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于1936年渡河东征之际,时任山西“新共产党委员长”的张慕陶突然给阎锡山写信,以陪妻子治病为由从太原转去北平,实则就是为了躲避共产党的追捕。由于张慕陶的影响力较大,再加之他此前是共产党的身份,所以阎锡山非但没有追问,反倒还赠送其足额费用。和妻子辗转来到北平的张慕陶,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比较舒坦的时光,但这段时期以来,其实他并未停止过关心国内大事的脚步。一方面他积极鼓吹反蒋,另一方面又积极鼓动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联合起来和中央军对抗。1936年12月,张杨二人面对蒋介石发动兵谏,“西安事变”爆发,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最终组建。西安事变结束一月有余,张慕陶在杨虎城的盛情邀请下从北平马不停蹄地赶赴西安,杨虎城此番邀请张慕陶前来为的就是向他咨询下意见,让他帮忙给群龙无首的西北军和东北军出个主意。果不其然,张慕陶仍旧坚持了此前的主张,他建议应当和中央军展开军事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把少帅给迎回来,否则根本不能给蒋介石制造压力,张学良的安全也不能得到保证”,如此一来,张慕陶的言论确实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带来了严重的阻碍。不仅如此,张慕陶在从西安返回太原之后,仍旧鼓吹反对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大放厥词“国共合作本质上就是阶级投降”,如此民族危难之际,张慕陶以如此之言论足以证明其毫无民族大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际,为了共同商讨抗日大计,时任第二战区司令官的阎锡山特意向我党抛出橄榄枝,邀请周恩来奔赴太原。为共同应对抗战局势,当时八路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所属区划就在阎锡山管控的第二战区,所以此番商讨势在必行。但谁都没有想到,一生几乎从未开口骂人的周恩来竟然在此次太原之行中破例大骂了一次。周恩来到达太原当天的下午,先是在阎锡山的带领下去检阅了留守太原的国民党军队,而后就抗日、团结民主党派等重要问题展开首次会谈。不知不觉中已来到了晚上,身为东道主的阎锡山早已为周恩来一行人准备了隆重的宴会。宴会上,国共两党和部分民主党派人士来往间推杯换盏,好不痛快!虽然周恩来一向是以文人风范立于国人面前,可他的酒量同样大得惊人,甚至就连大将许世友都要略逊一筹。就在众人交谈甚欢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突然让满面笑颜的周恩来呆滞住了,紧接着脸上没了笑容,不等那人反应过来,周恩来已经破口大骂开来:“你有什么资格站在我面前,你有什么资格面对我们,可恶的投降分子,赶紧带着你的投降主义滚出去,以免脏了我的眼!”顺着周恩来手指的方向,会场所有人急速将目光投向那人身上,不错,此人就是时任山西晋南长冶行政公署专员的张慕陶,此行也是收到了阎锡山的特别邀请,更何况以他的身份也够格参加这个集会。但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阎锡山竟然会在如此场合上将张慕陶请来,明知道张慕陶已经是被开除共产党籍的人,而且他还一贯坚持“反对建立抗日统战”,所以上面那一幕也就不难理解了。张慕陶曾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为期三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奔赴在陕西地区,为共青团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1928年在莫斯科延期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上,张慕陶还曾被推举为代表。1929年的中共顺直扩大会议上,鉴于张慕陶长期以来的工作和白色恐怖愈演愈烈的现实,党中央委其重任,让他担任了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好景不长,伴随着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共产党在国内的活动也越来越举步维艰。在这种关键时刻下,张慕陶的政治信仰发生了偏差,竟然公然和党纲党纪唱反调,非但没有执行中共中央的决策,而且还加快了非法成立“第二党”、“第二省委”的步伐,由此被削除党籍。考虑到张慕陶工作经验丰富,党中央特于1933初恢复其党籍,并且将其派往察哈尔担任要职。可张慕陶终究是背离过政治信仰的人,没过多久,张慕陶就因错误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而被再次开除党籍。也正是因为如此,再加之他一直以来干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举动,所以才惹得周恩来在公共场合对他破口大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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