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彭真开会时说：若毛主席错误不检讨，将对党留下恶劣影响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为了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中央、省、市、县、重要厂矿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计7000余人，史称“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谈到了出现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他说：“你违反了经济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社会主义谁也没干过……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

不过一些会议代表并不完全认同毛泽东的说法，刘少奇在会上发言说：

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是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刘少奇发完言后，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也发言强调：“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是党的生活受到了严重损害，忠臣受到迫害，人们不敢讲真话了，看风使舵，吹牛拍马，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基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刘少奇和刘澜涛都难以再逾越自己的身份继续“向上问责”，这最后的一层窗户纸，最终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彭真捅破了。

1月18日，彭真在大会上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彭真这一席话，震惊了在座的所有人。多年以后，薄一波回忆起此事时说：“彭真当时敢于这样披肝沥胆直言，是很不简单的。30年过去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彭真同志的这些话。”

第二天，周恩来为了保护彭真，同时使会议不触及毛泽东的威望，他在发言时主动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他说：“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

尽管周恩来讲了话，但陈伯达仍抓住彭真不放，他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见自己的意思完全被陈伯达扭曲了，只好解释说：“现在从上到下，都应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自我批评，这不但无损党和毛主席的威信，相反会大大提高，大会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幸运的是，毛泽东接受了彭真的意见，1月30日，他在大会上主动进行了自我批评：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向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正是因为毛泽东主动承认了错误，“七千人大会”开出了求真务实的风气，为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毛泽东的错误，是因为他有着很强的党性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并不是针对毛泽东个人，其实在彭真的心里，他是十分崇敬毛泽东的。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怀疑四项基本原则、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风，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感到困惑，也发生了动摇。彭真对此深感忧虑，他虽然受过委屈，但从不以个人的遭遇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每当他每谈到毛泽东时，总是先谈其功绩。

1980年初，彭真有一次和秘书杨景宇聊天时，说了这么一番话：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与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两码事。旗帜就是方向，一定要举；丢掉这面旗帜，就会迷失方向，党心民心会乱，那还得了？

……

讲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就不能把账都算在毛主席头上，我们这些人都有责任。扪心自问，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

彭真的这番话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力地驳斥了那些否定毛泽东的歪风邪气，他的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也将永远被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