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欧亚旧大陆视角下的蒙古史-5

本书说，从蒙古帝国到元前期活跃在华北的重要人物，例如汉人军阀史天泽和张柔两人都“被正式认定为‘蒙古’人”, “甚至在接收南宋之后，也确实有旧南宋人被当作‘蒙古’人”的（103—104页）。我以为恐怕不存在可以支持这一判断的任何确凿证据。说到这里，还须稍微回到对“成为īl”的讨论。书里说“成为īl”可以引申为“成为伙伴”之意。汉译本译为“伙伴”的日语源词是“仲间”（naka-ma）。如果此处的“仲间”最合适的汉语对译词果真为“伙伴”，那么无论是否考虑到熟悉蒙古史的阅读者也许会误从“伙伴”一词联想到蒙古语里的“伴当”（nökör，元代又音译为“那可儿”。村上正二在《蒙古秘史》的日文译注本里，就是用日语“仲间”来诠释“那可儿”的），或者在当时很流行的源于突厥语的“斡脱”（ortoq，译言合伙人）, “成为īl”都不必定就是“成为伙伴”的意思。因为“伙伴”意味着在一个较小圈子之内各个私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尽管“成为īl”即成为自己一方的人，然而在己方之人的大范围内部仍然是有很多等级的，其中成员未必都能与游牧新领袖结成可以称得起“伙伴”的私人关系。另外，作者说窝阔台之死很可能“是在其身边却感到越来越不得志的耶律楚材下的毒”（139页），也不知道是何种隐秘的线索引发了作者这样的猜想。

本书作者宣称，“很容易被视作中华帝国之典型的隋、唐”，由于“其出身和由来也都深深继承了鲜卑拓跋部的血液和体质”，所以从代国、北魏、北周直到隋唐两朝，都“属于‘拓跋国家’这个系列”政权链条中的一环（48页）。这个说法里包含着由含糊导向误判的可能。“血液和体质”云云，与唐前期的核心权力集团成员多出于汉化的胡人或胡化的汉人这一史学界共识，意思不大一样。盖前者是血统论，而后者属于文化论。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见解，是把民族看成一种文化共同体，而不是血缘共同体。因而个体的民族身份界定并不取决于血统，而取决于他本人认为自己是谁的文化归属感；据此，隋唐帝室属于何种民族，基本上就不是一个“血液和体质”的问题；更何况尽管现在颇有人以为李氏来自胡族，但即使从“血液和体质”的角度，至今也没有发现什么证据可确认此说。

隋唐王朝的统治体制无疑有种种“胡化”影响的成分。但是支撑着当日国家的制度主体，包括对非郡县地区施行“羁縻”式间接统治的制度渊源，仍然是从秦汉继承下来，又经过改造和发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体系。即便这两个王朝的帝室果真都出于胡族，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无由改变。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以汉唐连称来标示汉文明在公元第一千纪的历史属性。说隋唐是汲取和融合秦汉、北魏及其继承国家的制度成分于一体的“中华帝国的典型”，恐怕要比武断地把它们归入“拓跋国家”系列更合乎历史的实相。

涉及蒙古时代的文献史料，“以波斯语和汉语两大史料群为主，多达二十多种语言”，使这门学问变成一片“穷尽人类知识也取之不尽的可畏的领域”（20页）。为了辨认在不同文字的材料中不断转换其书写形式的诸多关乎名物制度的特殊名称，作者特别讲究译音用字的细节，并在这方面表现出极深厚扎实的专业素养。但在少数场合，他对此的强调未免有过分之处。对世界史上著名的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s），作者拒绝使用源于希腊语的这个已众所周知的名称，而执意采用它的波斯文发音，音译为“哈卡玛尼什”（Haxa- maniš）。他说，“在确知其原语的情况下，西式的通称和俗称就显得奇怪了”（29页）。“阿契美尼德王朝”作为专门词条的名称，被列入由全球一千三百多名学者参与撰写的《伊朗学百科全书》。把它改成一个谁也认不出来的专名，似乎是不必要的。“匈奴”的名称在汉语以外的拼音文字里写作Hun，应该更接近于该人群的自我命名。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在汉语里也改称它为“匈人”？无论是汉文史料中的“吐蕃”或内亚及中东各种语文乃至西文中的“吐波特”（Töpüt、Tubbat、Tibet等），即使不全都起源于粟特语，至少都不源于古代藏人的自称。难道我们应该也为古代吐蕃王国的自称（Bod Chen-po）另拟一个假古董式的新名称吗？

本书认可东南亚史、内陆亚洲史、南亚史、中亚史、西亚史等“作为多元领域”的各个聚合体单元，却唯独不认可东亚史也可以是与前者相当的一个范畴。据说“东亚这一用语隐含危险和质疑”，所以作者坚持，应当把它裁解为“日本史、朝鲜史、中国史”，分别加以处理（31—33页）。这是因为17世纪的日本已“与超越日、中、韩的‘世界’相遇”，幸得以在欧亚大陆被分割成几个“陆上强国”之时，走上建立“海上强国”的道路，从而“出人意料地和欧洲处于相似的状态”的缘故吗（249—250页）？作者语焉未详，无须对此多加猜测。不过这样的议论总易于让人联想到日本从前的“脱亚入欧”论而感觉有些奇怪。

全书的结束也耐人寻味。作者提醒说“为了更好地生活于‘当下’”，历史既必不可少，同时“也应着眼‘今后’”；而联系着三者的纽带，就是“帝国”的形态。读到这些话，我好像看见了作者面对“还根本没有最终确定”的“广义的亚洲”时那双忧郁的眼睛（272—273页）。

姚大力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