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公安部政治部主任，77年被停职调查，后被开除党籍、军籍

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很多身兼要职的军政领导都被诬陷“打倒”。其中，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被“打倒”之后，该系统的工作曾一度陷入混乱不堪的局面。为了让公安部正常运转，只能从军队中抽调干部顶上这个缺口，施义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担任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施义之就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之后，积极维持公安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公安部在一把手李震和施义之的领导下局势逐渐稳定。但1977年施义之却突然被停职调查，后来还被开除党籍和军籍，要想了解内情还要从文革谈起。文革爆发前夕1965年12月，在江青和林彪等人的主导下，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上海会议”上首先被“打倒”。这位开国大将也是文革开始后，第一位被“打倒”的党内高层，罗瑞卿被诬陷蒙冤“打倒”之后，刘复之和凌云等几位副部长也开始被动接受审查。这种情况下就导致公安部领导班子严重缺人手，甚至都无法正常运转。为了让公安部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决定从军队中抽调部分将领，其中就包括沈阳军区副政委李震，以及当时担任三野21军62师政委的施义之。1917年施义之出生于江苏武进，21岁参加新四军并于同年入党。入伍之后施义之进入新四军第四师并被选入“锄奸队”，由于工作表现突出被组织提拔为“11旅锄奸科”科长、组织科长。施义之跟随重组后的新四军参加了抗日战争，并一直在“锄奸队”任职。国共战争时期新四军第四师被编入“华中野战军”，施义之被委任为9纵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后来华中和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1960年7月施义之又开始担任三野21军62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等职务，属于军队内部的一名团级干部。施义之在军队中的资历和地位，也是他能被周总理选中并调入公安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接到上级命令时，施义之并没有马上同意这次调动，无奈之下上级领导只能给施义之做思想工作，并且还明确地告诉他这是周总理的指示。而且前往公安部担任政治部主任，是一次从团级跃升为副部级干部的大好机会。禁不住上级反复劝说，而且也无法继续推脱的施义之，最终决定服从上级领导的命令去公安部任职。施义之到达北京后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提出让施义之放心大胆地施展自己的能力，不要“前怕狼后怕虎”，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直接找他反映问题。就这样施义之才听从了上级领导的命令，进入了当时人心浮动、秩序混乱的公安部工作。作为由周总理亲自选调的“灭火队员”，施义之在面对群龙无首、日常工作一度停滞的公安部时，也曾向配合一把手李震扭转乾坤，但随着“造反派”的势力越来越大，局势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这期间还发生了一起疑案，1973年10月21日，时任公安部部长的李震自杀，身为公安部政治部主任的施义之负责办理此案，经过调查后给出的结论居然是“他杀”。后来施义之将此事上报给周总理，并配合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谢富治，对数位无辜干部进行了隔离审查。李震自杀后施义之成为了公安部的实际负责人，但是在此期间他并没有坚定自己的信仰，更没有为被冤枉的同志伸张正义。在对一大批干部隔离审查时，即使发现了“冤假错案”也没有勇气及时纠正，甚至为了个人利益和得失还将错就错。当然，也有人认为在那个特殊时期，施义之在办理党政军队高层干部案件时，难免会受到“四人帮”及其党羽的威胁和左右，所以出现冤假错案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但正义虽然会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1977年一部分得到平反的领导干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并开始控诉和揭露文革时期的不公正对待。一时间施义之成为了众矢之的，主要问题就是他在清查公安部档案时参与了诬陷活动，在中央政治局领导的指示下，施义之被停职并接受隔离审查。审查期间施义之不断为自己辩解，甚至还搬出了“上级指示”的挡箭牌，但历史终究不会放过一个坏人。1985年施义之被开除党籍和军籍，中央领导念及他在革命时期做出过贡献，所以最终决定每月给发放150元生活费，直到1995年78岁的施义之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