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全盛时代 第一节 论周末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下）

一由于交通之频繁也。泰西文明发生，有三阶段：其在上古，则腓尼西亚以商业之故，常周航于地中海之东西南岸，运安息、埃及之文明以入欧罗也；其在中世，则十字军东征，亘二百年，阿剌伯人西渐，威慑欧陆，由直接、间接种种机会，以输入巴比伦、犹太之旧文明与隋、唐时代之新文明也；其在近世，则列国并立，会盟征伐，常若比邻，彼此观感，相摩而善也。由此观之，安有不藉交通之力者乎？交通之道不一，或以国际，各国交涉，日本名为“国际”，取《孟子》“交际何心”之义，最为精善。今从之。或以力征，或以服贾，或以游历，要之其有益于文明一也。春秋战国之时，兼并盛行，互相侵伐。其军队所及，自濡染其国政教、风俗之一二，归而调和于其本邦。征伐愈多，则调和愈多，而一种新思想，自不得不生。其在平时，则聘享交际之道，常为国家休戚所关，当时群雄割据，大国欲笼络小国以自雄，小国则承事大国以求保护，故其交际皆甚重要，非如周初朝觐贡献方物，循行故事而已。故各国皆不得不妙选人才，以相往来。若《相鼠》、《茅鸱》之不知，将辱国体而危亡随之矣。其膺交通之任者，既国中文学最优之士。及其游于他社会，自能吸取其精英，赍之归以为用。如韩宣子聘鲁而见《易象》、《春秋》，吴季札聘上国而知十五国风，皆其例也。而当时通商之业亦渐盛，豪商巨贾，往往与士大夫相酬酢。如郑商弦高，能以身救国；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而阳翟大贾吕不韦，至能召集门客，著《吕氏春秋》。盖商业之盛通，为学术思想之媒介者，亦不少焉。若夫纵横捭阖之士，专以奔走游说为业者，又不待言矣。故数千年来，交通之道，莫盛于战国。此其四。

一由于人材之见重也。一统独立之国，务绥靖内忧，驯扰魁桀不羁之气，故利民之愚；并立争竞之国，务防御外侮，动需奇材异能之徒，故利民之智。此亦古今中外得失之林哉！衰周之际，兼并最烈，时君之求人才，载饥载渴。又不徒奖厉本国之才而已，且专吸他国者而利用之。盖得之则可以为雄，失之且恐其走胡走越，以为吾患也。故秦迎孟尝，而齐王速复其位；商鞅去国，而魏遂弱于秦。游士之声价，重于时矣。贵族阶级，摧荡廓清，布衣卿相之局遂起。贵族阶级，最为文明之障碍。中国破此界最早，是亦历史之光也。士之欲得志于时者，莫不研精学问，标新领异，以自取重，虽其中多有势利无耻者，固不待言。而学问以辨而明，思潮以摩而起，道术之言，遂遍于天下。此其五。

一由于文字之趋简也。中国文字，衍形不衍音，故进化之难，原因于此者不少。但衍形之中，亦多变异，而改易最剧者，惟周末为甚。仓颉以来所用古籀，象形之文，十而八九。近世学者搜罗商、周钟鼎，其字体盖大略相类。至秦皇刻石，而大变焉矣。《说文序》云：“诸侯力政，……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闻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然则当时各国，各因所宜，随言造文，转变非一。故今传《墨子》、《楚辞》所用字，往往与北方中原之书互有出入。《汉书·艺文志》谓“秦始造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其实日趋简易者，人群进化之公例，积之者已非一日，而必非秦所能骤创也。文字既简，则书籍渐盛。墨子载书五车以游诸侯，庄子亦言“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学者之研究日易，而发达亦因之以速，势使然也。此其六。

一由于讲学之风盛也。前此学术既在世官，则非其族者不敢希望。及学风兴于下，则不徒其发生也骤，而其传播也亦速。凡创一学说者，辄广求徒侣，传与其人。而千里负笈者，亦不绝于道。孔子之弟子三千；墨子之巨子遍于宋、郑、齐之间；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许行之徒数十人，捆屦织席以为食：盖百家莫不皆然矣。此实定、哀以前之所无也。故一主义于此，一人倡之，百人从而和之；一人启其端，而百人扬其华，安得而不昌明也？此其七。

此七端者，能尽其原因与否，吾不敢言；要之略具于是矣。全盛时代之所以为全盛，岂偶然哉！岂偶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