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你的首席执行官已失踪 2

第六章 你的首席执行官已失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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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你的首席执行官已失踪2

自我欺骗在进化论层面的益处
如果你是一名佛教哲学家,此时或许会感觉沉冤昭雪了,但或许也会感到疑惑。为什么自然选择会设计出这样的大脑,使人自我欺骗?有一种答案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相信自己,就有助于说服别人相信我们。向他人证明我们是始终如一、理性、有掌控力的行动者,当然是对我们有利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对我们狩猎—采集时代祖先的基因传播是有利的。
还记得那个右脑接受行走指令的人吗?当被问及要去哪儿的时候,他的左脑说要去取苏打水。他给出的答案不是真实情况,但是确实给了他一定的自信。他看起来像一个能够掌控自我的人,不会毫无来由地四处游荡。相比之下,据实回答的人会这样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站起来,也不知道要去哪儿。有时我就是会做一些毫无来由的事情。”如果在狩猎—采集时代有这样两个邻居,你会选哪一个一同去打猎?你想要和哪一个成为朋友?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这类问题的答案是有分量的:如果你被认作不值得合作、不适合做朋友的人,你的基因就会陷入窘境。
简而言之,从自然选择的角度来看,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始终如一、理性、有自知之明的行动者,对你是有好处的。所以,当你的真实动机和你的大脑中与外界沟通的部分失去联络时,大脑的这片区域就会编造出一个合理的动机。
当然,虽然有合理连贯的动机是成为朋友和协作者的有利条件,但是单有这一点还不足以决定一切。如果某人有清晰、始终如一的目标,但是他一直无法实现目标,或者无法为团队做出贡献,或者无法兑现承诺,那么这个人就无法得到朋友和协作者的信任。因此,我们不仅会讲述(而且相信)关于自身始终如一的故事,还会吹嘘自己的能力。
大体说来,我们都会这样。1980年,心理学家安东尼·格林沃尔德(Anthony Greenwald)提出“益效”(beneffectance)这个概念,用它描述人类自然而然地向世界展现自我的方式——带来益处且对他人造成影响。自那以后,很多实验显示,人们不仅会自我美化,而且对此深信不疑。
他们真的有可能是对的!世上确实有许多能带来益处且能对他人造成影响的人。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多数人在这方面都高于平均水平是不可能的。然而,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在运动能力和社交技能等各个层面都要高于平均水平,坚实的证据在这种自我美化的评估中也会遭到否认。有一项研究调查了五十个人,结果发现,他们都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高于平均水平——可惜这五十个人在参与调查之前不久都遭遇过车祸,其中三分之二的人被警察认定是事故的主要责任方。
除了宣扬自己的能力,我们做得更夸张的是美化个人的道德品质。在诸多研究中,有一项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一般人都认为自己比正常人做了更多的好事,犯了更少的坏事。蒙田(Montaigne)去世之后将近五百年,科学终于证实了他略显温和的评价:“除了有自知之明这一点,我自认为是个普通人。”
而且,我们不仅会认为自己在假想的人群中高于平均水平,在一个很小的团队里,我们也会认为自己比一般的团队成员更有价值。在一项研究中,共同发表论文的科研人员被问及各自在团队中的贡献。在平均四个人的小组中,所有成员自称的功劳比例总值为140%。上个句子中最关键的词是“功劳”。如果团队没有出成果,那么团队成员自认为对结果的贡献比例就会缩水。
人们经常会注意到这类自我欺骗行为,至少会注意到他人有这样的倾向。在美国的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描述了常见的八种偏见,比如,“他们会争夺成功的功劳,否认失败的责任;他们认为取得成功全靠干劲和能力等个人特质,认为遭受失败全赖无理的工作要求或不充分的指导等外界因素”。受访者在谈及这八种偏见时都认为,普通的美国人比他们更容易受这类偏见的影响。库尔茨班如是总结这个发现:“我们认为自己比一般人强,不像一般人一样心存偏见。”
记忆的运转方式又成为我们自大偏见的帮凶。尽管有些痛苦的经历会牢牢刻在记忆中——这或许可以使我们避免重复类似的错误——但是,总体说来,我们更容易记住自己表现好的时候,忘却表现不好的时候。而且在我们的记忆中,积极经历的细节要比消极经历的细节生动很多,就好似正面事件就是要精心修饰,详尽地向大众展示。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人身上发生的积极和消极经历,都没有类似的叙述细节不对称性。
此外,当我们向他人讲述一段经历的时候,复述的过程也会改变我们的记忆。所以,如果我们每次对故事做一点修改——忽略对我们不利的事实,夸大有利的内容——经年累月,我们对真实经历的记忆就会发生改变。这样做才更容易说服他人相信我们的故事。
当然,人们也不总是自我夸耀,还有自卑的人——从进化论角度来看,关于为什么某些经历会使人产生自卑心理,有一些颇为合理的猜想。此外,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会影响每个人讲述和相信的个人故事。在一项研究中,外向性格和内向性格的人分别记录下每日的情感经历。后来,外向性格的人回忆的经历往往比实际经历更积极,而内向性格的人回忆的经历往往比实际经历更消极。这也证明自我夸耀虽然在人类中很普遍,但也并非铁律。不过,要注意,这两类人都错了,他们各自的性格引导他们产生了不同的幻觉,但这两类人都被幻觉操纵了。
我们讲述的个人经历还会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一般来讲,亚洲人自我夸耀的程度比西方人要低一些,但在某些特别的方面——特别是对群体的忠诚度等“集体主义”品德——亚洲人又比西方人自我夸耀的程度要高。尽管如此,从全球范围来看,自我夸耀还是占主流,特别是在公平、正义等伦理道德方面,一般来讲,人们都认为自己的品德高于平均水平。道德的自我粉饰会造成自以为是的结果,引发并激化各种冲突,小到争吵,大到战争。
说到底,我们至少身处两种幻觉中。一种是关乎“意识自我”的本质,我们以为自己对事物的掌控力比实际情况要强。另一种幻觉关乎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即我们的能力和品德。你可以将这两种错觉称作“关于自我的幻觉”。二者是协同作用的。第一种幻觉帮助我们说服世界认同我们是统一、始终如一的行为者:我们不会毫无来由地做一件事,而且我们做一件事的理由是讲得通的;如果我们的行为应该得到赞扬或遭受责备,那么得到这些评价的应该是一个内在的我。第二种幻觉帮助我们说服世界认同我们应该得到赞扬,不应遭受责备;我们的道德水平比一般人的更高,效率也比一般团队成员更强——我们有“益效”。
换言之,如果你要在头脑中建立一个负责公共关系的部分,那么它就应该和“意识自我”一样。人类学家杰罗姆·巴可(Jerome Barkow)曾写道:“我们有理由认为,自我在进化上的首要功能是作为印象管理器官,而不是大众心理学中认为的决策者。”在此我只想补充一点,大众心理学本身或许也是进化功能的一部分,我们展现出有能力、正直的自我,完全是基于对自我力量的认同。
诸多思维
如果“意识自我”不是首席执行官,并非想象中的行为引导者,那么我们的行为由什么来引导呢?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呢?
在心理学领域,特别是进化心理学领域,人们逐渐达成共识,认为思维是“模块化”的(modular)。这样来看,你的大脑是由很多专门的模块组成的,模块可以评估境况并做出反应,模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塑造了你的行为。而且,模块之间的大多数互动是你意识不到的。
模块化的思维模型虽然问世时间不长,细节尚不完善,但是很有前景。首先,这种模型符合进化论的逻辑:大脑经过漫长的演化,逐渐构筑成今天的模样,当我们的物种遇到新挑战的时候,新的模块就会补充进来。我们能看出来,这种模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生命中更重大的内在冲突,比如,要不要对伴侣不忠,要不要吃药,要不要再吃一个甜甜圈。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将思维看作模块化的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其有助于我们理解佛学冥想老师讲授的内容,比如“想法自我思考”,而理解了这一点就有助于我们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
但是,模块化的思维模型有一个大问题:它的名字。“模块”这个词本身很容易被误解,所以,在探讨模块化思维之前,我们先澄清对模块的三种错误构想:
1.模块并非一些物理隔间。你不能指着大脑的某一部分就说:“这个模块负责通过他人的话语、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推测他人的想法。”心理学家确实认为有这样一个模块:“心理理论”模块(自闭症就与这个模块的缺陷有关)。但是,科学家想要通过脑部扫描勾画出这个模块的轮廓时,却发现这个模块分布很广,在大脑的不同区域都有,有时在这个区域更活跃,有时又在另外一个区域更活跃。
2.不同的模块不同于一把瑞士军刀的不同刀片,也不同于智能手机的不同应用程序。我说这些的时候有些犹豫,因为模块化模型的倡导者有时会用上述形象做类比。但在真实情况中,不同的大脑模块之间的交互和重叠比瑞士军刀刀片之间的交互和重叠要多,甚至比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之间的交互和重叠还多。
比如,有些心理学家称,有一个“骗子检测”模块可以帮助你分清应该信任谁。这个模块应该很接近“心理理论”模块,但二者不完全重叠,它或许会与某种标签模块有重叠。标签模块会根据对方能否通过骗子检测,给对方打上负面或正面的标签。
更复杂的是,需要检测的骗子有很多种。有交易型骗子,比如不择手段的二手车销售员;还有情感骗子,比如不忠的伴侣。由同一个模块负责识别这两种骗子到底合不合理?二者之间很可能有些重叠,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有可能通过下面的方法做出评判:我们感觉对方在说假话的时候,他们是否敢于直视我们的眼睛。但是二者又并非完全重叠,因为在两个案例中,驱动骗子检测机器的动机体系不同:我不会因为忌妒而特别注意一个二手车销售员的面部表情,如果我认定他不值得信任,也不会因忌妒而发怒(不过,只有在他卖给我的二手车抛锚之后,我才认定他不可信,或许我会因忌妒之外的原因而发怒)。总而言之,大脑中不同模块的功能划分和活跃区域并不像“模块”这个词暗示的一般清晰。所以,如果你想用“网络”或“系统”之类的词来描述,也大可随意。
3.模块不同于一家公司组织机构中的各个部门。我刚才就指出模块之间的交互和重叠非常普遍,而且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大背景就是大脑没有首席执行官,这样看来或许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详述一家公司的理想工作状态与大脑运转之间的本质差异。模块之间往往没有服从与和谐可言。模块之间确实可能会协作,但有时也会竞争,而且竞争得非常激烈。有人曾经制作了一系列大公司的组织机构滑稽图,微软因为内斗很激烈,被画成了一支循环解雇大队。我们大脑的内部争斗没有这么激烈,但有时也和微软的组织机构图很相似。裂脑实验的先驱加扎尼加就曾写道:“尽管模块内部有分级处理的情况出现,但是模块之间好像并没有等级分化。所有这些模块都不需要向部门领导汇报——这是一个放任自由、自组织的体系。”
最后一个句子有一点矛盾。“放任自由”和“自组织”的隐含意义不同。不过,还是如之前所说,这两种状态并不一定在大脑中同时出现。有时大脑感觉好像是放任自由的,有时感觉更有组织性,好似混乱的状态得到了解决。另外,组织感有时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放任自由的状态可以发生在潜意识层面,也可以在潜意识中得到解决。“在某一特定时刻,哪一种状态冒出来占据主动,你意识到的就是哪一种状态。”加扎尼加写道,“你的脑中是一个狗吃狗的世界,不同的系统相互竞争,想要赢得意识的认可。”
加扎尼加说脑中是“狗吃狗”的世界时,他所说的不仅仅是指想要吃甜甜圈(甚至偷一个甜甜圈!)的你与保持克制的你之间的斗争,就像《化身博士》里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之间的斗争一样。其实,这样的心理斗争,本身就属于意识的一部分。我们在后续章节中探讨俗称“自控”的问题时,会论及模块间的这类斗争。加扎尼加探讨得更多的是在潜意识或几乎无意识的层面解决的心理斗争。我所关注的事物,我讲述的关于我所关注的事物的故事,我讲述的关于我自己的故事——所有这些选择的结果,而总体来说,做出这些选择的并不是“我”——意识的“我”,我们认作“自我”的“我”。
说了这么多已经足够引发你思考你所认为的“自我”是否配得上“自我”的标签!库尔茨班曾写道:“如果你的大脑真的是由很多功能不同的小模块组成的,而且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意识,那么我们就没有特别的理由认为它们中的某些是‘你’或‘真的你’或你的‘自我’或别的特别存在。”库尔茨班在《人人都是伪君子 》[Why Everyone (Else) Is a Hypocrite:Evolution and the Modular Mind]一书中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他对佛学中的“无我”思想并不是特别熟悉。在“无我”思想出现千年之后,他在科学的引导下提出了与“无我”思想不谋而合的观点。
库尔茨班提出,“意识心”并非“特别”的存在,对此我有些异议。我认为“意识心”是特别的,因为它是有意识的。它可以感觉到快乐和痛苦、喜悦和悲伤。正是情感能力和主观体验的能力赋予了生命意义,赋予了道德问题价值。假想地球上全是人类一样的机器人,它们没有任何主观体验,那么摧毁或创造它们到底有没有明确的善恶可言呢?
虽然说“意识心”——意识“自我”——有特别之处,但和我们平时认为的那种特别不同。它不是总统,而是更像美国众议院议长,它主持投票,宣布投票结果,但无法控制投票过程。当然,众议院议长在幕后也可以做些动作,可以对投票过程施加影响。所以,我们也无法排除“意识心”在暗处发挥的作用。
事实上,你可能会发现,认为冥想可以大幅提升“意识心”的影响力是很有帮助的——“意识心”甚至可以从众议院议长变成总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或许会发现,理解大脑在任意时刻是如何决定由哪个模块负责是非常有用的。这也是我们下一章要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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