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康生否定我国外交路线，被毛主席痛批：要不要找人对质？

康生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特殊人物，他干了很多坏事，陈云曾给他下过一个断语：“康生是鬼不是人。”毛泽东很早就看出了康生的为人，他曾对康生所犯的错误有过三次批评和抵制，今天帝哥就来聊聊这几次批评。

第一次批评是在延安时期，1938年8月，康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社会部的职责是进行情报和反特务的工作，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安全部。中央之所以让康生来担此重任，是因为他曾在30年代担任过中央特科的主要领导，有一定的情报工作经验。杨尚昆曾在回忆录中写道：

那时，毛主席很称赞他，大家也觉得他不错，认为他很有本事。

1943年，延安开始了审查干部的运动，当时党领导的根据地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边区周围频繁活动，力图派遣特务打入我党内部，从中破坏。在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对干部进行审查是很有必要的。中央决定，审干的日常工作由康生主持。

康生主持审干工作后，为了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完全不顾延安的实际情况，给许多无辜的人都扣上了“特务”的帽子。7月15日，康生在中直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把审干运动推向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康生在报告中说：

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

康生的这个报告后来被印成文件，发往各个单位和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抢救运动”在延安仅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的“特嫌”1400多人，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

张闻天认为康生的做法实在太过了，便对他说：“知识分子中哪来这么多特务？”

康生却一本正经地说：“你不要怀疑，我把材料给你看。”

张闻天看完材料后说：“这些东西看来是编的。”

康生却坚持说：“是真的。”此后他依然我行我素。

幸亏毛泽东及时发现“抢救运动”出了问题，他几次作出批示，要求审干不许搞逼供，而且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1943年底，延安的审干工作转入甄别阶段，经过甄别，发现90%以上都是冤假错案，党中央为这些受冤屈的人进行了平反。

1945年初，毛泽东主动承担了此次审干运动的责任，他把受到冤枉的人召集在延安大礼堂，心情沉痛地对大家说：“这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随后他向大家脱帽鞠躬，赔礼道歉。

虽然和毛泽东一起坐在主席台上的康生没有受到直接批评，但毛泽东通过此事看出了他的为人，后来毛泽东曾对人说：“我们党内‘左’得不能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们切记，不要相信他的话。”

第二次批评是在1960年初，毛泽东在广州接见了负责研制原子弹的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他问宋任穷原子弹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宋任穷回答：“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1964年。”

但在一旁的康生为了讨好毛泽东，却说：“1964年爆炸迟了，还是应该1962年爆炸。原子弹提前爆炸一天，就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早一天有利。”

毛泽东见康生根本不懂科学，于是批评他说：“康生，你去当部长吧！”康生听到这话以后，再也不敢吭声了。

第三次批评是在1965年8月底，此时的康生已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一次由他召集的会议上说：“我早就认为，建国以来的外交路线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在座的人听后大惊，因为建国以来的外交路线，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亲自制定、周恩来具体贯彻的，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都肯定了建国以来的外交工作。散会以后，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问康生：“康老，关于建国以来的外交工作的路线，是总理请示主席后才定的，你刚才所说的，是不是过头了？”

康生却坚持说：“你还年轻，还不懂得什么叫路线，什么叫路线斗争。政治上的问题，复杂得很！”

雷英夫认为，康生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说话是要负责任的，他便把此事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又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十分生气，决定找康生好好谈一谈。

康生来了以后，面对毛泽东的质问，他却抵赖说：“没有这回事，我怎么会跟主席、总理唱反调呢？一定是有人别有用心、栽赃陷害了！”

毛泽东自然有办法对付康生，他说：“这是雷英夫同志报告的，他不仅报告了你讲话的内容，还提供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要不要找他们对质啊？”

此时康生才明白再也无法狡辩，他一下子就软了下来，竟瘫坐在沙发上，流着泪说：“主席，我想起来了，我确实说过这个话，我错了，不该胡说八道。您也知道，我这个人嘴臭，经常信口开河，我今后一定改正错误！”

毛泽东见康生已经承认错误，便只是严厉地批评了他，并没有给他处分。

尽管毛泽东多次对康生进行了批评和警告，但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后来他又干了许多祸害党和人民的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