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开国少将的双胞胎儿子被判死刑，父亲说出了8个字

1979年11月14日，杭州“二熊”接受公审，6000多名义愤填膺的群众聚集在公审现场，对审判结果翘首以盼。最终熊北平被判处死刑，因认罪态度较好缓期两年执行；熊紫平因拒不认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正义的枪声响起时，“二熊”事件终于尘埃落定。在此之前很多人都担心，办案人员会碍于“二熊”父亲是开国少将，因此“不敢”判得太重，殊不知这种担心完全没必要。因为这位开国少将在得知双胞胎儿子的累累罪行后，只说了八个字：“公事公办，不得求情。”被判处死刑的杭州“二熊”之父熊应堂，1911年出生于湖北黄安县，身为贫苦农民家庭中的长子，他的身世非常悲惨。6岁丧父、9岁母亲被卖，失去双亲后因无法维系生活，只能将8岁的妹妹送人当“童养媳”，他为了生存也只能给地主家当长工。1927年，16岁的熊应堂开始在家乡参加革命活动，转年红军路过黄安县时，他又跟随红军队伍四处征战。直到1929年大山寨战斗中，熊应堂一马当先、英勇杀敌，得到了红军领导的认可，才正式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同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骁勇善战的熊应堂加入共产党，一年后又跟随大部队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中，熊应堂曾8次负伤、九死一生，成长为一名对党无限忠诚的革命军人。1955年，年仅44岁的熊应堂，在“第一次授衔”时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被组织任命为“二十五军”和“空四军”军长；后来又历任上海警备区和南京军区副司令；1965年担任“二十军”君子和浙江省军区以及建设兵团司令。熊应堂虽然身居高位，但始终以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平时在工作中关爱干部，在整个军区都有口皆碑。他身边的警卫员、秘书、司机，都认为熊应堂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党员，尤其是生活上一直都非常俭朴。遗憾的是这位严于律己的老党员，却并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双胞胎儿子，以至于他们一步步地走向犯罪深渊，脱变成欺男霸女、为非作歹的恶棍，甚至还涉嫌叛国投敌，这也成为了熊应堂人生中最大的污点。1952年熊应堂的妻子颜露，为他生育了一对双胞胎儿子。41岁才有儿子的熊应堂喜出望外，并给儿子取名熊北平和熊紫平。但让熊应堂始料不及的是，正是这对“坑爹”的儿子，日后酿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新中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都需要从零开始建设，军队自然也不例外。要职在身的熊应堂由于工作过于繁忙，不仅平时很少回家，也根本无暇照顾妻儿，所以照顾和教育孩子的重任，就落到了颜露一个人的肩上。颜露身为军队干部家属，不仅没有严格要求自己，对两个儿子更是有求必应。正因为颜露的过分溺爱，才导致熊北平和熊紫平，在娇生惯养的家庭中，养成了嚣张跋扈、无法无天的性格。正所谓“慈母多败儿”，“二熊”最终走向灭亡和母亲的教育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上小学时两兄弟就养成了仗势欺人的恶习，打架斗殴、欺负同学、目无师长都是家常便饭。长大之后不仅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而且还依仗父亲的权势调戏妇女，忙于工作的熊应堂无暇教育儿子，只能将他们送进军队，并期望他们能重新做人。进入部队后两兄弟依然恶习不改，很多军队干部碍于熊应堂的情面，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做法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他们不仅经常喝酒闹事、打骂战友，还多次调戏妇女，甚至还侮辱了一个女战士。即便如此，二人不仅顺利退伍，而且还分配到了杭州重点企业工作，在此期间他们依然本性不改。1974年至1978年的四年多时间里，一共猥亵、调戏和强奸了上百位妇女，很多有女儿的家庭都敢怒不敢言，只能在背后骂他们是“两头恶熊”。1978年8月，众多受害者向杭州政府联名举报“二熊”，时任浙江第一书记的铁瑛了解真相后，立即向中央和军委汇报了相关情况，得到中央的批复：立即逮捕“二熊”。但罪大恶极的两兄弟依然十分嚣张，很多人也认为他们的父亲熊应堂会“出手相助”。但令所有人都十分惊讶的是，熊应堂不仅没有徇私舞弊，反而立场坚定地告诉办案人员：“不要看我面子，更不要为他们求情，公事公办。”得知父亲的态度后，“二熊”就像撒了气的气球似的，整个人都瘫软在地上，第二年在“公审大会”上，二人分别被判处死刑。在“二熊”事件中颜露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身为父亲的熊应堂也难辞其咎。身为一个父亲不关心儿子的成长，对儿子的罪行更是后知后觉，这本身就是大错特错。尤其是在得知两个儿子，借助他的官职“狐假虎威”时，不仅没有及时制止还妄想他们改邪归正，怎一个“忙”字就能脱得了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