起住了17年的时间。

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因为外婆是数学老师。我一年级的时候数学还能考100分，到二年级我就开始只能考70多分，因为我的脑子不太能接受30加多少等于100这样的题目，我没有办法答出中间那个数字，我的思维很机械，我就空了整组题没有做，只考了70多分，就被请了家长。老师都以为我是故意不答题，其实我是充满困惑，不知道中间那个数字应该填什么。二年级的时候，我背着我的书包，很沉重，不敢上南和苑的三楼，看到那个门的时候觉得很恐惧，所以印象很深。

我的小学在府南河边，我的初中、高中都在河边。府南河是成都的母亲河，我的小学基本上都是他们骑三轮车送我的，我有的时候有点害羞，有一种小朋友的虚荣心作祟，不想让其他的小朋友看到我是两个老人骑着三轮车送来的，感觉不太酷，希望是被汽车送去的。但就会记得在外婆的怀里，坐在三轮车后座的很多场景。

真正开始整理过去，是个很直观的过程

新京报：是什么让你想到要把和外公外婆生活的一切记录下来，把它变成一个项目？当时发生了什么？

吴为：最原始的初衷就是因为毕业是一定要有个毕业创作，我是图片摄影创作专业。

它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那会儿我根本没有想过，就知道我想做一个和外公外婆有关的创作，我就拿着这个去跟老师谈了。那个时候老师感受到了，如果我不做这个东西，就过不去了。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其实中途很困难，拍不下去想要放弃，我和老师说：“我要去东北，要去东北拍纪实项目。”因为我特别喜欢东北。但她会说：“你要坚持一下。”所以缘起我觉得是一份情感跟一个机会。

毕业创作我觉得是所有创作空间里能遇到的最好的机会，你去整理遗物，家人不会说你有毛病。你会有一个很完整的创作时间，有一个很完整的创作空间，还会得到学术支持——学校会给你很多帮助，老师会给你指导，还会跟你一起讨论。你就会感觉到，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疫情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虽然这样说是不恰当的，但它让大家都在家里。我有段时间去做《家族小事》的采访，因为它本来就是跟家有关的项目，所以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接触家人，跟家人互动谈这件事。

新京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拍摄的？在拍摄的过程中，情感上发生过一些转变吗？

吴为：我是2020年3月24日第一次回的家。在这之前做了一些《家族小事》的工作，然后做了大量的摄影调研，基本上把网上我能查到的所有和家庭有关的东西都看完。无数个文档指向了不同的大家是怎么做的，关于妻子的，关于子女的，关于父辈的……也不仅是摄影类的。

真正开始整理过去，那是个很直观的过程。

从2020年3月一直持续到了2021年4月回学校。这一年的拍摄是断续的，有的时候哭累了，我要停几天，写论文停几天，骨折了那段时间完全没法拍，骨折好了之后就密集地拍，所以有些时候强度比较高，可能会连续工作5天，然后我会缓个3天。

像鸟笼，因为它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车库里挂2个，楼上挂了很多个，有的鸟笼一碰就已经朽了，所以你需要高度注意。

报纸有很好玩的故事，收废品的阿姨每天都虎视眈眈，就那么站着，因为我不喜欢关车库，都是开着门拍的。她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她每天都问：“你还有好久，妹儿？”她就想收走，最后我让她都收走了，就特别可爱。

我并不是在做收纳，现在我也会烦恼说我以后要怎么处理这些东西。但我当时满脑子都在想哪些东西我要拍摄，或者哪些东西会击中我。最早的时候，我都是从情感浓度来选择。

我看到小黑布包，我百分之百要拍的；我看到鸟笼，会让我想起非常多童年的故事，我肯定要拍；我看到外公的烧七单，我看到外婆的死亡通知书——那些是瞬间就把我整个人击垮的东西，我完全是凭借那样的情感主导我。

妈妈

外婆最后几年的鞋

在哪里呀

你不记得了吗

外婆最后几年

没怎么穿鞋啊

——《忘了》

我的整理不是遗物整理。我不是要把这个房子清空，我只是在里面寻找跟我的回忆有关联的东西，以及把它汲取出来的一个过程。我有个阶段是很崩溃的，如果我每件衣服都要拍，每一双鞋垫都要拍，我说：我这得拍到什么时候去？所以才有了那些把很多东西放在一起的图。

在很后期，我真正开始去思考。我说：我不能这么搞了，我不能一个一个鸟笼这么拍了。我怎么能让大家明白我外公爱养鸟，而且这张图好看，能够有力量又有说服力，从影像角度是立得住的……就会开始思考很多这样的问题。

衣服、鞋是最困难的，卡了几个月都拍不了，不知道该怎么拍。因为衣服太多了，摆在那个地方特别不好看，不知道怎么有造型感，每次摆在那里，拍了几个月都拍不好。老师就开始给我找各种案例，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拍的，怎么造型的，以及帮忙做调整。

我把柜子里的衣服给拿出来，这些东西是家里的阿姨帮我一起堆的。送走了我外公外婆以后，阿姨已经不在家里做了，但她跟我们家十多年，这次也来帮忙。阿姨说：“我想来帮你。” 这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由头，它变成了一种很深的情感羁绊，大家可以再相聚在一起，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她说：“你就负责拍，我来负责帮你堆。”

这些照片是在家里拍的，开始我想把它们拿到下面我搭的车库影棚，所以工作量就很大。妈妈不理解，她不知道为什么我每天要把这些东西从这儿搬到那里，然后我发现不好，不行，我又要搬回去。

他们就应该是真实的人跟真实的过往

新京报：在创作这个项目的过程中，你的家人，特别是妈妈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吴为：那天做分享会，主持人最后邀请了妈妈上台。妈妈姓杜，主持人喊她“杜姐”。主持人说了一句话，她说：“杜姐，其实您最应该有话说，因为去世的其实是您的爸爸妈妈。”

我当时一下就哭了。

我完全忽略了这是她的爸爸妈妈。

因为所有人都在说，“你的外公外婆”，“我也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我好像已经忘记了，加上没有被提醒过，所以我没有过多去关注妈妈。你会感觉到她的情感有变化，她的状态有变化，她开始跟你谈论……但是更多的时候，我要处理这个东西怎么拍？接下来有哪些工作？变得很事务性，所以我反而忽略了她的诉求——她有多难过，我只关心我有多难过，我有多艰难，跟我要去处理什么。

所以当主持人提出来的时候，妈妈说：“要对为为说一声谢谢。”

外婆最后的照片拍摄于她去世前的2017年。在这个阶段，妈妈是非常对抗我的。因为她心里很烦躁，很不安，很恐惧，而你就拿个相机在那站着。所以她说，其实她最早的时候是不愿意的，觉得不好。

《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封面照片中的千纸鹤是妈妈帮我贴的。它们原本装在一个瓶子里，是我们有一年送给外公的生日礼物，上面所有的字都是我妹妹写的，因为我妹妹写的最好看。

关于千纸鹤的照片总共有5张，大家都会用到的这张其实就是一个大的黑布，然后用了很多蓝丁胶。这些千纸鹤都是妈妈帮我一起贴的，因为对我来讲，这些非常烦琐，我就把我妈拽过来，我说：“你能不能跟我一起贴一下？”她就帮我做这些，还帮我把外公的报纸整理好。外公最早的报纸是凌乱的，一张张整理的过程是妈妈帮忙完成的。

电话簿那张是最好玩的，我妈坚决不同意在书里用，因为我每次都会请妈妈审稿。她说：“这里面好多人电话号码都在用，这样子不行，绝对不行。”最后我们换掉了里面每个人的电话号码，里面没有一个电话是能打通的状态，没有一个是指向了真实的人跟电话号码，要么抹掉了一位数字，要么换了位置。

新京报：2021年，你完成了《家族小事》。《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节选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本书里的很多故事其实是没有公开出版过的？

吴为：对，没有。我一直有很强的诉求，想要完整地把它放在这个版本里，但大家都觉得它过于私人，编辑选完之后我加了一个。我说：“有一段故事我很喜欢，不在里面，我可以加吗？”他说：“可以。”就加了一个进来。如果让我选，是选不出来的，因为它们对我来说是平等的，所以只能其他人来选。

新京报：重新加进来的是哪个故事？

吴为：我最喜欢的是蚂蚱。最好笑的是因为他们都说开县话，我舅舅他们都是开县的。当我听采访录音的时候，我听他说油蚱蜢儿。我没有听过油蚱蜢儿，我就说：“油蚱蜢儿是黄鼠狼吗？”舅妈说：“不是，是蚂蚱。”我之前每次看到这个故事都起鸡皮疙瘩，我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人，她要去跟一个蚂蚱求证这件事情，蚂蚱还真的可以告诉她这件事情，它可能有一点冲击我的人生观，然后觉得很有意思。

温家纸厂有个学校，我幺姨温苾芬在那儿代课，我舅舅在那儿教书的时候，我都去过。幺姨脸圆圆的，生娃儿死的。

我记得有个故事，都说幺姨要生娃娃嘛，有一天晚上，那个油蚱蜢儿，跳了那么长一路，跳到屋里来，妈就有点儿预感了。妈就在说，是不是幺姨要走了。她和油蚱蜢儿说，如果是的，你就再来看一下，第二天那个油蚱蜢儿又跳过来，就是那天过后，幺姨就死了。

这是唯一一个我要求编辑加进去的故事。对我来说，它们都很宝贵。当时我做这个的时候，我要去问每一个受访对方，这些信息属不属实，能不能用。我二姨就不愿意我用，因为她讲了我外婆的坏话。从伦理上来讲是不好的，但其实那是很真实的。我觉得这是朱老师一直在强调的，她不希望我去美化两个老人，不希望我去把这件事情做得过于滥情跟纯洁。

本来他们就应该是真实的人跟真实的过往，会犯错，会不耐心，会发脾气，会有很多人性的弱点。我觉得那个是有意思的——看到他们人性的弱点，跟我记忆里可能很多东西对不上的时候，反而是有趣的。

死亡太寻常，它就这样发生了

新京报：2023年12月初，《芬芳一生》这个项目参与了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第十二届生命文化节活动，在活动中进行了展出。为什么会想要参与一个和死亡、殡葬有关的展览呢？

吴为：在这个项目开始有了一些社会话题跟公众属性之后，它就不再局限于摄影展览的类别。它有时候会被邀请到比如说有个旧衣改造的，要展衣服的实际物品，他们觉得这也是相关联的。

展览的预展已经结束了，正式的展览应该是3月份，在上海。

它会让大家去重新思考告别。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开始关注死亡这个话题，我看到他们的介绍的时候特别感动。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么多人会来讨论这个议题，我也不知道有一些人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这里面虽然有一个很完整的内核是死亡，但是它其实是源于一份思念跟情感，你无法逃避跟躲开，所以你才要去面对，只是它指向了死亡。所以我会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当它变得越来越多元，可以进入很多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它好像更有生命力跟力量了。

其实到后期，我几乎没有拒绝过任何机会，这是大家一起帮忙做出来的项目，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去拒绝机会。我会感觉这个项目变得独立，它跟我一定程度上已经分割开来，我就像一个助理一样协助它。让它能被看到，让它去体验和感受，我觉得那是它要去完成的事情。

新京报：从某种层面上而言，《芬芳一生》这个项目其实跟生命与死亡有着很大的关系，特别是死亡。在整个项目的进行过程中，你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样的？

吴为：我感觉我在做之前还是挺怕死的。

不知道自己会去哪里，也不会那么勇敢，那么频密地要去讨论它。

今天早上还在跟一个朋友发信息，我说我走了之后不想要有仪式，我想要捐赠我的遗体，如果有骨灰会像撒金粉一样。我跟妈妈讲了，我妈骂我神经病，她说：“你去跟你孩子说。”以前的老人可能会很避讳，我妈现在也很避讳，但是我现在会觉得，这是要谈的。我那天花了很长时间，在路上聊清楚了她走了之后到底想去哪里。我说：“妈妈，你到底要去哪里？你想过吗？”

她说她想要跟外公外婆在一起。

我说：“那好，我知道了。”

晚上我单独跟爸爸散步，我说：“爸爸你要去哪里？你想好了吗？”

以前他肯定会问：“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但现在就会变成还蛮日常的话题。

如果一个人他不去谈论死亡——我们普通人能看到的终点——如果都不去谈论它，你在这个过程里面走的会很迷茫的。每天都吃喝玩乐加工作，然后就过完了。

是挺难的，你要把所有人抽离出来，从那甜蜜的幻象里面抽离出来说。我觉得太难了，几乎不可能，因为没有人愿意听这些的，每个人都只想看到那些非常光鲜的、亮丽的跟美好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如果《芬芳一生》和《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让大家有那么一刻抽离出来一下，想象着有一天，我最爱的人，最爱我的人，然后包括我自己都会离开，你现在做的选择有没有可能不一样？有没有可能你今天会对你的家人耐心一点点？

我现在有些时候会有那种恐惧，我不会想跟我爸妈吵架。万一我今天跟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句气话，然后我们没有然后了怎么办？

外婆的骨灰端出来时

工作人员叫走了

妈妈二姨大姨

不让她们看它

我和哥哥姐姐

不记得有没有妹妹

盯着那盘子灰

仔仔细细

不敢认她

——《不敢》

我后来无数次地想，我说：我怎么会不记得我最后一次跟外公外婆挥手的场景？我现在都不记得我最后一次跟外婆分别的场景。不记得了，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是最后一次。

没有人在旁边说：这是最后一次，你留心了，看仔细了，记得拥抱，要哭够。没有，任何东西都没有。它太寻常，它就这样发生了，我觉得这是很要命的，很残忍。但是倒过来讲，它也是非常滑稽跟有趣的。因为正是有这些东西的存在，人生才好玩。

采写/何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