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全盛时代 第一节 论周末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上）

第三章全盛时代

第一节

 论周末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

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盖七事焉：

一由于蕴蓄之宏富也。人群初起，皆自草昧而进于光华。文明者，非一手一足所能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几也。传记所载，黄帝、尧、舜以来，文化已起，然史公犹谓搢绅难言焉。观夏、殷时代质朴之风，犹且若此，则唐、虞以前之文明，概可想矣。凡人群进化之公例，必由行国进而为居国，由渔猎进而为畜牧，由畜牧进而为耕桑。殷自成汤以至盘庚，凡五迁其都，盖尚未能脱行国之风焉。孟子颂周公之功，则曰“兼夷狄，驱猛兽”；《诗》美宣王之德，则以牛羊蕃息。盖殷、周以前，尚未尽成居国、成农国也。及文王化被南国，武周继起，而中央集权之制大定，威仪三千，周官三百。汉学家言，礼仪《周礼》也；威仪《仪礼》也。孔子叹之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自豳、岐以至春秋，又数百年，休养生息，遂一脱蛮野固陋之态。观于《左传》，列国士大夫之多才艺、娴文学者，所在皆然矣。积数千年民族之脑精，递相遗传，递相扩充，其机固有磅礴郁积、一触即发之势。而其所承受大陆之气象，与两河流之精华，机会已熟，则沛然矣。此固非岛夷谷民崎岖逼仄者之所能望也。此其一。

一由于社会之变迁也。由尧、舜至于周初，由周初至于东迁，由东迁至于春秋之末，其间固划然分为数时代，其变迁之迹，亦有不可掩者。虽然，其迹不甚著，而史传亦不详焉。独至获麟以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顾亭林《日知录》云：“自《左传》之终以至战国，凡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已尽矣。”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为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欧洲十四、五世纪时，学权由教会散诸民间，情形正与此同。此近世文明所由开也。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此其二。

一由于思想言论之自由也。凡思想之分合，常与政治之分合成比例。国土隶于一王，则教学亦定于一尊，势使然也。周室为中央一统之祖，当其盛也，威权无外。《礼记·王制》所载：作左道以惑众杀；作奇器异服奇技淫巧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盖思想言论之束缚甚矣。周既不纲，权力四散，游士学者，各称道其所自得以横行于天下，不容于一国，则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奸七十二君，墨翟来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谓“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言论之自由，至是而极。加以历古以来，无宗教臭味，先进学说，未深入人心，学者尽其力之所及，拓殖新土，无挂无碍，岂所谓“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者耶？庄子曰：“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学者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篇。孟子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盖政权之聚散，影响于学术思想者如是其甚也。此其三。